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美学教学中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美学是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公共基础课中较有难度的一门，其难度一方面来自美学学科作为哲学学科分支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来自学生对某些美学问题认识的模糊。由此，大学教师在教学中的思路与方法的选择，就成为解决美学教学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教学方式的选择在于教师将何种研究美学问题的方法引入教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是原有的方法背景。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浪潮兴起之后，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对美学课教学工作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启发性。美学教学已不再适用于简单的通过一般哲学概念阐释和举例的方式来进行讲授，而是需要由跨学科的角度综合历史、社会、心理、民族、艺术等多方面的教学资源来进行讲授。在这一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中，文化地理学是能够带给美学教学新启发的方法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种。

文化地理学主要探讨空间中的文化的差异性，包括其成因、分布与呈现等方面，并在地方人类群体的文化实践的特殊性方面与人类学形成互补。通过对真实存在的地区与想象之中的地区之间的辩证，以及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和异国情调的营造的探讨，文化地理学与美学也形成了密切的关联。文化地理学对文化实践的特殊性的观察和思考，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蕴含着多元文化的可能性，在美学教学中展开了“地方性”（local）美学探讨的空间。所谓“地方性的”审美并不单指某个特定地方的独特的感知方式或审美经验，而且指那些难以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on）的表述中被涵盖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那些因群体文化实践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感知经验。这与美学这一学科本身所倡导的审美、趣味、视角的多元性形成了良好的对应。在这些新方法的背景下，美学教学可借助地方性的文化实践与审美经验来与美学学科原有的基本概念相呼应与结合，形成既有理论深度又富于趣味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思路。

大学文科本科阶段的美学概论、艺术概论和文学概论教学通常都会介绍法国社会学家丹纳的文艺观点。后者在正统的“三论”课教学中通常是作为需要批判接受的学术观点而存在，但无疑其中已经包含了当代文化地理学所探讨的地方性的因素。时代、种族、环境三个因素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参与构成了一个时代艺术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语境，并参与了审美主体的建构。于是，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要放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中来进行探讨，其中即包括地理环境。时代、种族、环境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也形成了有关艺术美的重要主题，如艺术作品的时代性、艺术风格的民族性、艺术书写对象的地域性之类。不仅如此，教师在解析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作品的审美特征时，地方性的审美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强调这种角度并不是要重归单纯的作家传记分析，而是要在地域文化与作家的互动中综合各种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进行阐释。如此，鲁迅作品中的绍兴城乡经验、张爱玲作品中的上海都市经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乡村经验、老舍作品中的北京乡土城市经验均可在新的视角中生成新的意义。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地方，因其文化实践的差异性而萌生了审美的独特性，这种差异性和一般的美学教学思路中着力强调的共通性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教师不应以共性或规律性简单地涵盖这些差异性，而要在一种相对灵活的框架中创造原有美学教学思路中的共性或规律性与不断涌现的特殊的例证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和互动的机制。

在美学教学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论述的“感觉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形成也可同地方性的文化实践相结合来进行探讨。感觉的结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而艺术作品则与地理环境同样是艺术的文化环境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雷蒙·威廉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正式在这方面，一个时期的艺术，包括论证中的独特研究方法和基调，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特点在某处得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它的表现通常是不自觉的，但却通过一下事实表现出来，在我们仅有的载体的被记录的传播例子中，实际的现存感觉，使交往成为可能的强烈的共同性，被自然地加以利用。”这种思路的阐明，一方面可以在文化地理的层面深化对“地方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与文化殖民有关的审美现象。如20世纪初，电影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散播，不仅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催生了一种与之相应的新的感知方式。这种感知方式不仅与美感密切相关，而且进一步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柱。其中，欧美殖民宗主国的电影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断巩固和支持着与其相关的“帝国表述”，推动了殖民文化的再生产。相应地，第三世界民族电影产业形成之后，电影又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重点利用的传媒形式，成为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国家可借助电影取得合法性和道德优先性，进而自上而下推行既定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民族电影能够不断生产出国族框架下的理想个体，并说服他们不断认同和归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艺术的国族性与地方性在审美和消费过程中相互结合的过程。于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电影产业，也不断在这一语境中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乃至感知方式发生着复杂的对话、协商和调和的关系。换言之，电影成为了新的感知结构的制造者，也成为文化殖民与反文化殖民的工具。这种新的感知结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实践中居于外来的殖民主义和本土的民族主义之间，群体感知体验与个体感知体验之间，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的体现。由此，这一问题又扣连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乃至地缘政治的相关问题，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美学论题。

与此相关，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论述提供了解释具有地方性的感觉结构的形成方式的心理学框架，可视作文化地理学观照下的美学教学的有力补充。皮亚杰在批判前人有关“刺激—反应”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图示”的解释模式。“客体只有通过主体结构的加工改造以后才能被主体所认识，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完全取决于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图示” 。人在不断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应性的机制（图示），这一机制是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动态机制，是心理与外部环境进行协商互动的结果。这一论述对审美的过程同样具有概括性，审美主体的建构过程其实也正是这种认知和互动的过程。而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正是主体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从以上的思路出发，大学美学教学可以进一步将美学问题与文化景观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探讨的方式除了由美学史的理论资源在历史维度上展开之外，还可以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上由空间维度展开，并借助空间的主题整合地方文化环境、审美体验以及艺术作品的特质。如本科美学教学中，“美的存在形态”这一论题中的“自然美”类型即无法脱离地方文化环境而存在，而这些自然美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通常与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论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艺术作品中社会价值表述的必要因素。如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盗马贼》、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经典电影作品对自然风光与地方民俗的呈现，均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构建。在这一问题上展开文化地理学的考量和描绘，应对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启发。而在研究生美学教学中，这一问题的讲述还可以引出“民族志”或其它文化人类学论题与美学的对话。同自然景观相对，社会文化景观也可在历史视角之外加入地方性的分析，探讨其中社会空间中的美感问题。尤其是当代美学研究中越来越得到重视的都市问题，更提供了将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的多重可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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