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研究述评

收稿日期:20100518

作者简介:包庆德,男,辽宁阜新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态哲学;

夏雪,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学生。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和批判精神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追溯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的理论剖析,试图寻找人与自然矛盾的生态化解之道,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危机理论。笔者主要对国内生态哲学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试图呈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多层次剖析和多维度探索。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0)0200011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兴流派,将生态学(“绿”)和马克思主义(“红”)紧密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和批判精神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直至追溯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的理论剖析,试图寻找人与自然矛盾的化解之道,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阿格尔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的关系;詹姆斯•奥康纳则指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会带来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生态危机;约翰•贝米拉•福斯特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戴维•佩珀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安德烈•高兹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本文主要对国内生态哲学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试图密集呈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多层次剖析和多维度探索。

一、关于莱斯的“控制自然”根源说

威廉•莱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其代表作是《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莱斯主要从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两个维度探讨生态危机产生根源。从技术理性批判角度看,莱斯强调正是“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非理性运用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看,莱斯继承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区别,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使人们满足于追求无休止的消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1]通过分析技术、需要、满足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控制自然的价值观以及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著名命题。^[2]

莱斯首先批判在生态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一种是官方机构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生态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另一种倾向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种“假神”顶礼膜拜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莱斯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生态危机根源在于错误的自然观和技术观,而“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现代意义上的“控制自然”观念的确立是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道主义,颂扬人的力量,催生“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妙’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西方启蒙思想家培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迫使自然界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将科学技术理解为人控制自然的有效工具,最终使控制自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信念。^[3]“控制自然”这种现代性价值体系不仅使人们丧失对自然的尊重,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机械客体,把“控制自然”看作是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必然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勃兴是紧密相连的,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体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在宣扬个性自由和平等观念的同时,还创建了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进步观。这种社会进步观把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强调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必将把人类带入自由和幸福的王国。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而非全人类的,这就意味着尽管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把“控制自然”观念“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它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带来利益”,事实上它所带来的后果也证明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这也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却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以及人和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原因。^[4]莱斯指出,科技已成为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技术一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便沦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任何科技进步及其运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的,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所以,“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应从人们“控制自然”的方式中去寻求。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也并非是科技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造成的。^[3]

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科技的社会效应考察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最为系统和深刻的。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不仅从哲学上系统地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而且还揭示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科技是如何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强调 “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观的内在组成部分,科技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自然仅仅被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因此科技的运用必然会造成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而且莱斯切入生态问题的立足点是从分析人的需要的本质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辩证运动及其后果,指出正是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造成了异化消费,异化消费不仅和人的客观需要相背离,颠倒了需要、商品和幸福的关系,而且对异化消费的追求导致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生产和管理过程高度集中,从而突破了生态系统承受限度,形成了巨大的生态危险。莱斯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既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萨斯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论述,又对阿格尔明确提出“异化消费”的概念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出现的必然性。^[4]但莱斯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归于宗教传统,并由此赞同怀特的看法:“生态危机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宗教的,要解决它需要的是一种宗教的改革而不是技术上的救治”,这却是错误的。如莱斯所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与自然进行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此他企图‘控制’周围的环境,就是说他是从环境对其生存的有用性的观点来看待环境的;这显然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且是人和一切高度发达的有机生命形态的共通之处。”因此“控制自然”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其根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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