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

摘　要：《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不仅是考察该地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史料，亦是揭示本区域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文章在叙述宋、元和明代碑刻的同时，另还结合传世文献来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科举和教育中的典型特色。

关键词：《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科举；教育史；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200-05

《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为南陵徐乃昌(1868—1943)所编。全书分为金器(钟、鼎、彝器)，石器(附玉器)，陶器，石刻(碑志、摩崖、坊表、题咏、题字、桥柱、井嗣、造像、塔幢)，古物，杂识(铼印、泉刀)，补遗，共十七卷，前设例目一卷，另有《安徽金石古物存真》一卷。书衣页题字用宋体，书名页题字用楷书，落款用楷书：“张启后书岢”，并钤有“张”和“启后”私印二枚，书牌页题：“安徽通志馆印”。

是书本应属《安徽通志》中一部分。在清道光、光绪间，曾两修《安徽通志》，仍未设金石一门。直至进入民国后，徐乃昌才编纂出了《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说明是书的刊出是对前者的一大补充。尤其在该书中涉及一些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有关的文献，可以说是考察该地区人文发展中的重要史料，笔者兹将依据其典型特征来进行具体分析。

一、科举碑刻的文献价值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中，史料的来源主要涉及两类文献，一是传世文献，另一是出土文献，而今日所要论述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的科举碑志则属于出土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史传之不足，还可订正其讹误，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来辨章学术，考镜文化源流。

在徐乃昌所纂《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一书中，收录了两类与科举有关的碑志：一是进士题名石刻碑志，另一是登科题名石刻碑志。以进士题名石刻碑志来看，其文献来源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属于宋代石刻碑志的有“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在滁县醉翁亭梅瑞堂后壁”和“重立进士题名记在当鎏县旧太平府学”。属于明代石刻碑志的为“南陵县学进士题名记在南陵县文庙东”。这里仅就登科题名记的记载来看，“和州登科题名记在和县文庙”就属于宋代石刻碑志中的一部分。然而在宋人进士题名记里，“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在滁县醉翁亭梅瑞堂后壁”最应值得重视。原碑刻“题名石刻立于礼部贡院”，徐氏在纂此书时并未见到拓本，而是依据陆耀通《金石续编》来进行录入，其碑志形制为：

石高六尺四寸，广三尺二寸，碑首横题：“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十一字，篆书。下分六截，上截刻诏书制策，下三截分刻知贡举等衔名，五截刻进士题名，每行十人，下截刻记并正书。

从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有御笔手诏、御笔第一道、知贡举、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检试卷官、别试考试官、别试点检试卷官、御试、敕差初考官、敕差覆考官、敕差详定员、敕差编排官，以及一至五甲的题名记录等。

由“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统计看，五甲题名列于前十位的分别是：福州25人、饶州13人、常州13人、建州12人、玉牒所12人、兴化军12人、开封11人、处州11人、温州11人、衢州10人。这里仅据福州府而论，有10个县榜上有名，看来该地区不仅教育水平高，而且人才尤其杰出。据《福州府志》记载：“福郡人物盛于赵宋，洛闽大儒嫡弧咸萃，厥壤共肩圣道。”[3’说明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人才之盛，而且还是一个诞生大家的摇篮。又以此表排比结果来观察，不仅清晰地反映了宋代的人文分布情况，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宋代科举情况的探讨，以及该时期教育发展史的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此碑的发现，亦可订正传世文献中的讹误。钱大昕曾言：“佑《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第一甲王佑等十八人，第二甲甘焯等十九人，第三甲索杨等三十七人，第四甲孟致诚一百廿二人，第五甲戴几先等一百四十四人。案《文献通考》，是榜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佑四川进士二十三人，今以石刻证之，实三百三十二人。”由于《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碑的发现，也证明了马端临在编纂《文献通考》时仍然存在差误。

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贡举始分三甲”，淳化三年(992)改三甲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两种[s]。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分赐五等进士：“上二等日及第，三等日出身，四等、五等日同出身。”[6]到南宋后再变为一、二等赐进士及第，三、四等赐进士出身，五等赐同进士出身。从人物研究角度来分析，绍兴十八年(1148)这次科举考试最值得重视，其中涉及到两位人物，一是来源于建州建阳的朱熹(1130—1200)，另一是从常州无锡来参考的尤袤(1127—1194)，这两位考生都对华夏文化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朱熹，按最终考试排名只进入到了五甲，列于第90位。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按照规定也只能“赐同进士出身”。绍兴十八年他刚19岁，可以说以这样的年龄来看，能考进五甲，已经是很不错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并潜心地投入到文化精髓的系统研究之中。尤其以所纂《大学章句》来看，曾纂成于淳熙己酉(1189)二月甲子。在刊版后，又发现了有许多处仍值得认真思考，所以直至临死前一天他都还在对《大学·诚意章》一章进行细致修改：“三月初，先生病已甚，尤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学·诚意章》，午后暴下不能兴，随人室堂，自此不复能出楼下。”以其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来看，他完全进入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境界之中，就是凭借其有永不放弃的精神，永不懈怠的治学态度，终于成为了继孔、孟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说明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元代以后，又实施了“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的政策，其科举试题也均从《四书》里面出，为此朱熹撰《四书集注》就成为了士人应试的唯一标准。由此看来，一个人的考试成绩仅是衡量其能力的一个方面，所揭示的成绩也限制在某一时段内，并且是属于暂时、或短暂间所获得的荣誉。其实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如果要在这方面创造更大成就，也只能靠自己永无懈怠的奋斗，才有可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敬重，其实朱熹的成长历程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再就位列三甲中最后一名的尤袤来看。宋孝宗曾有褒奖，赞赏为：“如卿才识，近世罕有。”就他的诗歌创作而言，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南宋四大家”之称。这里仅就他的私人藏书而论，也多达3200种，在南宋间颇具特色。尤其是所纂《遂初堂藏书目》在中国藏书史和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并被学界称为开创版本著录先河佳作，并对后来的版本学、校勘学研究产生了重

要影响。所以晚清著名学者叶德辉在论述到他的杰出贡献时就言到：“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藏书目》。”

二、安徽历史中的教育碑志研究

教育碑志属于石刻文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记录人类文明的重要凭证。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讲义》中把石刻中的碑志划分为了三种类型：“颂功德、纪政事，则有碑碣之属；述言行、叙生卒则有志铭之属；作文化宣传品，则有石画及刻经之属。”以下所要论述到的主要与前两部分内容密切相关：

(一)元明时期的学田石刻碑志

元明时期的学田石刻碑志是《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古代学田发展中的重要史料，所载学田情况，均见于下表：

按上表所列，涉及到两个时期的内容；一是元代石刻碑志，另一是明代石刻碑志。依照刻碑类型划分，又可分成五个方面：府学、县(州)、书院、寺庙和家族。学田是我国封建时代学官所置田产，是开展教育活动赖以维持的经济支柱。

早在宋仁宗时曾命令国子监及兖州各置学田：“判国子监孙寅言：‘知兖州日，于文宣王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从学者不减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请以杨光辅为兖州讲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其后，“诸旁郡多愿立学者，诏悉可之，稍增赐之田如兖州，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至神宗时则普及到了各地，曾颁诏云：“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元有学田不及者益之，多者听如故。”今据徽宗大观三年岁终统计，全国二十四路已有学田“一十万五千九百九十”顷。尤其到了南宋年间，学田数量不断得到扩大，许多州、县学田已达数千亩之多。由于有作为学校物质保障的学田存在，故此使宋代的各郡县儒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进入元代以后，“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并提出建学，使用设科选士之法。在“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日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日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看来元人在建立政权后，清醒地充分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了政权更加巩固，特施以笼络来积极争取汉族儒雅士人为其服务。自宋以来，江南各路及府、州、县所办学校均遗留有学田，入元后其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扩大选才途径，便号召那些富裕之家也来积极“出钱粟赡学”，并建立书院。看来这就为统治者在遴选、提拔人才时搭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育人平台。学田是办学中不可动摇的经济基础，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但是当时有些寺院和豪强也出来侵占和掠夺学田，这些情况当然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并在法令中明确规定：凡“属学校的田地、水土、贡士庄，不拣是谁，休争占侵犯者”。其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法规也未得到严格贯彻，也有可能是因法规的陈旧又滋生了新的弊端，也有些官员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感叹说：“夫法久则弊，易变则通，斯圣贤因时立政之格言也。今学租之弊，苟不立法防闲，则作伪书者日甚，恐废弛愈久而莫能张举也。”。所以那些曾因长期租借后而被强行侵占或掠夺的学田就被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诸如《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所载“太平路儒学归田记”就属于一个典型范例。按照历史行政区划来划分，太平路在当时属于江浙行省。据《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记载：“太平路，唐置南豫州。宋为太平州。至元十四年，升为太平路。”所辖地区分为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太平路儒学田岩地总若干亩，沦于豪民、富僧者积有其年矣。”其中有状告芜湖县僧人莫德富强占太平路儒学田六十九亩一角二十七步，地一亩三角；也有状告繁昌县灵山寺僧智念，长期强行霸占儒学灵山鱼池四十六亩、罗大夫沙地并水面一顷七十六亩三十步之情况记载。当然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历史因缘比较复杂，特别是自佛教从东汉传人中国以后，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兴衰均与统治者的爱好有很密切联系，所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特别是进入唐宋间，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唐代的韩愈就极力反对过宪宗迎佛骨。特呈有《谏佛骨表》以示批评。而在宋代，除徽宗不信佛以外，其他皇帝皆信仰佛教。对于佛教，作为绍兴十八年进士的尤袤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曾奏云：“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但是在人元以后，崇奉佛教之风就更为泛滥了，其状况被史学家描述为：“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不仅皇帝常做佛事，而且还把大量的钱财和土地赏赐给了寺院，说明当时的僧人不仅在政治上已享有了特殊地位，而且经济实力也显得十分雄厚，所以也就直接导致了在某些地区出现“儒多寒酸，学官满三年率去，力莫能竞”的衰败局面。看来豪僧们之所以能够强占学田，最后致使学官的衰败，这除有深厚历史渊源以外，仍同当朝皇帝的偏爱和怂恿也是分不开的。

明太祖开国后，首先“上谕中书省臣日：‘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仪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华夏地域辽阔，人口的众多，刚经过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要想恢“复先王之旧”，当务之急是在兴立学校。虽然京师已设立有太学，也仍然满足不了人才的需求。故此，又颁布了“郡县立学校”令：

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E2s]92。”。

按上所述，如果在这里把国子监太学除外，明

统治者就把地方学校管理模式划分成了府、州、县三级。并且对每一级在教授设置、官属几品、生员数量和俸差等方面都做有明确规定。今从上表所列石刻碑志中反映出来的明代安徽学田的情况分析，所涉及到的是县儒学田、县文庙田、家族义助祭田和禅寺给常住田这样四种类型。

(二)朱熹与“白鹿书堂规”

本书宋石刻碑志中收录有一张“文公朱先生白鹿书堂规”拓片。原碑立于当鳖县太平府学。是书所收拓本高五尺四寸，广三尺二寸，两截，刻上规下记，规十六行，行二十字，字径一寸五分，记十六行，行十六字，字径一寸，均分书。此碑在研究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不仅明确指出了教育目的，还阐明了教学过程，以及提出在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虽然这些思想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早有记载，然而把它系统地汇集起来，并用“学规”的形式来加以揭示，这完全是属于朱熹首创。到后来，这个“学规”也就成为了后世办学的准则，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反映出佛教文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佛教源产生于印度，两汉时传人中国，东晋初其势始盛。沿及南朝，各地还大兴寺庙，汇聚僧侣。寺院为了传经授道，并建立起了禅林讲学制度，订立了“清规”。梁武帝佞佛，拾身佛寺，登坛讲经，其听众可达数万计。一朝君臣，如醉如痴，不啻南朝时期佛教风行之缩影。至陈、隋之际，西来佛说与我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而形成中国化的佛学。唐代时，佛学大兴，宗派林立，到开元、天宝间就达到极盛。其中江西百丈山怀海禅师所撰的《百丈清规》，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法规文件，当然这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国后来的教育制度。虽然武宗毁佛，但其势甚微，经历五代纷乱之后，颓局已成。而北宋一统，理学之崛起，中国学术就翻过了佛学鼎盛一页。宋儒义理之学虽然以辟佛相号召，实则构成了理学理论重要支柱之一。朱熹作为一名由佛到儒的传道者，不仅深知禅林法理，同时还对儒教有细致研究。尤其深感当时官学的日益衰落和科举制中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曾于《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严厉指出：自“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于是学者们就自固起了壁垒，并仿照禅林教义的传播形式来建立起了书院，估计朱熹的“白鹿书堂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出来的。当然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借鉴业已成熟的禅学法理来对时弊进行匡正。并云：

熹窃观古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令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其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问，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将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从上面所引的碑文来看，他强烈地批驳了那些“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和“取利禄”的不良风气，特别强调在白鹿书堂中应树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纯正学风，进而恢复到古圣贤所昌明“讲明义理”的正统道上来。同时还指出，既然建立了院规，就应该严格按照规则执行，更不应用人为观念加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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