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主持人：谢秀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28-0091-06

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在区域工商实业蓬勃发展、崇商文化普遍接受及开埠后地理相对优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在命运多舛的20世纪初至解放前，大体经历了发轫、初步发展、稳定发展与步履维艰生存期等阶段，对其进行演变历程的梳理和特征把握，不仅有助于宁波职业教育史研究，也为今日职业教育之继续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发轫较早，可追溯至1906年由孝廉堂改办的法政学堂，这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至1949年，宁波拥有类型不同、规模大小不一、办学时间或长或短的职业学校38所（见表1）。这38所学校中，有的办学延续至今，如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私立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今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也有相当部分由中小学直接改办或增设职业科，如慈溪县立高小增设三年制商科、鄞县四眼契小学改增农业或商业等。无论是延续至今的职业学校还是特殊年代由普通高小、中学改办或新增的职业教育，对近代宁波实业发展、技术人才培养等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近代宁波职业教育不仅起步早，且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四明日报》、《宁波民国日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便是一个有力佐证。刊登在《四明日报》上有慈北锦实验学校招添蚕业生广告（1910-06-10）、宁波甲种商业学校附设银行科招生广告（1915-11-05）、宁波女子职业学校招生（1931-07-05）；《宁波民国日报》先后刊登了武岭学校农业中学招生（1932-08-02）、鄞县私立电声无线电学校第五届招生广告（1939-06-25）……这些招生广告不仅具有商业意义，且侧面反映了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变迁。

（一）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轫期（1905-1911）

清末新政后，癸卯学制的颁布，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宁波的新式教育获得较大发展，实业教育开始在宁波生根发芽。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统一学制，明确规定全国学堂分为3段7级，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关于实业教育，癸卯学制强调，“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令各省从速办理。该学制不仅强调了实业学堂教育的意义，学生得谋生之技能，邦本得以巩固，更在于从制度上赋予实业教育以合法地位，将之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设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以有效衔接。1906年，孝廉堂改办为法政学堂，“现宁府喻太守已与各绅士厘定章程，聘订熟谙法律、政治之教员正副二人，不日即可开课。故于日前出示招考，除各县举人就学者毋庸考试外，其余阖属五贡虞增附生及中学堂曾经毕业学生，如有年在二十以上愿赴堂肄业者，须于四月十五日以前报名，示期扃试。”[1]出于培养地方立宪人才的需要，甬郡孝廉堂改为法政学堂。一时间，科举出生的举人、贡生与中学堂毕业生齐聚宁波法政学堂，这样新旧混杂中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宁波法政学堂成为转型时代的独特历史样本。此后改办或创办有：甬东商业学堂、初等商业学堂、宁波两等商业学堂、育德初等工业学堂、汝湖初等农业学堂以及初等蚕业学校。

从数量上，宁波实业学堂位居全省前列，根据1908年《浙江教育官报》统计，“宁波府（含6个县）有专门、实业、师范学堂6所，学生360人……为浙江省之冠。”[2]但从职业教育的层次上看，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为主，高等实业教育稀缺，除宁波法政学堂外，中等实业学校2所，其余均为初等实业学校。这一阶段的实业教育刚刚起步，办学条件亦相对艰苦，“清末民初，中小学校舍多利用庙、庵、祠堂、寺院，沿海地区几乎全系草舍，特建的甚少”，甬东商业学堂由江东百丈街东城小学改办而成，镇海初等商业学堂建在了邑庙一侧。

（二）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期（1912-1926）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改弦易辙，革新教育内容，各级各类学校走向正规化，教育界的新风扑面而来。“宁波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中、小学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根据1913年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原中、初两等改成甲、乙种实业学校，前者招收高小毕业生，实施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学制四年；后者招收初小毕业生，实施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学制三年。伴随着振兴实业的热潮，宁波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黄金时期，学校数量急剧增多，学科门类有所拓展。1912年，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创办，设有机械、土木、水利、汽车等科，除课堂教学外，学校安排4个下午时间用于校机械工厂实习。1914年，四明专门学校（前身为法政学堂）改办为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镇海县立中学改办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1911年，改办后的锦堂中等农业学校，建各类教学实习教室40余间，另开辟桑地30余亩作为蚕本科生产实践。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实业学校因“（一）设置拘系统而忽供求，（二）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三）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故主张沟通教育与职业而对于国民生计问题为根本之解决。”[3]实业教育未能尽社会分工之所需，加之医生、律师、工程师、经理等新兴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升，职业教育一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其仅设一科者称初级某科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等农、工、商等科。“呈悉查职业学校其程度确与高中相当者，得称高级职业学校；与初中程度相当之职业学校，称初级职业学校。改省旧有之乙种实业学校既係收受高小毕业生自与初中程度相当应称初级职业学校，其仅设一科者称初级某科职业学校。”[4]更名看似是简易之举，实则深化了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从带有鲜明的救亡色彩的实业教育向着毕业后谋生立身的职业教育逐渐过渡。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泛指学成后即可谋生”；蒋梦麟也认为，青年之立身，国家之致富多依仗职业教育，主张加强职业教育与实业界的沟通。

新学制强调对学生的职业教育和训练，特别注重工作科、职业科及劳动作业，除实施完整、简易的普通职业教育外，普通学校内酌设职业教育养成科。当时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因缺乏职业生产的能力，或因求职的自视过高心态而饱受社会有识之士诟病，因此，主张学校适应社会进步所需，注重生活教育的呼声愈高。“查我国中小学校教育对于劳动工作及生产作业向不重视，故各学校毕业生皆不能操劳作事，更无从事职业生产之能力。当此生产衰落、民生凋敝之际，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以图补救，反养成多数欲望较高专事分利之青年，致动工作对于各科教学上之生产作业尤应特别注意。”[5]根据1922年的壬戌学制，职业教育在普通中学得以逐步有序推行，1924年，慈湖中学在高等小学基础上增设两年制商科，三年后商科裁撤。同年，慈溪县立高等小学增设三年制商科，办一届。

（三）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期（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宁波的职业教育处于稳定发展期，创办或改建职业学校7所，较之前一阶段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振兴和民众基本生计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而被寄予厚望。职业教育的最初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之准备，到了20世纪20年代强调与社会发展、国民生计保持紧密联系，明确职业教育应“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6]为宗旨，由个人谋生层面，推及至服务社会、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层面。普通中学教育亦致力于“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之生产能力”，并酌情增设职业科或乡村师范科，“自二十年度起各县立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如各县确有设立普通中学之必要不能改办者，由教育应斟酌情形，令饬于普通中学内附设职业科及乡村师范科。”[7]1931年，奉化武岭学校增设农业职业中学部，在武山山麓开辟农事试验场，后发展为私立武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制4年，共招收6届学生，培养了200多名毕业生。1932年，镇海县立初中改制为县立初级商科职业学校，并设置初级职业科与普通初中科。1933年，更名为镇海县立初级商业职业学校。1934年，浙江省立锦堂学校设置三年制初级农科，共办四届。

这一阶段，最令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以职业学校为主，业余补习学校为辅的职业教育体系。1933年1月发布的《职业学校法》规定，“职业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同时规定，在初、高级职业学校中，应设立面向社会人群的职业补习班；职业学校不向学生收取费用等。”1933年，又公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学制改革以来，职业补习教育更受职业界、教育界的青睐。嗣后，宁波市市立成年妇女补习学校、鄞县县立中心医院附设护士训练班等业余补习学校先后成立。这些补习学校培训在职人员的同时，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1920年，宁波城区有平民义务学校16所……1932年，省教育厅发文《浙江省二十一年度各县市办理民众学校教育最低标准》，规范办学。”[8]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所放缓，不独宁波为然，从全国范围而言，职业学校数量也普遍减少。相对而言，这一阶段的宁波职业教育通过教育立法，进一步得以规范与巩固，职业补习学校有所发展，

（四）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在举步维艰中求生存（1937-1949）

战火纷飞也许容不下一张安静的桌子，但断然不能阻碍黑暗中人们对知识火苗的追寻。抗战爆发后，不少中等学校纷纷撤退或停办，宁波各县改变办学策略，采取转学借读、设置临时中学、创办战时流动学校、民众夜校等变通措施，以适应战时环境。“1938年以来，宁波各县实施《战时流动教育大纲》和《战时民众教育大纲》，开办了一批战时流动学校和战时民众夜校。”[9]1941年，宁波沦陷后，教育设备多遭损毁，校田歉收导致办学经费困绌。同年4月，退居敌后的鄞县县政府，在宁海创立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该校后辗转于宁海、新昌、天台等地，在战乱年代为失学青年提供继续求学机会。创建于该阶段的鄞县私立电声无线电技术补习学校，宁波国医专门学校因日军轰炸被迫停办，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迁入丽水。1942年，鄞县创办私立达材学社，经费来源除学费收入外，由钱业会馆津贴，培养钱业界服务人才，至1945年停办。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宁波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数量上略有扩充，但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使得学校教育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当时的学校办学经费多以校产、学费和当地筹募来解决。“1947年，《鄞县筹募乡镇教育经费暂行办法》公布，规定在田赋中每亩加征稻谷15斤，工商企业按营业税额带征20%，收起后，与乡镇自治费对分。”[10]1947年3月，鄞县私立育群初级商业补习学校成立。同年，慈溪创办私立保黎护士职业学校。1948年9月，鄞县私立崇实商业补习职业学校成立，设商科班、会计班等。1949年，创办宁波私立无线电工程学校。

二、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特征

纵观近代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首先是职业教育日趋独立的过程。通过癸卯学制，实业教育取得了正式地位，后在“實业救国”口号的刺激下，实业学校呈蓬勃发展之态势。其次是职业教育得到普遍认同、接受的过程，到了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不仅取代了实业教育，且影响范围扩及至普通教育。如初级中学实行普通教育，但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农工商、家事专科，酌情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为了推广职业教育，在相当学校内还酌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以“生活之知识与生产之技能”为宗旨，通过完善职业教育法规，促成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互补。以上是为各地近代职业教育的共性结论，反观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演变历程，不难发现，共性之外有诸多个性的呈现。

（一）经历了先快后缓，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

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大体经历了初期的学堂转型，中期的快速发展到相对稳定，后期因政局不稳定、战乱等因素所致，在艰难中坚持办学等阶段。早期的宁波职业教育改变原有官学、书院等旧形式，为现代新学制的转变创造条件。从1906年至1911年，兴办改办各类职业学校8所，其中的典型如宁波法政学堂，成为转型时代的独特历史样本。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职业教育一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宁波实业教育向着职业教育过渡，职业学校进入井喷式发展期，共创办或改办学校18所。该时期的地方工商实业发展与否，社会秩序安定与否、教育重视与否均可以从职业学校发展数据中得以验证。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宁波的职业教育处于稳定发展期，创办或改建职业学校7所，较之前一阶段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国民生计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宁波职业学校在战火纷飞中艰难生存，辗转多地办学或停办，该时期的流动学校、夜校为战时学生继续学业提供了机会。抗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职业学校数量略有增长，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使得职业教育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

（二）与社会发展、与国民生计保持紧密联系，商科尤为突出

不少研究者在审视近代实业教育的历史进程时，得出“近代实业教育主要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靠强烈的实业救国思潮推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恰恰是制约实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11]实业救国思潮刺激实业教育产生与发展，这固然没错，但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却得益于工商实业的持续发展，这恰好就是宁波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宁波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地成为商业化的城市。宁波人不仅出外经商的多，其足迹遍于世界各地。在本地从事商业的人亦不少。19世纪末叶，宁波在上海的带动下，已是商店林立，参与商业活动的人数猛增，城市商业繁荣。当时拥有80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20多万。”[12]近代以来，宁波不仅涌现了通久源轧花厂、和丰纱厂、三北轮埠公司、三北机器造船厂、华安水火保险公司等实力雄厚的企业，且社会对致富与职业也产生了新的看法，“工商皆本”观念被普遍接受。敬贾崇商风气日炽，诚如《鄞县通志》记载：“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作为良性循环的一部分，商人重教兴学之风世代相承，从而推动鄞州、慈溪、镇海等地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宁波商人捐助教育事业的事例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各方人士热心兴学，一度使宁波新式教育的发展居浙江全省之冠”[13]商人办学，重视英语、计算科目，注重教育与实业、与社会的结合，把技艺传习引进课堂教学。1905年，旅日华侨吴锦堂出资创建锦堂学校。鄞县旅汉商人卢洪创办了三所学校（宁波两所，绍兴一所），以收教堕民出籍子弟，该校毕业者因其才智或升学或出洋学习农工各科。不独个人出资兴学，宁波商会组织在资助贫困学生求学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抗战期间，“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同乡失学子弟设置贷款金，“计分大、中、小学三组，经考试合格，由该会负担其学杂费……共计受助学生886人”。[14]

相得益彰的是，宁波近代职业教育在培养农工商实用人才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这其中，商科发展占有绝对优势，共有14所商业专门学校或增设商业科，3所商业补习学校，所占比列44.7%。农业、工业教育亦贯穿近代宁波，如创办于1912年的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即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之一），以江北泗洲堂原益智中学旧址为校址，开设机械科一科，林端辅为首任校长，后由陈训正接任，虽几度更名，却从未停止办学。农业是国家之本，农业职业教育典型如锦堂学校，1910年，锦堂学校高等小学部改为初等蚕业学校，后陆续改办为中等农业学校、两等小学，1931年改校名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设置三年制农科，免收学费及膳食费，共办四届，毕业生59人。

（三）首创第一所女校，女子职业教育走在时代前列

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外国商人大批来甬经商、传教士也接踵而至，他们着手建立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以方便传教。宁波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可追溯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于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后改名为崇德女校。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女校为少数女性提供了宝贵的受教育机会，虽然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传教。

清末民初，新思想、新观念在无形中冲击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和重男轻女观念，女子受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受其影响，新式书籍广告频繁出现于报纸，在《四明日报》刊登的上海新学会社出版书籍广告中，推荐的女学堂用书有：女子家政教科书、女子修身古诗歌、家政学教科书、四明王女史函稿、女子尺牍教本、女子历史教书[15]。在移风易俗、女性解放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女子职业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专业细分都得到了较大发展。癸卯学制中虽并无女学专章，但在1907年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学在学制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兴办女学的目的突破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规训，而是依据女子的特质及其对社会应负有的责任，施以相对独立且特殊的教育。壬子癸丑学制主张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实业学校令》更是明确规定“女子职业学校得就地方情形与其性质所宜，参照各项实业学校规程办理”[16]，至此，女子职业教育取得合法地位。1912年，“李霞城创办了宁属县女子师范学校，并任校董，该校学生最多时曾有200多人”[17]。1917年，鄞县成立募义私立妇女补习学校。1918年，陈毓芬在余姚城内创办女子工业学校，设刺绣等科目。其后，四明女子工读学校、私立宁波女子职业学校、宁波私立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相继成立。1926年，《申报》刊登了《女子工读学校之又一所》，“本埠翁文琴女士曾发起宁波妇女工读学校一所，近为推广起见，又于药行街桑园弄设立四明女子工读学校一所，聘吴时扬为教员，书籍各费概行免收，此项经费完全由翁女士独立负责，今已筹备齐全，定阴历九月初五正是开校云。”[18]1928年，市政府在江北岸封仁桥创办宁波市立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学制3年，开设普通小学主修课程，另加缝纫、编制等职业技术课。

旧式女子教育偏重家事教育，女子中学的课程特设家事、园艺、缝纫各科，女子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不外乎家事、烹饪、缝纫、蚕桑、刺绣、缫丝等。宁波女子职业教育借商业发达之东风，亦有商业、工艺科的增设，如《四明日报》在1931年7月5日刊登了宁波女子职业学校招生广告，“本校自暑假后实行新学制，办理完全小学学科除应授各科外，初级特注重工艺科，高级特注重工艺商业科，以符社会之应用。”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女性就业的渠道与选择，是为女子教育的又一突破。

考察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把握其特征，如职业教育经历先快后缓的转变；与社会发展、国民生计保持紧密联系，商科教育尤为突出；首创第一所女校，女子职业教育走在时代前列，有助于丰富地方职业教育史研究。近代宁波职业教育在共性之外的个性实践，如结合地域特征与产业优势，适应经济发展培养人才，农业、商业、工业、护理学校几经更名，却从未终止办学，专业比较优势凸显；适当将职业教育贯穿于普通教育，以生活为宗旨，培养学生谋生之技能；拓宽办学渠道，形成商人捐助办学的良性循环，这些都是今日职业教育之持续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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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称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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