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4篇)

篇一：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合作伙伴贸易潜力的测度

　　作者：孙宇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17期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日益陷入停滞状态，各国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国际领域对市场、能源、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争夺。本文旨在通过对主要贸易伙伴与中国贸易潜力值大小的测度，具体解决应该和什么样的伙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面对不同的合作伙伴关注点有何不同等问题。

　　关键词：引力模型

　　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潜力

　　测度

　　一、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最初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与预测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方式，基于经典力学中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假说。基于这一理论，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该模型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丁伯根（1962）和波诺恩（1963），其基本模型为：

　　Yij=A（GiGj）/Dij（1）

　　其中，Yij为双边贸易量，即两个国家或地区间进出口额之和；Gi为i国GDP；Gj为j国GDP；Dij为两国间距离；A为比例常数。

　　贸易引力模型被提出后，经济学家根据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不断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新变量主要分为影响贸易额的内生变量和虚拟变量两类，前者如经济体人口规模等、后者如经济体间是否签署了区域贸易安排（RTA）等。其中比较经典的包括关注产品互补性的赫尔普曼（1987）和迪尔多夫（1995）模型、考虑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Chan-Hyun（2001）模型、以及考虑贸易国是否有陆地相连的弗兰克尔（1997）模型等。

　　为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本文采用黄卫平等（2009）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方法，在原有的GDP、空间距离（D）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土面积（A）、人口数量（P）和区域贸易安排（RTA）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国土面积是考虑将其作为空间距离在国内的延伸，以检验贸易伙伴国家空间距离的大小是否会对中国与其贸易额产生显著影响。引入人口因素是考虑在不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前提下考察贸易伙伴消费需求规模对中国与其贸易量的影响。引入区域贸易安排是为了分析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已有RTA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理论上讲，GDP、人口数量和RTA这三个变量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应该为积极的，故其系数

篇二：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

　　

　　第２０卷第５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Ｖｏｌ．２０Ｎｏ．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０２０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余

　　敏（黎明职业大学商学院，福建泉州３６２０００）摘

　　要：２００８年至今连续１０年中国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近１０年也是中国前三位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加剧了两国的贸易竞争。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因素，基于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发展策略。关键词：引力模型；

　　中国与东盟贸易；

　　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Ｆ７５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２９７（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６２－０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贸易对话开始于１９９４年，经过１６年的经贸深度对话与合作，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贸易区，涉及１１个国家、１９亿人口。２０１３年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双方的经贸合作上升到新的高度。２０１７年东盟自贸区内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１３％。２０１０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展现出强大的潜力，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连续９年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在２００１年后连续７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在稳步发展中不断提升。一、中国与东盟贸易研究概述东盟区域有１０个国家，国内热带农作物、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丰富，每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水平不一致，各有特点。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比较完善，出口以制造业为主，与我国经贸合作最为紧密。新加坡是东盟唯一的发达国家，国内产业发展方向主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东盟制造业水平最高的国家，国际竞争力强大。越南、老挝、缅甸、文莱和柬埔寨五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国内的工业体系有待完善，出口产品以农产品、矿产品和初级制造业为主，国际制造业竞争力弱。相对于东盟，中国人口众多，拥有不同层级的制造业人才，制造业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现代工业体系全面建立，制造业技术不断提升，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高尖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有待提高，出口商品结构依然是以加工制造品为主。在以往学者研究中发现，整体上我国同东盟各国双边贸易的结合度取值都比较高，贸易联系较为紧密［１］，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双方合作潜力巨大［２－４］。在有关中国与东盟制造业的研究中，潘青友指出中国与东盟双方相似的主导出口产业导致双方出口贸易的竞争性日渐突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３０；

　　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１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视角下福建跨境电商发展问题研究”（ＪＡＳ１７１０７１）作者简介：余敏（１９７９—），女，黎明职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问题、国际贸易价值绩效、双边贸易摩擦。.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余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６３出［５］，尤其在低技术产品上中国与东盟五国竞争性更大［６］。苏颖宏研究了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东盟五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指出五国出口增长从“强竞争、弱市场”转变为“强市场，弱竞争”的局面，商品结构构成对出口反而起了制约作用［７］。程广斌等实证研究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力，东盟国家制造业部门竞争力水平弱于中国，制造业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其他产业合作的切入点［８］。仪珊珊等指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立导致贸易自由化加深，抑制出口产品的进入和企业的推出［９］。（一）近２０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本文通过联合国商品网站ＳＩＴＣＶ３．０①选取０～８类商品，研究近２０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商品贸易。通过数据计算发现，１９９８年至今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商品贸易额呈现稳步提升，从１９９８年的２３７．３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８７８．７亿美元，增长了２０倍，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４１％。其中出口年均增长率为１８．２６％，进口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５４％。这２０年中，仅２００９因为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因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发展调整，出现同比少许下降的现象。可见，近２０年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没有对中国与东盟贸易产生过多的负面效应。（二）工业制成品贸易成为中国与东盟的主体贸易在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中，工业制成品依旧是贸易主体。工业制成品双边贸易总额在１９９８年达到１８１．２３万亿美元，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７６．３７％；２０１７年上升为４１０８．３亿美元，占到贸易总额的８２．５２％。其中，出口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７９．４８％上涨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９．２５％；进口比例则从１９９８年的６７．９５％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１．２６％②。就具体商品而言，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前三类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ＳＩＴＣ６）及杂项制成品（ＳＩＴＣ８），这三类商品在２０１７年占出口商品的８０．９％。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前三类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动物及植物油、脂肪及蜡（ＳＩＴＣ３），非食用原料（ＳＩＴＣ２），这三类商品在２０１７年占进口商品的６９．８２％。其中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占据了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５０％左右。（三）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趋势带动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方向近２０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差额由逆差转为顺差。２０１２年中国开始出现顺差，２０１５年顺差到达一个高峰后开始下降。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引起东盟一些国家的担心，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连续两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都有所下降。中国与东盟的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贸易差额呈现同样的趋势，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差额很少，进出口贸易平衡；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３年间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贸易逆差额增长迅速，带动总贸易差额逆差增加；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带动贸易总额顺差上升。可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贸易趋势带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发展方向。（四）贸易区域集中，产业内贸易特性凸显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中国与东盟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出口区域比较集中，中国出口东盟居前四位的国家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６５．３％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５．２％。从东盟进口居前四位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菲律宾，进口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２６．３％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１．９％。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与越南的贸易规模在２０１２年飞速增加，这与中国在２０１２年对越南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相关。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贸易区域呈集中发展趋势，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性。①ＳＩＴＣ０食品和活动物，ＳＩＴＣ１饮料及烟草，ＳＩＴＣ２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ＳＩＴＣ３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物质，ＳＩＴＣ４动物及植物油、脂肪及蜡，ＳＩＴＣ５未列明的化学及有关用品，ＳＩＴＣ６主要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ＳＩＴＣ７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８杂项制成品。其中０～４类为初级产品及矿物质，５～８类为工业制成品，ＳＩＴＣ５＋ＳＩＴＣ７为资本、技术工业制成品。②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ｈｔｔ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ｑＱｕｉｃｋＱｕｅｒｙ．ａｓｐｘ），ＳＩＴＣ（Ｒ．３）。.com.cn.AllRightsReserved.

　　６４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分析（一）理论综述引力模型最初受牛顿的重力法则启发，经过几十年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是目前研究测算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最流行的模型。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和Ｐｙｈｎｅｎ第一次利用引力模型来实证双边贸易相关的影响因素，得出双边贸易的规模与两国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１０－１１］。此后，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不断完善引力模型。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从传统的道格拉斯指数系统中扩展出差异商品、运输成本和关税三个因素，来完善传统的引力模型［１２］。Ｈｅｌｐｍａｎ在不同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性和现存市场不完美性的假设上完善了原有模型，并利用引力模型完善了垄断竞争模型［１３］。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指出引力模型因国家间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并从Ｈ－Ｏ理论中摩擦是否存在推导出引力模型［１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Ｗｉｎｃｏｏｐ在不变替代弹性（ＣＥＳ）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推导出操作性较强的引力模型，指出两国贸易流量受到多边贸易关系影响［１５］。这些研究为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实践测算中，最初的引力模型只有物理距离、贸易量和国民收入［１０］三个变量，后续研究中增加了人口数量［１６］、人均收入值［１７］、汇率［１８］，根据分析需要又加入了相应的虚拟变量，如货币联盟关系［１９］、东盟贸易协议和ＡＰＥＣ协议［２０］等，并增加了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实证。孙金彦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指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２１］。张静中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并指出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潜力大，地理距离和进口国为内陆国是主要的阻碍因素［２２］。聂红隆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双边之间的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开拓型”，改善的空间还较大［２３］。（二）模型设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我国与东盟的贸易特点、现有数据获得性及其他相关因素，优化现有引力模型。本文选取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的数据，实证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影响因素。因变量为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总额Ｙｉｔ，其中ｉ表示国家，ｔ表示年度，贸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库数据网（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根据引力模型中的贸易规模和距离是影响贸易总量的基本因素，选取中国ＧＤＰＣｔ与东盟各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ｉ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距离Ｗｉ选自北京到东盟各国首都的距离（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ｄｏ．ｃｏ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选取汇率因素Ｒ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来自中国银行网外汇牌价的中间价（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ｓｏｕｒｃｅｄｂ／ｌｓｗｈｐｊ／）。由于中国对东盟各国投资开始于２００３年，为了数据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中国利用东盟的直接投资ＦＤＩｉｔ来分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ＯＰｉ是中国市场对东盟各国的经济开放度，数据来自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与中国ＧＤＰ的比值。ＭＳｉ表示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市场规模，选取联合国商品库数据网中中国向世界进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值。Ｄｔ为虚拟变量，代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效应，２００１年以前为０，之后均为１。依靠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计量工具，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为ｌｎＹｉｔ＝α＋β１ｌｎＧＤＰＣ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４ｌｎＯＰｔ＋β５ｌｎＷｉ＋β６ｌｎＭＳｔ＋β７ｌｎＲｔ＋＋β８ｌｎＤｔ＋εｉ。（三）建模分析１．建立模型由于面板数据分为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类数据，模型的设定受参数估计的正确性影响，因此，模型的设定必须进行参数的有效性检验［２４］。假设１：混合模型，即所有的变量和自变量包括截距与斜率在不同横截面模型样本及时间序列上都是常数。假设２：固定效应模型，除截距以外的所有变量和自变量在不同横截面模型样本及时间序列上都是常数。.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余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６５假设３：随机效应模型，即所有的变量和自变量包括截距与斜率在不同横截面模型样本及时间序列上都是变动的。进行Ｆ检验，得出固定系数模型的残差为６．７４９９，混合表??单位根检验回归模型的残差为１０．６２３４，计算得出Ｆ值为０．８４６５①，对应变量!"#检验$%&"结论的概率Ｐ值为１。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0+****不平稳根据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采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对应的??()??,1+21,-*+****平稳()3"4.+,5*0*+,,5,不平稳概率Ｐ值为０．３０５２，接受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中个体影响??()3"40*6+,5,*+****平稳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可以将模型设定为随机效应模型。()3"478*+11/,*+5226不平稳２．单位根检验??6()3"478-+/-2.*+**0/平稳为了确保回归的有效性，保证估计值的有效性，避免伪回()#"98*+2-60*+,*6.不平稳归出现，本文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工具，采用ＡＤＦ单位根检验，对??6()#"981+0,*5*+***0平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480+1.6-*+-2,1不平稳??6()????8.+/**0*+***0平稳由表１可知，７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存在一阶或者二阶()??8*+112.*+52.2不平稳单整，必须进一步协整检验。??6()??*+,-./0+****不平稳３．协整检验();<,1+21,-*+****平稳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变量的时间系列是非平稳的，进行()6;<.+,5*0*+,,5,不平稳二阶差分后变平稳，需要进行相关的协整性检验。本文采用ＥＧ两步法（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第一步，先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２工具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下ｌｎＹ＝３．７７＋０．９２ｌｎＧＤＰＣ＋１．３８ｌｎＧＤＰ－２．７３１ｌｎＦＤＩ＋０．２２ｌｎＭＳ＋１．０７ｌｎＯＰ＋１．９４ｌｎＲ＋０．７２Ｄ－０．５Ｗ

　　（１）Ｔ

　　（０．５２）

　　（１．５５９）

　　（７．４３）

　　（０．０７６６）

　　（－３．３１）

　　（０．２７９）

　　（１．０２）

　　（３．８）

　　（６．９３）

　　（－０．０６）Ｐ

　　（０．５９９）

　　（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７８１）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５）Ｒ２＝０．８１

　　Ｒ－２＝０．８０

　　Ｆ＝９９．６９

　　（Ｐ＝０．００００）。由于上述模型变量过多，多个变量没有办法通过Ｔ检验，经过多次测试优化，删除距离变量Ｗ、中国机电市场规模ＭＳ，再次回归，所有变量均通过５％显著性水平下的Ｔ检验。ｌｎＹ＝５．２９

　　＋　１．６ｌｎＧＤＰＣ＋０．９２ｌｎＧＤＰ－２．７３ｌｎＦＤＩ＋１．３６ｌｎＯＰ＋２．０６ｌｎＲ＋０．７２Ｄ

　　（２）Ｔ（２．４５）（４．２）（８．３６）（－３．３２）（５．３６）（３．８１）（７．３３）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Ｒ２＝０．８１

　　Ｒ－２＝０．８０

　　Ｆ＝１４９．３２

　　（Ｐ＝０．００００）。第二步，对刚才的回归进行ＫＡＯ检验、ＡＤＦ检验，Ｔ值为－５．２４６３，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说明回归是协整回归。变量修正后结果显示模型回归非常成功。从单个变量看，所有变量均通过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方程的系数值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从模型整体看，修正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Ｒ－２为０．８０，说明回归直线与样本观察值的拟合程度高达８０％，拟合程度高。从最后的模拟结果看，模型的Ｆ值高达１４９．３２，说明模型的结果是显著的。综合三个因素，说明模型回归是成功的。４．分析结论通过回归结果，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情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和东盟各国ＧＤＰ的增长促进了双边贸易规模。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带来了更多的生产能力和购买能力，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额的增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①计算公式为Ｆ＝（Ｓ２－Ｓ１）／［（Ｎ－ｔ）ｋ］Ｓ～Ｆ［（Ｎ－１）ｋ，Ｎ（Ｔ－ｋ－１）］。１／［ＮＴ－Ｎ（ｋ＋１）］.com.cn.AllRights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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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０卷ＧＤＰ每上升１％，能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增长１．６％；东盟各国ＧＤＰ每增加１％，能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加０．９２％。与我国相比，东盟各国的ＧＤＰ还有很大差距。２０１８年东盟十国的ＧＤＰ总额仅为中国的１／４。东盟各国内部ＧＤＰ差异极大，ＧＤＰ最高的印度尼西亚是文莱的７６倍。东盟各国的ＧＤＰ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影响有限。第二，我国利用东盟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受“中国威胁论”、南海问题等影响，一直小心翼翼地前行。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间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在３０亿美元徘徊。２００７年东盟各国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缓解危机过程中，中国采取了稳定人民币政策，有效地缓解了东盟各国的金融危机，并积极帮助各国恢复经济秩序。东盟各国企业增强了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２００８年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达５４亿美元。２０１０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让东盟各国企业加大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但是投资速度和规模依然有限。就目前模型分析数据来看，中国利用东盟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起到的是制约作用，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增加１％，对双边贸易起到２．７３％的制约作用。这种直接投资主要针对中国市场，更多的是带动中国国内消费；随着我国与东盟的投资越来越顺利，这种制约作用必然转化为促进作用。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１９９６年的２１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９８．３亿美元，增加了６１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但是，２０１４年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限，截至２０１４年东盟在我国累计投资５５０亿美元，中国在东盟累计投资仅５０亿美元，这种不平衡在东盟各国引起一些负面效应。随着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入，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速度越来越快，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累计投资额达２０５７．１亿美元，１５年间投资存量增长了２２倍。第三，在经济领域中国向东盟的开放度有力地促进双边贸易规模增长。近年来由于欧美市场出现萎缩，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姿态。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减少了贸易障碍，便利双方贸易。从模型数据分析来看，在经济领域中国对东盟的开放有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开放度每增加１％，带动贸易总额增加１．３６％，说明中国近年来对东盟在农产品、矿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方面的零关税政策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第四，中国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货币的科学、合理、稳定是双边贸易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项目量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与东盟多数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实现了人民币与东盟大部分国家货币的直接交易。人民币汇率及其波动对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对汇率进行了４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告别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进入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一篮子国际货币进行参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断完善的科学汇率制度下的汇率调整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盟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而风暴中的中国一直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对缓解东盟各国的金融危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让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有着巨大的信心。从模型中看，中国对美元的汇率每波动１％，会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增加２．０６％，说明这种汇率波动是正常的，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是有利的。第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起到了促进贸易的作用。从模型回归的结果看，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对双边贸易有０．７２％的促进作用。２０１０年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东盟９０％以上的产品实现了进入中国零关税。在未来的合作中，开放将进一步深入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双方在相互投资、贸易合作、产业联盟、文化对接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合作，为双边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深入，自贸区建立的积极效应还会进一步扩大。第六，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世界市场规模不对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产生影响。从模型回归效应看，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世界市场规模没有成为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的因素，中国拥有世界上.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余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６７最大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市场份额，但是这种大在量上，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因为地方利益，存在大量小而重复建设的企业，参差不齐，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低附加值形态依然存在。整个行业还未达到规模经济效应递增的阶段，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或是太小。出口的优势是价格低廉，进口的机电产品则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这种不对等的方式使得机电产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２０１５年我国在制造业领域进行供给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补”，关闭重污染、重复建设的企业，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解决廉价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的恶性竞争，追求智能制造、创新制造，寻求对制造业的生产和产品工艺转型升级的方法。这些积极因素必然会在未来的贸易场中显现更多的规模优势，带来更高质量的发展。三、中国与东盟贸易潜力分析根据上述模型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方法来自刘青峰和姜书竹于２００２年提出的贸易潜力值测算法［２５］，来判断未来的贸易潜力。当实际贸易发生值与模型预测理论值的比值，即贸易潜力值≥１．２时，属于潜力再造型，双边贸易发展受阻，需要培育新贸易因素，促进发展；１．２＞贸易潜力值≥０．８，属于潜力开拓型，双边贸易空间还有一定的扩大范围；贸易潜力值＜０．８时，属于潜力巨大型，双边贸易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与实际贸易值比较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国与文莱和中国与柬埔寨的双边贸易属于潜力再造型，中国与新加坡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贸易属于潜力巨大型，中国与其余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都属于潜力开拓型。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文莱、柬埔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仅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不到３％，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不到３０％，说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体上是积极的，以潜力开拓型为主。这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有效证据，中国与东盟各国保持积极合作的态度，才能更有力地促进双边贸易合作，开创更好的贸易机会，有效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发展。四、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的对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建设、跨国投资、产能合作和优势产业对接等方面深度合作，推进了双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与对接。这种全面合作也受到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和域外大国力量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中需要双方有更多的沟通和担当，减少贸易摩擦，积极开拓双边合作领域，只有共赢才是长久合作的基础。（一）坚持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企业竞争力当代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共赢。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这种发展经验可以给东盟各国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与东盟各国合作，才能在合作中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通过国家搭建跨国企业合作桥梁，通过一批有技术、有创新的企业主导，合作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让这种合作可持续发展。（二）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走进东盟投资搭建桥梁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我国逐步加大对东盟地区的投资。鼓励我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加强沟通和交流，深入东盟地区考察，了解东盟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现状。积极利用东盟的产业要素、地域要素、技术要素等，寻找适合企业结构调整的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作为今后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政府积极开拓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外贸政策，为我国民营企业与东盟投资搭建合作平台。鼓励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学生留学交流，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人才纽带，学习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文化，促进技术、管理和人才各方面流动，在合作和竞争的平等环境中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com.cn.AllRightsReserved.

　　６８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三）加强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和合作，提高规模经济效用中国与东盟的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出口速度及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是双边贸易的生力军。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但是我国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依然处于小而分散的状态，只看到出口量上的规模，未看到良性效应，而且这种量上的增加必然带来出口摩擦。利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与东盟企业对接、能源对接、产业关联度上做好引导和合作。因地制宜，减少产能过剩，合理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中国与东盟相互合作发展的产业链群。倡导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形成新能源、新技术、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群体，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聚之路。（四）加强中国与东盟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加强经济开放，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毗连，历史文明交融，人民世代友好交往。自１９９４年中国与东盟展开贸易对话以来，双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双方紧密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及贸易商品方面具有巨大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现实存在的贸易摩擦严重干扰了双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加深，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走进东盟的进度。近年来美国国内经济问题频现，面对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美国在国际上处处打压中国，对中国—东盟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任何的贸易摩擦都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贸易损失和感情伤害，但是我们要看到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解决，双方在贸易规模、产业合作和进出口产品结构上在不断优化与调整，为今后的合作铺平道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走到今天，是建立在合作、信赖的基础上，立足于长远发展。今后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各级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逐步建立良好的贸易摩擦协调竞争机制，不能一味通过非贸易壁垒来改变双方贸易结构，积极主动打造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经贸合作关系，共建繁荣稳定良好的环境。参考文献：［１］

　　石超，马荐华．我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及贸易潜力研究：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５）：６４－７１．［２］

　　王灿．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Ｊ］．未来与发展，２００９（３０）：３４－３６．［３］

　　谭秀杰，周茂荣．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５（２）：３－１２．［４］

　　陈秀莲．中国与东盟国家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和提升的对策建议［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１（１）：６３－７１．［５］

　　潘青友．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４（７）：７３－７５．［６］

　　朱桂方，车鸣．出口结构相似度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拓展分析［Ｊ］．求索，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２５．［７］

　　苏颖宏．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结构分析［Ｊ］．产业与科技论坛，２０１０（１０）：５６－５９．［８］

　　程广斌，刘伟青．“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东盟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Ｊ］．价格月刊，２０１７（１２）：６２－６８．［９］

　　仪珊珊，张瀚元，王昊天．贸易自由化与出口产品转换：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８）：２８－３６．［１０］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Ｊ．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ｎｄ，１９６２．［１１］　Ｐ?ＹＨ?Ｎ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１９６３，９０：９３－１００．［１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com.cn.AllRightsReserved.

　　余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６９１９７９，６９（１）：１０６－１１６．［１３］　ＨＥＬＰＭＡＮＥ，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１４］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Ａ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ｄｏｅ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ｏｒｋｉｎａ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ｌｄ？［Ｊ］．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５（１２）：３２０－３５０．［１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Ｅ，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Ｖ．Ｇｒａｖｉｔｙｗｉ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ａｓ：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ｐｕｚｚｌ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３（３）：１７０－１９２．［１６］　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Ｈ．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ｓ［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１７］　ＬＥＡＭＥ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７４（２６）：３５０－３７４．［１８］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ＪＨ．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ｏｍｅ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５，６７（３）：４７４－４８１．［１９］　ＲＯＳＥＡＫ，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ｙａｓａｂ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ａｓｅｆ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ｕｎ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９１（２）：３８６－３９０．［２０］

　　姜书竹，张旭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效果及对策［Ｊ］．浙江树人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６）：２１－２５．［２１］

　　孙金彦．基于引力模型的中澳双边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Ｊ］．当代财经，２０１０（６）：８５－９０．［２２］

　　张静中．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潜力研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Ｊ］．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７）：５－１５．［

篇三：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１９期　对外分圣　【国际经贸】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　双边服务贸易情况分析　肖　瑶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２Ｏｏ４４４）

　　［摘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与２５个ＯＥＣＤ成员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面板数据。构　建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并与货物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研究　中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选取的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比对货物贸易的影响　大，同时，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１７７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２８３（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１９—０４　一、引言　贸易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总量层面还是　虽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很多显著的不同特征，部门层面，人均ＧＤＰ和语言都是影响双边贸易的最主要　但在分析贸易流动和它们对资源分配与国民福利的影响　因素，但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并不能带来服务贸易的增　时，却没有理由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区别开来（Ｌｅｅ和　长。

　　Ｌｏｙｄ，２００２）。因此，原则上任何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和　与国外研究相比较，国内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服务　模型都可以适用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包括引力模型。

　　贸易所做的研究较少。卢现祥和马凌远（２００９）运用引力　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大多都　模型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对ＯＥＣＤ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流量　局限于对货物贸易的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　的决定；王英（２０１０）则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中　先，由于实际的国际标准贸易分类（ＳＩＴＣ）只适用于货物　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

　　贸易，而对服务贸易却没有一个可比较的分类，因此这两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ＯＥＣＤ国家服务贸易　种贸易流量长期以来一直是分开计算的；其次，２００２年　的决定因素，并与货物贸易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分析货物　以前国际上一直没有具有可比性的服务贸易数据。直到　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利于　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秘书处于２００２年发布了１９９９年和　两者协调发展。

　　２０００年关于２６个成员国的服务贸易总额的数据，才逐渐　二、实证分析　出现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一）引力模型　Ｇｒｕｎｆｅｌｄ和Ｍｏｘｎｅｓ（２００３），Ｋｉｍｕｒａ（２００３），Ｍｉｍ和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侧重于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ｉ（２００４）是率先使用最新的ＯＥＣＤ关于双边服务　模式和福利效果，而忽视了现实中贸易流量的决定问题。

　　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都使用了引力模型来评　２Ｏ世纪６０年代发展起来的引力模型为诠释双边贸易流　估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学者Ｆｕｋｕｎａｆｉ　Ｋｍｉｕｒａ和　量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贸易引力模型是由牛顿的万　Ｈｙｕｎ—ＨｏｏｎＬｅｅ（２００６）选取了ｌＯ个ＯＥＣＤ成员国和其他　有引力定律演化而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物体间的　经济体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数据，用引　相互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成反　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价不同因素对双边服务贸易　比，而贸易引力模型正是借鉴了万有引力定律，对国际贸　的影响，并与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得到两　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

　　个结论：一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用引力模型加以　丁伯根（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和波伊豪宁（Ｐｏｙｈｏｎｅｎ）在２Ｏ世　解释会更加充分；二是货物出口和服务进口存在互补关　纪６０年代分别开始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　系。而学者Ｋｅｉｔｈ　ＷＭｓｈ（２００８）基于ＯＥＣＤ统计数据库中　量研究。该模型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同其经济　服务进口额和旅游、运输、政府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４　规模正相关，与实际距离负相关。虽然当时缺乏必要的　个部门服务贸易进口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服务　理论基础，但是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始终无法对双　作者简介：肖瑶（１９９０一），男，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服务贸易。

　　１９　

篇四：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

　　

　　引力模型的思想和概念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大小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远近成反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Isard&Peck(1954)和Beckerman(1956)即凭直觉发现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流动规模越大的规律。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6yh6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jnnemann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多少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则更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由于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有人形象地将引力模型称为“双边贸易流量实证研究的役马(Workhorse)”。在后续的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中，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研究自己的重点，按照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设置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

　　2一、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形式编辑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上为贸易引力模型寻找基础。Anderson(1979)率先在产品差异假设前提下推导出了引力方程，Bergstrand(1985，1989)则在简单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决定双边贸易的因素，Help-man(1987)在具有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框架下修正了引力模型。DeardoIR(1998)对这些理论推导进行了综合，认为引力模型体现出了许多模型的特点并能够从标准贸易理论中推导出来。Anderson&Wincoop(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引力模型，这些理论不仅为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助于解释各项实证应用结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差异，使贸易引力模型逐渐脱离了长期以来受到“缺乏理论基础”质疑的窘况。在中国，关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2005)和谷克鉴(2006)等人都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Xij=boYiYjb2Nih3NjB4dID-h5，其中，Xij表示两国的贸易流动规模，Yi和Y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GDP)，Ni和N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人口，D代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bo、b1、b2、b3、b4、b5是正的常数。进出口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分别反映该市场中潜在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两种能力的大小正面影响着两国潜在贸易的规模，而距离的远近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成为两国贸易的阻碍因素。

　　或者：丁伯根和波伊赫能的贸易引力模型基本表达式为:Xij=aYibYjcDij-d(注意：这里分别表示Yi、Yj、Dij的b、c、-d次方）

　　其中，i和j分别表示贸易双方，Xij表示两国的双边贸易额;Yi和Yj分别表示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它们代表着i国的出口能力和j国的进口能力;Dij为i国和j国之间的空间距离。a、b、c、d为常数。根据引力模型的含义，上式公式可以理解为:“Yi和Yj对i国和j国的出口规模产生正向作用，而Dij则对其出口规模产生反向作用。”

　　其中Dij表示贸易双方的“文化距离”,dij表示贸易国双方实际的空间地理距离，dci和

　　dcj分别代表贸易双方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和

　　为其设定系数，且满足。为便于实证检验，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了随机误差项后得到:

　　lnXij=e+flnYiYj+glnDij+h式中:e为常数项，h为随机误差项，系数f和g的分别表示Xij对YiYj和Dij的弹性。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比较灵活，研究者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可适当调整增减变量。

　　3二、贸易引力模型的新扩展与实证应用编辑

　　上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得到不断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Mdtyds(1997,1998)、Chen&Wall(1999)、Breuss&Egger(1999)、Eg-ger(2000)等人完善了引力模型的经济计量学规范；Berstrand(1985)、Helpman(1987)、Wei(1996)、Soloaga&Win-ters(1999)、Lumao&Venables(1999)、Bougheas等人(1999)对原有解释变量进行了精炼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常常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本世纪近10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制度质量因素开始广泛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这一类扩展成为中外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是否属于同一优惠贸易安排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种粗糙的模式，开始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1，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影响的衡量。根据Viner(1950)的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引力模型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衡量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Soloaga&Winters(1999)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区域化的影响，Piaru&Kume(2000)研究了参与优惠贸易安排组织（如NAFTA、EU、ASEAN等）的44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Blavy(2001)则考察了马里兰各国间贸易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LucianCermal(2001)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贸易产生的较大影响。

　　国内学者对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APEC、ASEAN、东亚、东北亚等区域范围。侯明、李淑艳(2005)、黄烨菁(2007)、林玲、王炎(2004)、曹宏成(2007)、张昱、唐志芳(2006)、李欣红(2007)、王可(2008)等人验证了APEC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流量的影响，认为GDP、人均GDP、距离以及APEC对中国双边贸易影响的作用十分显著。王铠磊(2007)研究了APEC和ASEAN两个优惠贸易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能够比较好地揭示影响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因素；APEC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由于刚刚起步，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与之不同，陈汉林、涂艳(2007)、单文婷、杨捷(2006)、侯铁珊、任珊、陈大伟(2006)、姜书竹、张旭昆(2003)、吴丹(2008)等都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认为贸易区的建立对双方间的贸易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安烨、李秀敏、张立学(2005)检验了决定东北亚各国2003年双边贸易状

　　况的主要因素并对东北亚各国之间应有贸易额进行估计，以发掘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潜力。

　　还有作者探究了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李钦(2008)探讨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新疆及中亚各国贸易流量的影响，伍泽君(2008)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虚拟变量EUE来反映欧盟东扩对中欧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论认为，欧盟东扩会对中欧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盛清(2007)在传统贸易引力方程的计量模型中引入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作为虚拟变量，研究CEPA对中国中部六省与香港地区贸易的促进作用，结论发现作用并不明显，继而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CEPA机制，促进中部地区与香港地区贸易量的相关建议。

　　许多学者从行业层面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史朝兴、顾海英(2005)利用1998年至2002年中国对其主要蔬菜出口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数据，对蔬菜出口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回归测算，结果表明：蔬菜进口国的经济总量、中国蔬菜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量和流向有显著正面影响．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则是阻碍蔬菜出口的主要因素。庄丽娟、姜元武、刘娜(2007)对广东省农产品向东盟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并对出口东盟的农产品流量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流量主要受东盟国家GDP、人均GDP、距离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省与多数东盟国家呈现“贸易不足”。马琳、李文强(2008)建立了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的贸易流量和流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渔业生产总值、水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是阻碍水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赵雨霖、林光华(2008)对中国与东盟10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两经济体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主要受经济规模、国家人口数量、两国首府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各种贸易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优惠贸易安排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制度质量因素影响的衡量。Anderson&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以反映制度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与阻碍国际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公正指数上升10%，该国的进口需求将上升5%；Groot等人(2004)引入的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和管制等六个方面。结果表明，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12%-18%，依进出口不同，管制质量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20%到24%，腐败程度下降一个标准差可提高贸易量17%-27%。

　　潘向东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交易国的经济制度因素和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进行有显著影响。潘向东等人(2005)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在制定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策略时，就短期而言，应该更注意交易国的合约实施方面的制度安排，就长期而言，应注重制度环境的改善。

　　吴丹(2008b)选取东亚10个经济体，除了进出口国GDP，两国地理距离外，引入了贸易政策指数、政府财政负担指数、政府干预指数、货币政策指数、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指数、银行与金融指数、薪酬与价格指数、产权指数、监管指数和黑市活动指数等反映一国制度质量的一系列解释变量，来探讨分析制度因素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黑市活动、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货币政策。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产权、政府负担。政府干预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3．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Christie(2002)运用1996-1999年的横截面数据预测了东南欧的贸易潜力、Rahman(2003)利用引力模型通过一些经济因素预测了孟加拉国的贸易潜力、AmitaBatra(2004)利用2000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世界贸易流量，并预测了印度的贸易潜力。Sohn，C-H.(2005)利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韩国双边贸易流动的诸多因素，认为韩国与日本、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开发出来．

　　4．检验某些国家的贸易格局。Evenett&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Sohn，Chan-Hyun(2005)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认为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H-O模型产业间贸易的特征，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南北朝鲜贸易正规化以及北朝鲜加入APEC将会大大促进双边贸易。

　　4三、结论编辑

　　1．贸易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在诸多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部分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贸易整体看，还是仅从行业层面上看，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GDP)、空间距离、人口和制度安排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经济总量的作用尤为显著。制度安排的作用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与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总量。

　　2．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不少研究证实，贸易伙伴国的法律制度、合约实施保障制度、产权安全性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易者对交易安全性的预期，因此制度的优劣对于双边贸易流量有着突出的影响。此外，制度质量相似的国家家更容易构建起信任基础，从而有利于双边贸易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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