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环境公共性与生态文明

摘 要：转型时期的环境物品既有物本身的属性，又有公共性，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主体性表现为物品本身性质，客体性表现为公共性。二者因为社会转型产生间隙，生态文明既可以消融转型期环境物品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间隙，也可以使环境物品的客体性和公共属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实现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 社会转型 公共物品 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037-03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和生态是一个跨学科的范畴，它包括人化自然和物化自然。对于环境和生态层面的研究，既有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环境与生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个体与环境生态的关系处理问题；二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处理问题，也即前者是一个客体性问题，后者是主体性问题。在人类既有的文明模式中，主体与客体因为存在明显的间隙，从而人类既有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都有缺陷。

而现代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以把握自然规律、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环境生态、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由此实现了主客体之间的完美整合。

然而，要实现这两个层面在当前中国的完美整合，消融环境物品主客体之间的间隙，建设生态文明型的社会，就不得不提及两个问题：一是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二是我国转型的社会背景。这两个问题都是影响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二者互为因果，共同影响和制约了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

笔者要探讨的问题。一是公共物品的定义及环境物品的公共性，二是转型期环境物品公共性的丧失导致社会间隙增大，三是生态文明如何有效消除这种间隙，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二、公共物品及环境物品的公共性

（一）公共物品的定义、分类

１.公共物品的概念。在经济学看来，公共物品是一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说一个人消费了一种公共物品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或者说增加一个人消费公共物品的边际社会成本或机会成本等于零。非排他性是指一种公共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可以同时供一个以上的人联合消费，要排除其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是不可能的或交易费用很高，无论这些人是否为这种公共物品支付了价格。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了著名的“搭便车”问题。作为理性的个体在消费公共物品的同时，却很少愿意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支付代价，因为无论他是否支付代价，他都可以消费公共物品，由此形成的结果就是公共物品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组织生产，而只能由政府牵头或出面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

２.公共物品的分类。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来划分，可将公共物品分为四类，如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共物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第二类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性的物品；第三类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排他的物品，即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

（二）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及“公地悲剧”

１.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在地球整个演化过程中，人类生态系统与自然无机系统、天然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客观物质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岩石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水圈、社会圈等。这些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任一组成部分的变化都依赖和影响着其它组成成分的变化，这种协同作用使它们之间形成一种整体功能和效应，从而形成一种有机整体。

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圈与其它圈层发生密切联系，人们从中获取空气、水分、食物、栖息场所、矿藏和能源。人们在对地球上某些生活和生产资料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除了利用这些物品本身属性的同时，还赋予了这些物品以人的属性，即财产的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出现，标志着物本身已经人化。尽管还有一些无法从法律层面界定所有权的物品，我们称之为公共物品。然而，公共物品称呼的出现，依然标明了这些物品的人化性质。

转型期我国社会中与生态和环境相关的物品都具有上述两个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且符合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定义，由此可以知道这些物品是公共物品。无论是日常呼吸的空气、生活用水、河流、矿产、还是森林和湿地，都成为人类共享地球提供给人们生产和生活资料来源。

公共物品提供具有特殊机制，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常识，环境物品作为公共物品也不例外。然而，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及在转型背景下却被人们忽视。这种忽视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在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引入了市场化改革，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职能方面退出。市场的本性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这与公共物品的属性相对立。由此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和责任转嫁给个人。而个人的理性和市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相结合，就会出现下述“公地悲剧”现象，也导致了后面讨论的社会间隙的扩大。

２.公地悲剧。1969年，生物学家加里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公地悲剧”，他根据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共有土地的放牧，提出环境物品公共性这一问题：“任何一位有头脑的牧人都认为增长财富的明智举措应该是不断往自己的放养的一群牲畜中再添加上一头牲畜，一头又一头，永无止境。共同拥有一块牧场的所有精明的牧人都会得出这一相同的结论，这就为悲剧埋下了祸根。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向着毁灭的厄运狂奔而去，因为整个社会都对群体所拥有的自由深信不疑，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最为有利可图的事情。群体中所拥有的自由毁了每一个人。”

在哈丁看来，私有条件下，理性的牧羊人为了个体利益，试图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的羊群数量，因为牧场是共有的，而非私人的财富。上述个案是典型的损害公共利益从而增加私人利益，通过滥用公共资源获得个体效用和便利，从而导致群体成员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例证，生态问题及环境公共性问题的经济学根源就在于此。

在我国，由于工业化引起的水污染、能源与大气污染、土地资源等公共性问题表现更加突出。我国本来就是一个缺少水资源的国家，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再加上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破坏既有的水资源，导致我们国家的水问题更加严重。这种自利性和竞争性与排他性的结合在当前中国具体表现为水资源及水污染相互纠结，恶性循环。河流的开发程度不断加重，而污染物的排放迅速增大。统计资料显示，流经我国所有城市的河段中，90%以上受到中度或者更为严重的污染，50%的城市河段的水不能饮用。

针对单纯的“公地悲剧”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个案收集的方式系统总结了一些地方社会如何有效地维持了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持续分享，提出地方社会通过沟通与协调能够自主解决公共资源分享问题的自主治理理论。近年来伦理学、社会学开始从社会因素及伦理文化的角度找寻当前我国环境公共性问题的原因。这种社会因素就是我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转型效应。我国社会的转型效应导致了环境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丧失，使得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环境物品，反而为市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所掌控，由此引发社会间隙的扩大。

三、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与社会间隙

（一）影响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的社会与文化因素

社会学对于环境问题的思考是从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角度展开的，这些因素分别包括人口、历史、自然、工业化和文化等。这些原因都发生在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过去遗留的问题，也有我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些新旧问题既是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制约，同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基础。

首先是人口对于环境的压力。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环境的压力众所周知。有限的土地承载了13亿多的人口，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公共性问题。人们在同一的土地上进行更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向自然生态系统索取更多，排放也更多。污染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和环境的破坏力度更大。

其次是自然因素。我国本身平原少而山地多，开发的难度比较大，沙漠、戈壁、石山、冰川、高寒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然而生物产量仅占全国的20.9%。

第三是历史的生态债务。历史的生态债务表现在因为过去的过度垦荒引起的荒漠化、水土流失、森林缩减和草原退化等。新中国建国时约有15亿亩的退化草原，6万平方公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和10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

第四是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它社会结构层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但是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

这些新旧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环境物品的公共性问题表现也特别复杂。随着社会转型失范效应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生态恶化的可能性。上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环境物品所具有特殊性质，即它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要求它必须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否则社会就会因此出现间隙。相反，如果发挥了环境物品作为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和谐社会的建设很容易取得成就，生态文明的目标就能够顺利达成。环境公共物品在城乡之间、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公平提供可以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已有的社会间隙，降低和减少社会冲突的风险，引导社会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然而由于改革过程中环境物品的主体性即它的物品属性被市场所重视和强调，本应该通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方式，由政府提供的环境物品，反而由市场来提供，这就导致环境物品的客体性，即环境物品的公共性的被忽视，从而孕育和出现了在环境与生态方面的问题和风险，而这些问题和风险因为环境物品公共性的丧失导致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承担了这些风险，进而造成了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些困境和问题。

（二）社会间隙的扩大

所谓社会间隙，是指因为某些公共物品的缺乏而导致的社会中某些群体与另外一些群体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地位、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和出现，社会规范出现片断化，从而形成社会中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对立和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环境公共物品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间隙，本来通过环境公共物品的均衡提供，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整合机制将社会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然而因为个体的理性和市场体制，造成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导致在社会一部分“富裕”阶层形成的同时，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失衡问题开始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而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由这种提供形成的社会导向作用就也进一步显示和发挥出来。

新一届中国政府针对由于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导致的社会间隙日益扩大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把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和它的物品属性同等看待，重视环境物品的主、客体性质，因此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的原则理念。“和谐社会”则是现阶段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近期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因为社会间隙的扩大引起的社会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生态文明”则是社会发展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它是一种建立在牢牢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基础上的文明形态。

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建设生态文明”，本质都是我们重新发现和找回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通过由政府均衡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从而促使环境物品公共属性的功能发挥，有效减少和降低转型效应带给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有序发展，进而实现生态文明。

四、环境公共性、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

所谓生态文明，即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人类个体之间的和谐发展与和睦相处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发展伦理。生态文明强调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种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本质要求人们把环境生态物品的主、客体性有效结合起来，既要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也要满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公共需要。

这样的背景下，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开始被社会所认识和强调，人们意识到因为忽视环境物品的公共性而导致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问题，更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政策也开始转向，不再试图把经济从社会领域中“脱域”，不再试图把经济现象单独看待，这时的政府和学界都重新开始把经济发展纳入到社会领域中来，把经济现象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子系统看待，进而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型社会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理念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对既有发展观的反思，也标志着发展观的转变。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的理念背景中，环境物品的主体性不再被单独强调，而是把它辩证地与客体性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不仅开始把环境问题纳入到考量的范畴，而且把由忽视环境物品公共性而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也纳入到考量的范畴，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仅举近期我国的部分社会政策为例。近期我国的社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缩小社会间隙的政策，一类是降低社会中个体不安全感的政策，比如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的城市低保政策；2003年的农村费税改革、筹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2006年的全面取消农业税；2007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进廉租房、全面推进农村低保等。

上述社会政策的出台，使得因为环境物品公共性而导致的社会环境问题大为改善，社会中的一部分个体及群体面临的社会风险逐渐降低，社会环境方面的风险不再由社会中某个群体单独承担，而是社会帮助人们抵御这些风险，实现风险共担。从而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的忠诚，重建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也就成为应有之意。

因为环境、生态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无论是应对环境物品公共性问题，还是建设生态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必须考虑到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及由转型引发的矛盾，环境物品公共性就聚焦了这一矛盾。环境问题，不简单只是环境本身的问题，不简单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它越来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前是以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为标志的。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理念即是针对环境物品公共性丧失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我们可以通过生态文明的建设，把生态文明的前提、宗旨、基础、理念、内涵落实到转型社会中去，实现多元利益背景下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协调一致，不仅降低部分个体和群体所面临的风险，而且实现社会的平稳运行，从而减少我国社会转型所付的代价，减少改革的阵痛，缩短人们在转型中的心理调适过程，缩小社会间隙，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共识和一致性。

我国社会的转型方向和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型的社会。生态文明型的社会需要充分把握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努力协调环境物品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生物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既是这样一种协调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更是我们的长远目标。经由生态文明，我们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生物层面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平等，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可以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持续发展的平等，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平等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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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杭州 310001）

(责编：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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