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筹创于1914年夏，正式成立于1915年10月25日，是由几个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发起创立的。1918年随社员大批回国迁回国内，直至1960年才正式宣告解散。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科学团体，它一直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直接推进了中国科技的现代化，造就了中国现代的早期科学家集体群，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统计，至1949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已达3776人^{[1]（P．3）}，分布于中国现代各学科、各专业领域。

中国科学社社员分为五种，除普通社员外，另有名誉社员、赞助社员、特社员、仲社员。1915年通过的社章明确规定：“凡于科学学问事业上著有特别成绩，经董事会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选决者为本社名誉社员。”^{[2]（P．128）}数十年间，国内仅张謇一人获此殊荣。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实业，有“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之美誉。他对中国科学社竭力予以支持，推动了中国科学社向前发展。

一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世代耕读传家。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3]（P．2）}。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作为吴的主要幕僚，他参与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深为吴氏赏识。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他把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提高，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合并为南通大学。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4]（P．1630～1631）}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了著名的导演兼剧作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5]（P．221）}。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6]（P．341～342）}。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7]（P．3）}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5]（P．521）}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8]（P．349）}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

20世纪初年，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留学海外以救国成为许多青年学子的理想，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逐渐增多。美国物质文明的发达，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所有这一切给负笈异域之留美生以巨大的心灵震撼。他们多习自然科学，在刻苦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科学实践活动。随其视野的日益开阔，他们对中西方之差距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欧美之国富民强是其重视科学、发展科学的结果：“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明文物之盛何由至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1]（P．2）}耳闻目睹了各国学会团体在促进科学、发展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后，他们决定予以仿效，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取精用宏之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9]（P．461）}。这一构想很快便成为现实。1914年夏“科学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最初事业仅发行《科学》月刊一项。次年10月25日，又正式改组为中国科学社。

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一回到国内，中国科学社立即陷于困境之中。首先，无正式的社所，只得暂借上海大同学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隅办公。其次，缺乏经济来源。创立初期中国科学社的进款主要来自社员入社金、特别捐及常年捐，这远不敷用。早在美国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社员胡明复就已指出：“月捐之制，终不可以久持，一旦停止或减少，社务即不得不受影响。”^{[10]（P．114）}事实也确实如此。许多社员归国后由于各种原因，月捐减少或停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中国科学社的宏伟蓝图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三，缺乏社会基础。社会上，虽在新文化运动的鼓噪下对科学另眼相看，但人们大多不懂科学；民众生存尚且不饱，何谈科学?因而，对科学持冷漠态度者居多。对此，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果断采取对策：一是屡次函请江苏省政府解决社所问题；二是发动5万元的大型募集活动，为此不得不“沿门托钵”；三是在撰文宣传科学的同时，召开年会以扩大影响，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

张謇对中国科学社一直竭力予以支持，对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月刊既定宗旨，深表赞许，并书“盛论新知”以示勉励。中国科学社迁到国内，他多方奔走，向北洋政府财政部请求拨出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官房一所为中国科学社社所。此事经过六年方告确定，之前允暂为借用。在闻知中国科学社发起5万元的筹款计划后，张謇慨捐3000元。1922年8月，酝酿已久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得以成立，张謇又捐助了1万元。在生物研究所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谭仲逵代表中国科学社对张謇的慷慨解囊表示感谢：“本社名誉社员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端资先导，同人谨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11]（P．847）}此时的张謇已年近古稀，但其扶助科学之心未老。

中国科学社的主要社务之一的举行年会。关于年会的意义，社长任鸿隽指出：“今之为学者必有会，会者非徒所谓团体之组织而已，必将有握手之欢，讲论谈笑之乐，而后有以尽其情，而砺德铄智之事，亦于是出焉。”^[12]除对一年来社务的基本情况予以总结外，还进行社务讨论、选举、学术演讲等事宜。从1916年起，中国科学社几乎年年召开年会。第7次年会原定在广州举行，已由董事会委任广州社友会理事汪精卫、陈伯庄、张天才为年会筹备委员。5月间筹备委员因虑及政局变迁影响会务，商请董事会易地开会，遂改在南通举行，并委任南通社友会理事张孝若(张謇长子)、陈心铭两人为正副年会筹备委员长，定于8月20—24日为会期。

1922年8月20日，中国科学社第7次年会如期在南通召开，参加社员和来宾共40余人。在年会开幕之日，作为东道主，张謇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16]。美籍社员推士(Twiss)先生也莅临大会，他坦言相告：“在本国时曾接门罗博士函，告以中国社会如电影一般，无论何时代何国家之状况，莫不纷然毕现。及至通境见张先生所办种种事业，皆能利用科学方法及手续以处理之，甚为满意。”^[13]会议期间，社员们参观了大生纺织公司、新面包厂、纺织学校、大有晋盐垦公司、农事试验厂等。因故未能参观资生铁厂、广生细厂。在阜生丝织公司、大生线毯公司、电灯公司、公园等处则因时间仓促未能仔细参观，大家还引以为憾。在农事试验厂，社员们遥见“棉苗畅茂，棉铃累累”不胜感叹。南通农村“竹犁茅舍，鸡犬不惊，洵世外之桃源”^[13]，令参观者流连忘返。此外，大家还在俱乐部、更俗剧场观看了伶工学社学生的文艺演出等。总之，南通事业的蓬勃发展给社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睹社会力量对科学发展的潜在力量，在本次年会上中国科学社再次进行改组，重新修改社章，将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丁文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秉志、竺可桢、孙洪芬、胡刚复、王王进、秦汾11人当选；同时举出张謇等9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主持社内方针政策与基金的募集与保管工作。张謇德高望重，位居董事会之首，直至1926年他去世为止。1923年，董事会呈准国务会议，江苏国库月拨2000元为中国科学社辅助费。1926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决议补助中国科学社常年费用1.5万元，以3年为期，并一次补助5000元，主要用于生物研究。中国科学社的资金问题初步得到了缓解，一改归国初期的萧条景象，各项事业也开始逐渐得以落实，足见董事会的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在这当中，张謇功不可没。因而，第7次年会于中国科学社又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其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三

20世纪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各种救国思潮纷乱杂陈。“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积极从事科学宣传与普及，进行科学研究，收效可谓显著，但这些与它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也与其“科学救国”之初衷相去甚远。张謇辞官回乡，发展南通经济，渴求以实业和教育救国。但南通近代化在张謇去世之前已走向衰落，胡适、张孝若说他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可见，光靠科学不能救国，实业、教育也并非能单独富国。科学与实业、教育联合才是强国富民的一条良途。

中国科学社一再强调科学于实业、教育上的重要性。在《科学》月刊上曾登载了大量宣传文章，如任鸿隽的《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实业》、《科学与教育》，杨铨的《科学与商业》，邹秉文的《科学与农业》等。《科学》月刊还特辟“科学教育”号^[14]，着力宣传科学于教育上的重要性。在诸人当中，任鸿隽的主张颇具代表性。他指出：“科学是实业之母。要讲求实业，不可不先讲求科学。”^{[15]（P．536）}；“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16]（P．1352）}诚然，中国科学社社员大多学习自然科学，期盼回国能大展身手，救国富民。但归国后，他们大多不得不抛弃所学专业。任鸿隽、杨杏佛等许多社员都曾经历过创办实业的挫折，最终放弃实业。他们不满足于文字、口头上的科学宣传，对中国实业的发展一直予以关注，希望参与实业，以改变国人对该社崇尚空谈的指责。

鉴于中国科学社发展之艰难，在第7次年会上，张謇提议中国科学社改变其超然于社会的立场。他首先指出：“盖天下最有力的是金钱，最有作用的是势力，立时冷暖，人非受其蚩蚩不可，能至大冷不觉其冷，大暖不觉其暖之一境，即庄子所谓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者，便可以处世，便可以成事。”他奉劝社员们在学校或社会中“勿畏事太难，亦勿视事太易，切实忍耐黾勉前进，没有做不到的”^[13]。他认为发展科学，“第一须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第二须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否则所经营之事业必难发展，甚者用旧方法旧人才尚可维持，而用科学家而失败愈大，何怪社会上不重视乎。夫此固非科学本身之过也，而实由于不明社会之心理及实业经济所致”^[13]。这一认识是他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之谈。言下之意，中国科学社缺乏金钱，更无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空谈科学于事无补，必须寻求持久发展的“处世”良策，即趋时顺势、参与实业和教育。

社员们来到南通，在欣羡南通事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社员过探先就对南通盐垦各公司的事业颇为忧虑。他认为，盐垦公司缺乏农事上之计划，“每户耕种之面积，多数以25亩为标准，未免太狭。作物以棉为大宗，不知注意于轮种，未免失当。土肥不知保守，省力器具不知应用，种子则驳杂不堪，不知选择，病虫则到处蔓延，不加遏阻”。表面的繁荣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隐患。他提出了切实的办法：“为今之计，各公司急应互相联络，组织一农业机关，聘请专门家主持，执行研究农事之改良，病虫害之防除，纯种之发给，农学知识之普及，则其事业方有蒸蒸日上之势乎。”^{[17]（P．972～973）}在他看来，盐垦公司急需科学化的管理，等等。

南通各界对中国科学社充满了希望，期盼借助科学家之力扩大南通的知名度，并借以推进南通经济。如《南通报》对中国科学社寄予了厚望：“其所得之结果正吾国救病之良方，举以为事业之基础，尤自然之趋势，安可不以科学之结果施诸实用乎。抑不独实业一端而已，凡百事业靡不然也。”^[13]中国科学社则希望借助张謇及其南通实业扩大其社会影响，以取得社会上的理解和支持。至于解决科学疑难，更是科学家的专长。可见，若张謇与中国科学社二者结合可各取所需，相得益彰，科学、实业、教育皆可实现良性发展。可惜的是，张謇的南通事业不久走向衰落，他也因病于1926年去世。科学与南通实业、教育的联合并未实现。

【收稿日期】2002年5月

【作者简介】范铁权，男，1974年生，河北滦平人。河北大学马列部助教，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攻中国近代文化史。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1]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2]《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第2卷第1期。

[3]《啬翁自订年谱》上卷。

[4]《论严格教育旨趣书》。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6年。

[6]张学君：《实业之梦——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7]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8]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

[9]任鸿隽等著：《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1934年。

[10]《科学》第3卷第1期。

[11]《科学》第7卷第8期。

[12]任鸿隽：《年会号弁言》。《科学》第3卷第1期。

[13]《科学》第7卷第8期。

[14]《科学》第7卷第11期。

[15]《科学与实业》。《科学》第5卷第6期。

[16]《科学与教育》。《科学》第1卷第12期。

[17]过探先：《余之通泰两属盐垦事业观》。《科学》第7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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