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马寅初在当时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据此提出的全体主义方法和统制经济主张则值得商榷；唐庆增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他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却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分析反思这一歧见，不仅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演进有重要价值，而且对选择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有警示意义。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 经济方法论； 歧见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39-11

作者简介：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例如采矿一事，历代以来，均归国家经营，至明代犹然。他如盐铁等业，亦为国家所专营。可知历代之经济政策，均以整个国家之利益为前提，讵非全体主义之表现哉。” (注：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页。)而唐庆增则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我国历代之经济政策，向主放任，而不重干涉，营利之事，任人民自办；盖深以与民争利为戒，虽似保守而扰民之政得以稍减。” (注：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1期，1936年6月。)不过，他也承认：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欲使中国而有完善之经济学说者，当废除以家庭为本位之社会，而以培养个人之智力为归” (注：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页。)。这一歧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判断，而且反映出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特点。

一

详细论证中国古代经济的方法特征，需撰专文。然而，在展开本文的分析之前对此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是必要的。中国古代经济的思想和政策是全体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这可以从它的目标取向、政策体制和历史影响等角度加以考察。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强调“养民”；一类是追求“富国”；另一类是憧憬“大同”。关于养民，春秋时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注：《左传》文公十三年。)。孔子把“其养民也惠”作为郑国子产治国有方的四条原则之一(注：《论语·公冶长》。)。战国初年，墨子认为：“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注：《墨子·天志中》。)后来的荀子也强调：“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注：《荀子·王制》。)古代的“富国”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在民富基础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后者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墨子断言所有的统治者“皆欲国家之富”(注：《墨子·尚贤上》。)。“富国”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先让人民富起来，如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管子》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注：《管子·治国》。)，并主张“府不积货”而“藏于民”(注：《管子·权修》。)；另一条途径是控制民间的富裕程度，甚至以干预经济的方式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求，对此做出详细论证的有《管子》的轻重理论，西汉桑弘羊提出的“富国非一道”(注：《盐铁论·力耕》。)也属此例。关于“大同”社会的具体内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礼记·礼运篇》。)在这个理想的社会里，财富是公有的，不会由于私人占有而发生资源浪费的情况，同时由于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出现某些社会成员的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不难看出，以上三类目标取向，除了“藏富于民”，其他都直接依赖于政府的职能和作为。

中国古代的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宏观控制特点。春秋时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并主张定四民之居，“勿使杂处”。他的办法是“参（三）其国而伍其鄙”，即把国都分为士、工、商三部分共21乡，其中士居15乡，工、商各3乡，其余的农村分为五属，全部安置农业人口。与这种凝固的人口管理相一致，四种社会职业是世袭的，照管仲的说法，此举能使未来的就业者“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注：《国语·齐语》。)。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劳动力的地区流动，也堵塞了人们自由择业的途径。再如战国时商鞅强调“利出一孔”，就是让人们只能从国家规定的单一途径——农战——获得他们所追求的名和利。为了“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农战》。)，商鞅制定了许多激励措施，如减轻农业税，增产粟帛的农民可免除徭役，有余粮上交者可得到官爵，提高粮食的价格，官吏不得违法而害农，等等。同时，对其他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社会活动则给予抑制，如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提高酒肉的征税以使其价格上升从而限制经营商牟取厚利，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商人及其奴隶都要服徭役，至于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更是遭到严令封杀。此后，西汉桑弘羊、唐代刘晏、北宋王安石和明代张居正都对既有的政策体制进行过“改革”，但从劳动力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体现的路径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

正如马寅初所说，农本思想和政策的全体主义色彩在中国古代有典型意义。以农为本的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西周末年的虢文公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注：《国语·周语上》。)战国时，农本理论有了完整的表述，即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历代统治者制定和采取了相应的重农政策，如向无地农民授田、减轻农业赋税、稳定和提高粮食价格、整顿农村吏治，等等。但农本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好。例如，“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赋役负担的规律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农民负担基本上都是直线上升的。农民负担的最低点总是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别是开国时期；而其高峰点总是出现在它的后期。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过程来看，农民负担则是曲线上升的。这条农民负担曲线愈爬愈高，反映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一代比一代加重，农民负担总额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农民负担达到高峰点的时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注：江东平：《序》，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以至有学者断言，“迄今为止的我国历史有个怪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在我国历史上，朝廷‘重农’对于农民常常并非好事”(注：秦晖：《呼唤“新重农主义”》，《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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