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简论

摘要： 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创办华文教育的历史，是一部血与泪写成的斗争的历史。华人华侨通过争取公民权和教育权的一系列斗争，逐渐在马国立稳了脚跟，创立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华文教育办学体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华族优秀人才，为当地的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华文教育；历史

中图分类号：Ｇ125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2－0203－04

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之前，首先要对马国的概况有所了解。马来西亚，面积33．5765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271．1万，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种语言文化的国家。由30多个民族组成，其中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为三大民族，华侨华人占总人口的24．9％，达559．5万（大多数为马来西亚国籍）[1]。华族不是土著居民，而是移住民，是从17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从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移入，18世纪开始创办华文教育，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下面，笔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系统的历史梳理，以史鉴今，以便为当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些有益的参考。

一、早期的华文教育

华文教育开始于18世纪初的私塾教育，教学媒介语为中国的方言。华文私塾一般由华人社团或个人创办，地点设在会馆、宗祠等建筑物内，条件很差。正如有人所描述的，“学塾设备，因陋就简，既无科学设备，亦无课外活动”，教室拥挤，“光线暗淡，空气污浊”。师资匮乏，“多来自风水、相命、书记及书信代写人之类的行业。”[2] 其中有较大影响的私塾为1888年创办于槟城的南华义学。私塾教育大都模仿中国的做法，以方言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之类的经典古籍，同时也教导书法和珠算等。但更注重实用，与中国人读书有所不同，中国的读书人“是以作官为目的的，可是在南洋，读书人是以谋生发财为出路的。”[3] 当然，也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播。

1904年，槟城中华学堂的创办，为马来西亚近代华文学校的开端。当时学习的课程主要为修身、读经、华文、英文、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和体操等。之后，相继有吉隆坡尊孔学堂、坤城时等华校等相继创办。总之，1904—1920年期间，由于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基本上持放任态度，再加上中国革命思潮，尤其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马来半岛的影响，华侨华人掀起了极大的办学热情。尤其是自1913年起，在新成立的“华侨学务总会”的倡导下，华界兴办华文学校以蔚然成风，不论大小埠头，都有华校，且已重视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槟城华侨中学也于1919年设立。据统计，从1904年到1918年，新、马的华校已经达到300多所。这一时期，华侨华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华文教育也逐步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化，教学媒介语也有中国国语代替了本地方言。

二、英国殖民时期及二战时的华文教育

自1920年后，殖民政府因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触怒“英日同盟”等多种因素，开始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管制，于1920年10月颁布实施了“学校注册法令”，反对法令的庄希泉等人被驱逐出境，华侨学务总会被迫解散。殖民政府除规定教师、董事及学校必须注册外，还对华校的课本和课程作了一些规定，列英文为华校的必修课之一，并对华校使用的教科书严加审查与限制，一旦发现有政治色彩，就列为禁书，仅以1935年为例，殖民政府就禁止了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4]。之后，还采取通过向被管制的华文学校发放补助金的办法加强对华校的监控（主要指对课程和教科书的监控），但因当时绝大部分的华文学校，既有来自中国的经济资助，又有当地华族社区财力上的支持，故多为接受殖民地政府有附加条件的资助，如1931年马来亚地区共有881间华文学校，其中只有153间接受殖民地政府的经济资助。因此，截至1942年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前夕，先后有315所华文学校以各种理由被取消注册，但是总体来说，华文教育仍呈现出发展趋势，有一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1937年，马来学校学生为90436人，而华文学校的人数近于马来学校数字，达86289人。这一时期，华文教育持续发展是多方面的，既有华人认同中国的原因，也有华文学校收费低等原因。

到了1942—1945年间，由于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并对华校恣意践踏，致使华文教育陷入停顿状态。

三、战后时期及马来西亚独立前的华文教育

1945年—1947年，各地华校纷纷复办、扩建，华文教育大有发展。然而，二战后到1957年马来亚联邦获得独立这一时期，华文教育面临着殖民主义和马来土族民族主义的双重打击，致使华文教育处境艰难，马来华人奋起而捍卫，“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也就是华人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不懈抗争的历史。”[5]斗争的领导者主要是董教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为争取华人的地位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争夺公民权。为建立联邦政府，英殖民地拟定了马来亚联合邦新宪制建议书。该建议书的公民权条款和其他有关条文都充分体现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而非马来人则处于不利地位。华人开展了反新宪制运动，但因为华人内部出现分化，而失败。最终不得不接受“根据公民条例，获得公民权的华人仅占了华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的现实。这种不平等，决定了华人的华文教育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第二，反对“1952年的教育法令”。殖民政府拟建立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委任以巴恩为首的调查团，就教育问题展开调查，该调查团于1951年发表《巴恩报告书》，建议在马来亚地区，“废除各语文源流学校，而被采用英文和巫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学校取而代之。”[6] 该报告书的大部分内容为政府所采纳，于1952年通过了教育法令。指出政府应开办国民学校，以英语或巫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并鼓励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应逐渐改为国民学校。华文和淡米尔文只各当成课程里的一科。也就是将华文学校和淡米尔学校，排除于政府的教育制度之外[7]。除非这些学校都转变为多元化的国民学校。这一法令引起了华人及印裔人士的抗议和不满，也引起一些主张以母语作为小学教育教学媒介的英籍人士的反对，后因缺乏经费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第三，抵制1954年教育白皮书。1953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有关教育之开支问题。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指责华文和淡米尔文的学校水平低落，宣称只有实行国民型教育制度，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以及提升其教育水准。同时，政府宣布，自1954年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其所接受津贴所建立教室，必须登记为原来学校的“额外部分”，具有其本身的教职员记帐目。还指出从1955年开始，政府将在各语文学校里附设250个以英文为媒介语的班级等。这一决定，旨在“毁灭华文的教育制度”遭到了教总、马华工会及其他华人社团誓死抵抗[8]，使殖民政府做出让步，“说设立英文媒介班级并非强制性的。”[9]

这一时期，在殖民政府歧视与压制之下，马来亚地区的华文小学，由于受到华族的积极支持，在1947年至1957年间，持续吸引超过80％的华人小学生前去就读[10]。同时，华人团体为争取华文教育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殖民政策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迫使一些政策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四、独立发展中的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独立（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华人继续同马来西亚政府作斗争，开创华文教育独立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马来西亚政府采纳了1955年的“拉萨报告书”[11]和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2] 的建议，颁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法令重申，马来语为国语，享受政府全面津贴的学校为“国民小学”（巫语授课）和“国民型小学”（巫语和英语授课），对于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的中学才能获得全面资助，而不愿改制的华文独立中学则不享受补贴。该法令还提出“最终目标”是，“为了国家的团结——让接受国家资助的学校制度取代各语文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都进入国民与国民型中学”。该法令的实行对华文教育的打击更为严重。为了诱导华文中学改制，马来西亚内政部还剥夺了教总林连玉的公民权和教师资格证。在此情形下，马来亚联合邦境内之72间华文中学，在1961年底前，有55间，只有16间仍保持独立[13]。尽管如此，华人团体还是不屈服，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原来修订的华文教育政策。

二是维护华小不变质。1961年教育法令颁布后，政府一直试图将华文小学改制为国民小学。为此华人与政府的矛盾时有发生。尤其是1969年“阿兹报告书”的颁布，企图将各源流学校纳入英语和国语的轨道上，并且，否定华校董事会的主权等等，致使教总和华社多次提出报告，以示抗议。为了确保华校不变质，还于1977年成立了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作委员会，其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协助争取保存以华语华文为华小之教学媒介，摒弃“一科主义”以确保华校永不变质[14]。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继续采取改变华校性质的措施，如：（1）1980年实施读、写、算新课程。在这一制度下，华校除华文、数学用华文媒介语外，其他科目均用过于编写，歌曲一般是华语歌，另一半是翻译华语歌。（2）对华校的集会用语做出规定。1984年，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校举行一切集会，如周会、结业典礼及运动会等都必须用国语进行。（3）1985年推行“综合学校”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学校。（4）1987 年教育部提升不具备华文资格的教师担任华小行政职务。华人进行了坚决抵制，大都取得了胜利。总之，多年来华人维护华校不变质的斗争是卓有成效的。据资料统计，1976—1981 年，历年华校一年级新生数约占全国一年级学生总数的30％，以人口的比例估计，在半岛各州有75％—85％的华族一年级学生在华校就读[15]。另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华校共有1283所，学生总数约为68万人，其中22000余人为非华裔学生（马来族为16400人，印度族为6000人），华族子弟在华校就读的人数占全体就读人数的85％到87％，其余13％到15％再国小就读。华小师资人数为5146人，其中临时教师为4229人，占全体华小师资人数的16．82％[16]。

三是建立华文独立中学。 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不接受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的华校变成为“独立中学”，政府不给予补贴。可见，独立中学是指被排斥与政府教育体制以外的、由华人社会自筹资金、自行管理的华文中学。由于独立中学学生升学无出路、中学生源较差，加上缺乏经费等原因，致使独立中学数目较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仅有60所，而且之后的数目也无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华教人不为独中的办学困境所折服，通过组建董教总会全国发展华文独中工作委员会（1973年）、抵制新的教育政策（1971年起各类国民型学校、大专院校陆续采用马来语授课）、扩大生源等措施，促使华文独中于20世纪70年代得以复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文独中采取了三语教学（以华语为主体，兼学英语、马来语）、多渠道筹措经费、拓宽毕业生就业门路等措施，从而使华文独中得以稳定发展。有两组数字可以说明独中的发展现状。从全国看，共60所独中，其中西马37所，东马23所，1976年，学生为33395人，1982年学生数发展到44486人，到了1992年，学生数目则达到58212人。教师人数1976年为1473人，1992年2411人。独中生人数20年当中增长了2万多，前10年增长26．7％，后十年增长30．8％[17]。

四是申办独立大学。1967年，董教总提出创办独立大学（纯粹的以华语为媒介语的大学，是华文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目的是为“设立一所民办大学，为那些无法进入本地大学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是为独中学生的就业开辟更广阔的出路。当时的马华公会认为董教总的申请不可能成功，便与之抗衡，于1968年提出创办“拉曼学院”的建议，很快得到政府的批准，于1969年正式成立。“拉曼学院”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学校，招收华生，教学媒介语为马来语和英语，不承担华文独中学生的升学任务。而董教总在1977年正式提交创办的“独立大学”请愿书，却遭到政府的拒绝，理由是：（1）独大将采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违反教育政策；（2）只招收独中学生；（3）它是以私人机构建立的。之后，独大理事会再三起诉、上诉，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华人通过与政府折衷的办法，于1988年创办了一所大专院校——南方学院，在授课中，华语仍为行政语文，媒介语为华、英、马来三种语言。南方学院的创办历经艰辛，终于成功了。“南院之诞生，标志着大马华族之教育事业已开始迈进了新的纪元，是华文教育的转折点。”[18]它的创办，为独中生升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机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华文教育体系，并且为独中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师资保证。

五、蓬勃发展中的华文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和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华文教育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在：（1）发展经济带动教育观念的转变。马来西亚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早日建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开始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经济的因素也带动了教育观念和体制的变化。不仅领导做出表率在公开场合讲华语，如1992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在出席一个联欢晚宴上说，政府已经承认华人教育问题是国家的问题，而不再是敏感问题。强调指出，在1961年教育法令修正法案中，政府同意废除21（2）条，并接受华校永远成为马来西亚教育主流的一部分，及鼓励独中继续发展，而且还扩大华文的学习范围，如1995年政府批准拉曼学院开办大众传播系。马来西亚的马大、农大也开设有华文班。现有的国民型中学，共有2268个华文班，容纳105138名学生。国民中学则有6226个华文班，容纳193296名学生[19]。（2）1996年以来，华文教育实现“四个”突破[20]。具体而言，第一，1997年6月20日，马来西亚与中国政府正式签署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互相讲学、互相学术交流、互相到对方高校学习深造等方面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二，1997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教育部批准马来西亚董教总新世纪学院的申办。1998年3月1日，开始招生，设华文等四科，教学媒介语为华语和马来语、英语。目前学生约有200名。这是继独立大学申办失败后，华人持续努力的结果。第三，1997年3月17日，马来西亚教育部批准南方学院开办中文系，为独中的学生升学深造创设了良好的条件。第四，1999年3月1日，韩江学院成立（由原韩江中学扩建而成），设有华文等四科，目前学生有百余名。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华文教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增加了独立中学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出路，也为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时值21世纪，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随着中国和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商贸、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华文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在马国更加彰显；随着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学习华文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加之政府和各大财团对华文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华文教育在马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 王海伦：《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之展望》，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部2000年版，第14页。

[2] 林水豪：《文化事业文集》，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版，第24页。

[4] 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版，第114页。

[3][5][9][15]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35、144、157页。

[6][10][14]《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版，第855、900、593页。

[7][8][11][12]古鸿挺：《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9～50、63～66、82～84页。

[13]《马来亚联合邦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960年，第266页。

[16][17]陈仁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展望》，《海外华文教育》，1993年，第3期。

[18]《南方学院之夜》，西线筹募南方学院建校基金会委员会编，1992年版。

[19]高玛莉：《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八桂侨史》，1996年第2期。

[20]林去病：《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三个突破的意义及其发展的前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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