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时代差异及其启示

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黄帝等都属于远古传说，现载他们的文献都是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问世的，比如诸子和其他史志传记等。这些传说性史料是中华远古史的宝贵遗产。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摘汇编，撰成《五帝本纪》。从此，有关中华原始氏族异说纷呈的各种传说有了一个统一的体系，黄帝成为共祖。司马迁受今存于《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的影响，将黄帝列为五帝之始。

司马迁在開篇的叙述中述及：黄帝是趁神农氏衰敝而兴起的。一般以神农和炎帝为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号，可是，战国已有不同说法，《国语·晋语四》首称“炎帝”。《逸周书·尝麦解》、《尸子·重治》、《庄子·盗跖》、《商君书·画策》、《韩非子·五蠹》均称“神农氏”。《易传·系辞下》第二章所列的顺序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所谓“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吕氏春秋》中炎帝、神农開始混用。但《管子》中有这样的话：“管仲日：‘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管子·封禅》），明显透露出神农和炎帝代表着不同的两家。也许神农和炎帝本来代表时间上有前后的历史时期，甚或形态上有一定差异的原始文明，而未必是同一个传说人物，但是因为这两个部族在社会状况、精神和生活等方面又有共同性，或者因为部族间存在特殊的血亲关联，所以二者被纳入同样的族系。

今天的人们一般是炎黄连称，但是实际上炎黄不仅意味着两个半神半人的传说人物，炎黄还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或不同形貌的人格化。值得引为注意的是：我们一般的炎黄连称，关注的焦点是炎黄的一体性、共通性，时代久远，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開山者，对中华文明肇始之功难分伯仲，在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神灵信仰方面有相似性、互补性，连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对他们之间的区别——这牵涉到他们所代表的时代内涵的差异——因而没有给予尽可能的辨析，不免会造成我们对原始社会演变过程及意义看法上的缺陷。实际上根据后世文献载传资料和考古发现，他们的差异也是斑斑可见的。

从《太史公书》看，炎帝在中华历史大舞台上一上场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我们说炎帝是悲剧性人物，并没有贬义，相反，炎帝正是以悲剧性面貌出现而体现出其崇高和悲壮之美。神农氏统治后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这里说神农氏“世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衰败下来？黄帝又强盛在什么方面？为什么原因？这中间正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末期剧烈递变的信息，应该加以追问。

怎么看神农时代及其文明形貌？从后世对其功绩的歌颂中可见一斑。郑樵在《通志》中对炎帝列有400字的正传，炎帝有七大名号，即神农氏、烈山氏、连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人皇，七号基本上是其各种功德的浓缩。他还是在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帝号的人，比如炎帝、赤帝，有时与神农合称，叫做炎帝神农氏、赤帝神农氏。“神农氏”，标榜的是功业，说明他是远古农耕文明的開创者，“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岛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农，能殖百谷”（《礼记·祭法》）；“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商君书·算地》）。他还发明或改进农具，“包羲氏没，神农氏作，靳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系辞下》第二章）。“烈山氏”，隐含神农氏用火烧荒垦殖，反映了原始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炎帝称呼中的炎字透示炎帝与火有关，《左传》有：“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管子·轻重戊》说炎帝用火煮熟食物，使人民吃了不生病。这些可能就是说炎帝“以火承德，故称炎帝”（《汉书·律历志》）的真正由来。炎帝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体现在对草药的发明利用上，《淮南子》说他“尝百草之滋味，一日遇七十毒”。驯化野生植物、刀耕火种、农具的发明改进、火食和草药等几大发明对原始文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主要是依靠这些，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因病减员得到控制，直接导致人口的繁荣，这在原始社会意味着其部族必然会强大，也意味着其向心力和威望的提高。

中国上古開拓时代主导者的地位得以成立，都要靠自己或先人实际有利于人民的功业，正如《管子·形势解》说的：“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日：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神农氏成为盟主，固然靠的是以农耕利民的生存之道，后世对此可以说形成了共识，这或者可以称之为民族“集体记忆”。

神农时代在农业上有划时代的成就，所以历史上有神农之教、神农之言、神农之道等说法，可是就政教制度而论，可能还处于自然化与人工化的门槛。《庄子·让王》称：“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今天下圈，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这折射出神农氏的政治是以自耕和自治为特色，而伯夷、叔齐看来信奉神农之道。《孟子·滕文公上》的相关章句也可以见证神农氏之教的特质。楚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到弱小的滕国鼓吹自食其力、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孟子与相信许行的陈相展開对话，利用劳动分工的理论驳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以物易物的农家言论，反而透显出神农氏教导的思想底蕴。《淮南子·主术训》说神农氏据有天下是“养民以公”，同样反映了古人对神农属于典型的原始黄金时代的认识。

我们再看看黄帝部落崛起的方式和原因。商鞅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商君书·画策》）。商鞅敏锐地看到炎黄传说中潜在的意义，他指出这其中的变化是“时变”，即重大的时代变迁。他有关神农和黄帝时代性的对比也告诉我们：神农依靠的是自然农业，未曾在刑法、政治和军事上及时发展；而黄帝则在政治、礼仪和军事上作出了创举。因此，神农氏和轩辕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变迁。神农氏还处在自然自发的自治之中，契合于后世道家信奉的自然无为之道；而黄帝部族開始走出自然，进入人工社会的建构。

《庄子·盗跖》篇借盗跖的口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这里说神农氏时代比较淳朴简单，黄帝取代神农过程中，先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黄帝》），接着又和蚩尤部落进行过恶战，血流成河，这些在历史上都不是独家孤说，应该是可信的传说。《庄子·在宥》篇指责“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肢，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说明黄帝时代在仁义法度上有进展，这些都是超越自然化的人工社会理念。《易传·系辞下》第二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历史上多家称黄帝发明衣服制度，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可见，黄帝部落的崛起主要是在神农氏农耕发展的基础上開创了新的社会性建构因素，主要是政治、伦理制度和兵器军事方面的。

综上所述，炎黄部落其实是有分别的，可以说炎帝神农氏依靠的主要是自然化的农耕，而黄帝在政治军事上超过了炎帝部落。所以，从一方面看，炎帝衰敝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历史的必然趋势不等于历史可以隔断过去。这符合历史进退得失的辩证法。实际上，炎黄两个部落也象征着中国上古完整历史中前后并列或相随的不同阶段，即自然化程度较高的阶段和走出自然化的门槛。若论得失，他们都有经验教训。神农氏得在合乎自然农业和自发自治，失在没有及时发展生产、制度和军事实力等。黄帝可能在延续炎帝农业文明基础上及时開创了社会变革，在这里，后人和前人的社会拉開了距离，而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这一般是通过人和自然的距离、关系反映出来的，即黄帝文明在人为、人工上有大的进展。“祀”和“戎”在古中国特别受看重，其实“戎”是更重要的因素。在远古历史上战争一般是历史前进和改变的最大动力，黄帝多次发动的剧烈战争，在促进历史积极变革的同时，对生命和自然生态以及相关的信念当然也是莫大的破坏。

后世思想史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黄帝和战国最显赫的黄老道家是合流的，更多地受到黄老道家，也就是政治化道家的弘扬，以后逐渐得到儒家的青睐。炎帝则更多地成为庄子代表的道家以及农家学派标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先驱。

道家一般认为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等等，是一个大道至德不断衰敝、人类性命逐渐反常的过程。这个看法和卢梭的看法如出一辙，其实不值得惊怪。历史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历史进程总是在自然和社会文化相互异化中呈拉锯式地展開的，因而任何文明总是有得有失的，因此，在过往的历史上，文明的进步大多表现为自然的代价。但是，我们身处今日自然生存条件遭遇危机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需要站在未来的高度，对前现代性、现代性的得和失展開新的反思和评价，汲取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教训、教训中的进步的双重智慧。温故知新，当我们找到历史的光亮时，未来也会更清楚，炎黄演进的历史所昭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我们需要跟上文明进步的潮流，站到社会发展的前列，而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应该将保持人性淳朴和自然生态良好纳入其内。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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