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与承续：政府权威的历史轨迹研究

作者简介：徐国亮（1963- ），男，北京顺义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认识论、科学哲学。

摘要：政府权威的生成是基于家庭权威和组织权威之上的。生活和安全的需要使父权制权威取代了母权制权威，竞争和冲突必然要求人们合作与遵守秩序，人们对秩序的诉求导致组织权威的产生成为必然。以国家机器来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并最大限度地确立政府权威，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的目的。

关键词：家庭权威；组织权威；政府权威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6-0036-06

权威在英语中为authority，它的原本意义有：创造者、初始者；祖父、先父、父主；作者；万物的起源、赋予存在着，即上帝；事物的来源或者根据的意思。在本文的论述中，权威强调的是某一个主体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使对象服从的能力，权威的本质特征就是强制与服从。权威范畴反映的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准确地表述为一方对一方意志的服从。没有意志的服从，也就没有权威关系，没有权威关系就不可能有人类共同体的统一行动。而政府权威就是指政府合法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及公众对影响力的服从与认同。它的生成是基于家庭权威和组织权威之上的，以国家机器来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并通过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塑造社会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统治，使原生态的政府权威被赋予了暴力、强制的特性。

一、生活与安全：母系权威到[JZ]父系权威转变的根本目的

原初意义的权威现象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氏族社会组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生产极其落后，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指出在原始社会，由于“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１］。制约原始公社制度的是劳动发展的低级程度，由于孤立的个人力量很单薄，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集体地进行劳动，集体地制作工具，集体地获取生活资料，用集体的力量去同自然力和野兽作斗争，基于这种集体劳动的必要性，便出现了社会制度的“家庭的发展阶段”。相互协作使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出现在社会活动中，而且在经济事务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氏族制度前期，由于婚姻制度突出了妇女在社会人口生产中的特殊性，当时的社会属于“食物采集者的文化的社会”，妇女承担着采集水果、收获谷物、挖掘块根植物的任务，而男子处于次要的生产地位。因为采集经济在当时居于主要地位，男子和妇女之间是有差别的，妇女在生产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所以社会处于母系制原始社会阶段。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有所变化。男子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狩猎团体，杀死大动物，而妇女却仍留在住地附近从事采集、照料孩子和烧煮食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男子作为食物供给者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由于狩猎劳动的重要性，男子在狩猎过程中显示出女子不能完成的特殊劳动技能，使男子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取代了妇女的统治地位。父系制逐渐代替了母系制。人类进入父系氏族原始社会，这是人类家庭权威产生转变的一个重要过程。在父系制社会，家庭内部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以男性为主的血族关系，父亲承担对家庭的责任，同样也享有特殊的权利。氏族的血统以男性计算，财产由男子的子女来继承，在家庭中，父亲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妇女处于家庭中的次要位置，父亲对家庭成员的权威以及家庭成员对父亲的服从就是当时的家庭政治。布丹指出：“在人类当中，在没有城市或国家之前，每一个家长都是一家之主，他们对妻子、儿女拥有生杀大权。……于是，战败者被剥夺了自然赋予他的意志和生活的自由。所以，从前世上不曾听说过的主与奴、君与民的名词，现在第一次开始使用了。确实，理性和自然的光明使我们相信，武力和暴行正是国家的来源和开始。”［２］原始社会早期的社会制度以父亲为绝对支配权力的权威开始出现，并由此得到持续性发展。

关于母权制社会被父权制社会所代替，恩格斯说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家长制家庭，是以一个男子为首的大家庭公社，它包括有一家之长及其晚辈，也包括一些仆人（奴隶）。家长制家庭的主要特点：一是父权，二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内。家长制家庭必然出现家庭的财产包括奴隶归家庭所私有，父亲的财产由其子女继承，女性的财产不能叫外氏族继承，并且，只允许女性在氏族内部结婚。这样，财产的个体家庭私有和氏族内部的通婚，从根本上冲击了原有的氏族制度。为了安全与生活的需要，家庭组织一些有目的的活动，并开始一些简单的合作。“人们一旦被迫离开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空间，暴露在一个全新环境中的种种危险下，他们就会重新发展一种社会联系。为了人身安全而组织在一起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需求。”［３］生活与安全的需要，使家庭的作用日益突显，原有的氏族组织受到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但这样以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1］

苏珊·温在“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发展”中描述了19世纪非洲昆纳酋长邦克高特拉原始部落内部家庭组织的等级制时，认为在每一个家庭之内“父亲在儿子结婚之前对儿子的财产行使权力，而对家庭的财产则一直控制到自己死亡；……。一个男子的主要继承人是他的排列第一的妻子的第一个儿子。在一个村落里，按照家庭谱系最年长的男子是克高特拉的合法领袖”［4］这种由权力控制的等级关系和独裁的管理方式，非常清楚地体现出父亲是当时社会家庭组织的最高权威，父亲是家庭组织社会道德和法律道德权威的体现。父亲对他的家庭行使权力，儿子则必须尊重和服从他的父亲，这在很大的程度上由父亲的勇敢、刚毅、忍耐等特征所影响的，这些成就是获得家庭以及更大的组织尊敬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是组织权威以至国家权威产生的最初表现环节。

二、冲突与合作：家庭权威到组织权威发展的逻辑顺序

由于原始氏族时期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地增多时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组织内部的生产协作，意义就非常重要。从根本来讲，“家庭和集团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巨的斗争”［1］。并且，正因为协作的需要，出现了进行经济事务和社会活动的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组织。胞族是同一部落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了一定的共同目的组合而成的社会组织。最初组成胞族的几个氏族是随着人口的繁衍由一个氏族分化而成的，然后再由几个氏族结合起来组成联合体，它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职能，由各氏族推举产生胞族长，负责调节氏族间的纠纷，主持宗教活动；部落是氏族组织的联合体，由若干个氏族、胞族联合而成，部落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血缘关系，有自己的名称和固定的领土范围及共同的语言，它实际上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亲族集团；部落组织的规模大小由经济和人口所决定，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则规模较大，反之则规模较小。部落设有酋长，由本部落各氏族推荐有威望的氏族首领担任。由于人口的增加，一个原有的氏族逐渐分裂为若干新氏族，随着定居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社会经济组织单位需要扩大。这样，关系较密切的几个氏族，便结成了氏族联盟，这种联盟就是部落联盟，它们是氏族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

在以上这三种组织内部，存在着利益的差别。由于自然的分工和人们对于社会劳动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母权制阶段已经有女子和男子地位的差异和人们的物质和社会需求及其满足的差异和矛盾，这是人们利益差异的萌芽阶段。在父权制阶段，男子在劳动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他在财富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这种氏族成员之间的地位差别与财产继承的需求一起，使得氏族组织内部的利益差别变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氏族全体成员在保证和维持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抵御侵略和实行“血亲复仇”方面，又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原始的公有制，氏族组织内部的利益差别并不具有对抗性质，氏族的共同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中，同样既存在着氏族之间、胞族之间和部落之间的利益差别，又存在着维持和发展生产和生活的共同利益。氏族、胞族和部落之间的利益差别，一般是非对抗性的。在特定情况下，也存在着对抗性的利益关系，从而有可能导致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和部落之间的战争。

这样，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原始氏族社会的组织就成为一个行动的共同体，氏族成员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将这个共同体称为组织，共同利益所推动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建构起人类的组织。虽然这种组织远不如后来的人类组织那样具有完整的形态，而是迫于生存不得不结成的原始人群，甚至在此意义上说，这种组织不是人类的创造物，而是自然的创造物，但是，它对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培养起人类的组织化生存的本性，提高和增强了人类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与繁衍的能力，奠定了人类成长及文化创造的基础。

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合作的出现是由于原始人所面临的共同的利益而出现的，也正是这个大家共同面临的利益的差别和分化，导致了氏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维系氏族成员生活、生产秩序和进一步明晰的分工协作的规则制度必然产生：

第一，氏族内部禁止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是维系氏族的纽带。这种以血缘关系联系成员，是氏族制度的本质。

第二，氏族制度的组织机构——议事会，是一切成年男女平等表示意见的民主集会。讨论问题时，成年男女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由选举产生的酋长和军事首领，可以任意撤换。他们没有强制手段，他们的权力纯粹是道德性质的。不存在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没有运用暴力并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关。

第三，氏族成员有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义务。本氏族成员受侮辱和受迫害，全体成员都为被害者复仇。

组织化的氏族成员要接受规则的约束。在一个共同體之内存在着众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组织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将其所有成员有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是组织的所有成员的共同语言和行为规范。它们不仅维护着共同体的存在，而且对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性。因此，在共同体内部，生产性运行的条件就是以集体行动为特点。苏珊·温认为，这种集体行动必然产生与权威服从有关的某些认知特征，即“共同的认识：社会成员关于成员资格的权利与义务的共同认识；以互惠为特征的集团的相互作用；某种自治权力；容许制定并执行规则，限制领导人的权力；选择推出的合理代价：即社会成员可以在一个合理的代价下转入另外的集团，从而增加集团领导人注意别人意见的可能性”［4］。当氏族成员进入到某一共同体时，他必须做的首要的事情就是了解、熟悉这个共同体的规则，然后按照规则来行动，否则，他将难以立足。接受规则的约束已经成为氏族成员的必备品性。由此来说，接受规则约束既是氏族成员完成组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他参与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特征。作为人类组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接受规则约束是使个体的人与一定的共同体甚至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机制。“当习惯或法律、规则被组织化时，其他三种要素便出现了，这就是统治团体、统治权威和收入。”［3］所以，规则的约束机制自古以来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样的机制缺失，则难以形成秩序，没有相应的组织权威，就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

在原始社会早期的氏族组织逐步形成原始部落联盟等更大的组织发展过程中，传统规则作为社会原有的稳定性因素，在和新的组织意识相接触时，注定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冲突来源于原始部落内部，这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力的结果；第二类是外部权威冲击原有组织的结果。由于人们更习惯于在稳定的状态下生活、生产，因此，他们希求的不只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人身安全。为了与其他人进行普通的日常交流，他们还需要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自此，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职能被扩大到围绕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的一种安全体制，对此最恰当的描述莫过于‘秩序’一词。秩序只有在安全得到保障后才能够发展起来，而政府的目的就是使人们过上有序的生活。”［3］从这里可以看出，秩序就是组织机构有效实施普遍性法则的产物。

三、竞争与秩序：组织权威存在的价值趋向

从原始人群到家庭再到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演进，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的产生。这时出现了最初的社会分工，管理的必要性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政治。这个过程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氏族首领的出现是政治权力形成的标志，尽管氏族首领的权力是道德性的、父亲般的，然而由于它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服从，所以氏族长已经成为氏族权力的中心。其次，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的建立，这就是氏族全体成员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决定公共事务的氏族议事会，随着氏族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的扩大，出现了氏族部落议事会的机构，这是原始政治的代议机关。再次，出现了管理的分工，即在氏族会议基础上产生的公职人员，出现了氏族长、军事首长、司礼、祭祀等专职人员，这是政治职能的最初分工。原始政治已经初步具有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功能，它对组织权威的形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社会分工反映一定社会秩序的内在需要，它是社会生活开始具有有序性的一个过程，而有序性意味着社会的可控制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秩序是社会的一个要素，一定的秩序需要由共同的权威来维持，秩序离不开权威，凡有秩序的地方总能发现维持秩序的某种权威形式，家长、氏族长、酋长在原始社会的历史时空中，都充当过维持秩序的公共权威。

氏族管理机构的简单管理规则规范氏族成员的社会关系，调整其行为的规则和机制便构成当时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核，并且，原始组织所存在的各种行为规范必须要外化为氏族成员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这样就构成一种社会结构关系，它凝结为一种原始社会状态下表征着一定社会秩序的形成状况。

管理的分工实质就是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原始社会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原始社会按其特定的秩序轨道正常运行。这要求全体氏族成员的行为朝着功能确定、整体协调的方向发展。因此，氏族成员按照统一或协调的规则从事各项社会活动是实现秩序的前提，这也是组织权威生成的基本前提。

莱斯利·里普森在分析社会的组织权威产生的原因时，认为组织权威是因为社会的竞争因素所影响的，“当个人的行动富于竞争性和攻击性时，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更为必要。当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希望占有同一物品，或者享有他人使用不到的有限资源时，这种限制的必要便产生了。当个人的自我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并且影响了其他人时，就发生了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都试图寻求利益和优势，以压倒妨碍他的竞争对手。由于这个天性，竞争置个人和团体于互相敌视的关系中。因而，它是破坏性的，导向最终的结局也是自我毁灭的，因为竞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目的达到后竞争就终结了”。那么，“社会对竞争的各种结果能做什么呢？有三种可能：第一，让竞争者们将战争进行到底；第二，人们结成组织并以一公认程序决定对各派别均为公正的解决办法；第三，作为中间过程，组织有可能拒绝进行裁判，但它可能像调停者一样规定竞争的规则”［3］。里普森的观点第一个方面不过是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结果是极富破坏性，因为人们更倾向于更有序的解决途径，后两个方面是指在运用组织权威来减轻无节制竞争带来的破坏性结果是很相似的。

人类社会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创造出动力和约束的结构，以引导人们采取可预测性的因而是秩序的行为。所以，建立人类社会的秩序关系，主要的目的乃是因为世界的进步需要稳定做支撑。制度使组织的变化具有了有序性基础，成为社会稳定的必要的结构条件。如果社会处于没有结果的无秩序中，那么，任何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一旦一个安定有序的地区陷入混乱，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无组织状态的社会现实，里普森认为“如果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取代有序状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有保障的，再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所以，任何社会的秩序模式都依赖于一套共同的规则，该规则使社会成员能够按照一种共同的目的而统一行动。这套共同的规则把社会成员改变为一个有秩序的关系共同体。但是，规则并不是自我制定、自我推行或者自我修正的，相反，“规则是人类的创造，如果人类社会中想要存在有秩序的关系则人类的代表就必须制定、推行和修改规则。正是这种复杂的制定、推行和修正规则的任务构成了政府的基本职能。”［4］而这个职能，只有在国家产生之后，才成为现实。

四、约束与控制：政府权威生成的必然结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劳动手段和技术的发展，社会的产品开始有所剩余。“劳动协调和分配剩余物以养活劳动力，必然涉及相当集中的权威——一个具有某种规模和复杂性的‘准国家’”［5］。在这个共同体组织内，原始民主的组织权威是由氏族长掌握的，权威没有结合于强制性的组织，氏族组织内的权力带着道德强制性，首领的权威是源于“自由自愿的尊重”。氏族和部落之所以需要首领，是由于社会组织的需要，因为原始社会简单协作的集体生产，需要统一指挥，酋长的任务首先就是指挥和安排生产。酋长在氏族和部落中享有很高的权威，但这种权威不同于阶级社会中的政治领袖和官吏的权威。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认为“在定居部族中的社会结构最初是平等的，年长者和领导者所行使的只是微弱的双方同意下的权威。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他们得到了对更多剩余物的分配权利。经由庆典、个人表现和超自然的仪式性接触，他们把这种情况制度化成了首领的分为等级的权威。他们这时组织着对许多剩余物的消费。增大了人口密度，增强了村落统治集团，并且增大了较多首领的集中化权威。……竞争性村落变得更加货币化和都市化了：城邦国家和文明出现了，与之相伴，私有财产关系也出现了”。

社会组织出现的公共权力表明：由于阶級的出现，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维持社会秩序和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再用那种毫无强制力的氏族组织不管用了，需要一种新的机关，即具有公共权力的强制力机关才能维持社会的存在。在原始社会也有武装组织和社会权力，但它是为全民所有的，保护全民利益的。政府所设立的公共权力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恩格斯说：“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分工使社会生产增长，使得氏族社会中的首领和军事首长能够占有剩余财富，私有制由此产生；分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战俘和穷人则变为财富占有者的奴隶，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也由此出现，人类社会的利益第一次以阶级利益的对抗为主要内容。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并使社会不至于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中崩溃，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机关已经不适应这种要求，特别是由于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尖锐化，原来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条件下生长出来的、没有任何强制力的氏族制度，在这种对立冲突面前，就更无能为力了。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至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摧毁，被新的机关——国家所代替。

恩格斯在详细分析了氏族制度解体过程的基础上，对国家的产生作了精辟的论证。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所以，国家的出现是作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暴力机关为标志的。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成立之后，就出现了具有阶级统治功能的控制机构。公元前621年之前，雅典就有了终身任职的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司法执政官，以后由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贵族会议监督执政官，使之按照法律执行政令。在镇压平民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中，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实施政治控制的暴力机构相继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据文献记载，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种控制机构的作用更加明显。《史记》记载：

黄帝以云名官，按中、春、夏、秋、冬为职。少嗥挚(尧的哥哥)时，设官分职，产生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以及管历法的历正、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农事的农正。到虞舜时代，公职机构又有增多，出现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教化的司徒、管刑狱的士、管郊庙祭祀的秩宗、管承上宣下的纳言、管十二州的州牧以及管礼、典、乐等职事的官员22人；又制定了五等刑罚，即所谓“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史记》卷2《夏本纪》）虽然这些公职人员基本上还是由联盟议事会的成员担任，但已经出现了君臣关系。舜曾作歌日：“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舜嘉勉禹治水之功时说：“吁，臣哉，臣哉！臣作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辅之。”（《史记》卷1《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

这种“君臣”对话的场面，反映出当时王权已经比较稳固，联盟的统治机关开始具备国家机关的雏形。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能够达到一个以国家机器为基础的秩序阶段，能够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并消除无政府状态。但是，“仅仅建立秩序还远远不够，秩序必须要体现人们认为正义的东西。当人们不能相信他们所得到的是公正的待遇时，即使一个系统被组织起来以确保安全，它所得到也只是人们的服从而不是效忠”［3］。所以，政府权威的生成是基于家庭权威和组织权威产生的基础上的。生活和安全的需要是父权制权威取代了母权制权威，竞争和冲突必然要求合作与秩序，而人们对秩序的诉求导致组织权威产生成为必然。国家的出现，使政府权威赋予了暴力、强制的特性，以国家机器来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并通过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塑造社会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政治目的。从原始社会父权制权威到组织共同体权威，然后是政府权威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在从事社会实践时要遵循政治的环境要求和各种约束条件，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游离于一定的规则之外；如何使具有不同意志的个人或各种政治实体服从同一种政治规则，如何使不同的个人或政治实体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和利益关系格局中形成相互认同的稳定、有序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状态，依托于政府权威的政治控制是政治秩序中不可阙如的结构要素和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２］陈水逢.西洋政治思想史［Ｍ］.第669页，台北：1981.

［3］（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美）V.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５］（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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