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摘要]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徽州文化；徽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4－0102－07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切入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地域文化中的徽州文化在历史地理长河中是如何诞生和崛起的?其客观地理基础如何?徽州人作为历史主体如何能动地适应这种地理基础并形成一种有效的文化适应机制?我们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一种“影视”重构?那么，在这样的文化地理解读下，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以上几个疑问便是我们认识与解读徽州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当然对于这种文化解读需要一种崭新的学术视角。

(二)经典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

王恩涌先生的《文化地理学》在正式出版之前就曾以油印本的形式在学术界流通。后王恩涌、赵荣先生编著《人文地理学》教材，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学者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提出的一套主题研究学说，将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定义五大主题：(1)文化现象的空间表征——文化区(culture region)，(2)文化的时间现象——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3)文化与环境的关——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4)文化各特质之间的协调——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raction)，(5)文化现象综合体——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这是传统文化地理学的经典五主题。坚持这一体系的还有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周尚意等编著的《文化地理学》。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Duan)在《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和《恐惧景观》(Landscapes 0f Fear)中认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透过关于“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的讨论，体现了他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王恩涌先生的随笔也体现着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他从建筑、饮食等细微处着手，以小见大，阐释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和内容，同时从大的时空角度上，从人地关系、地缘政治等方面，对文明变迁、大国兴衰，以及文化现象如宗教、语言、习俗等等进行分析和解释。可以认为这是卡尔·索尔经典文化地理学主题与段义孚“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有效结合。朱竑、司徒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的进展作了综述，在评述了其理论体系构建及主要通论性的基础上，按卡尔·索尔(cad Ortwin Sauer)经典五主题对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阐述。

以经典文化地理学为指导的著作论文中：毛曦的博士论文从地理环境、文化发展(包括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进行了初步探究。张晓虹阐述了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背景、陕西学术文化的区域发展及其地域差异、陕西方言地理格局与戏剧剧种的地理分布、陕西佛教的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等内容。“燕北地区”是一个在自然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两个方面均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邓辉应用伯克利学派的文化史层学说(Sequent Occupance)系统分析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的人地关系演变。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李智君在博士论文中认为沟通和防御就成了河陇历史文化产生地域差异的驱动力，而长城防线由陇右向河西、河套的推进与退守，正是双方势力对比变化在空间上的反映。

2006年明周晓光教授的徽州研究著作《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总计30万字，共分五章。该书独辟蹊径，运用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与方法，从空间和地理的角度，全面审视徽州学术文化区的形成、变迁及其地理基础，考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学术文化中心地的生成和结构，探讨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景观等。徐彬先生认为“这是第一部运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思路和方法考察徽州学术文化的著作，在徽州文化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对推进徽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徽州学术文化地理研究仍然没有超出经典文化地理学框架。

(三)新文化地理学的切入

新文化地理学从文化景观形态转向了空间与权力、空间与表征(Representation)相互作用。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者麦克·布朗(Mike Crang)认为：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他提倡超越传统景观形态学研究，提倡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追问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内核。从而绘制文化空间的新地图。理解文化不只是简单地理解一个可以在世界某处被发现的现实就可以的。因为世界存在多重现实和复杂镜像结构，每一个群体都有他们声称真实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只有通过文化表征的形式才能得以利用：它们可以作为故事来讲述，可以作为油画来涂抹，可以作为电影来放映，可以作为戏剧来表演……而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得以表述的方式而已。所以说“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是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景观是非物质的，而是着眼于其有着多种不同表现一画布上的作品、纸张上的文字、地面上的土壤、盐、植被和水……对景观的解释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过程，“解读某一地理景观并不是发现某个典型的‘文化区’，而是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义，以及他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也就是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外在表现，同时是现实世界的复杂镜像结构。

二、徽商的地域文化经济运行模式

徽商获利具有时间与地点的双重性。反思徽商的兴衰风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区域经济外溢的鼎盛时期与时代潮流之间的“时间差”是徽商由兴转衰的根本原因，“改引为票”不可能将徽商推上绝路。当然太平天国战争曾对徽商造

成极大的摧残。有学者以捐输、扬州园林及徽州科举业绩等为依据，抨击徽商与朝廷“勾结”，并依靠“政治优势”牟取私利，几乎带有诋毁之意，这实则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以小放大，是将一种确有的孤立事实、或者是将一种极个别的事实无限放大、以偏概全。

(一)徽州文化的地域界定

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和分割，徽商兴起有它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

自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始，徽州领有歙县、黔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共六县，跨新安江上游和阎江、青弋江等，其行政区划—直比较稳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版块。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镇压方腊起义后，改歙州为徽州，元为徽州路，明清、民国为徽州府领有“一府六县”，徽州之名至今已沿用了800多年。只是到了民国、现代，几经反复，婺源划归江西省管辖。徽州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地理单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和文化符号，横跨两省，大致范丽包括今天安徽省的黄山市和江西的婺源县。。

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是一个实体文化空间。这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方面来分析：(1)从经济角度看，徽州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2)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移民性的宗族社会，传承了唐宋后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实态。徽商、徽州宗族与新安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能动状态中。宗族文化是新安理学的核心。(3)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美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是徽州籍人。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

(二)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的条件。徽商的兴衰离不开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时代，地理环境所起的决定作用远远大于今天。从时间尺度上来说，自然环境的变化速率比较慢，人文环境的变化速率则相当迅速，特别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往往成为影响地域文化演进的重要转折点。徽商兴起的地理学基础有7条：(1)历史地理条件。徽州毗邻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以宋室南迁杭州为代表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在南方崛起创造地域时空基础。(2)自然资源条件。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多以徽州物产之余缺为基础和本底(如竹子、木材、“祁红”茶、“屯绿”茶等等)。徽州本土生产的这些自然资源，为徽商与其他地域互通有无提供了差异性的物质供给基础。(3)农业地理基础。徽州山多田少，“六山三水一分田”，水旱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差，因而不得不商贾他乡，求食四方。(4)交通地理条件。徽州境内有一定的水路交通，由屯溪出发，沿新安江东下，在杭州过塘，经过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到达上海。徽州交通通江达海，方便经商。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注定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新的交通工具和铁路兴起，会严重地影响其商业衰败。(5)人口地理条件。近现代徽州工业化进展相当缓慢，元法容纳大量就业人口，而徽商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商业网络则为农村剩余人口营商谋生提供了可能。(6)产业地理条件。逐步开拓长江三角洲大市场，两淮江浙市场，进一步冲击全国的市场(如盐业市场等)，乃至海外市场(如俄罗斯的红茶市场、伦敦的绿茶市场等)，以市场空间换取产业贸易利润。(7)商业与文化心理条件。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图1)。

周振鹤先生指出：“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很好概括了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商人群体兴起之原因，最后耦合成为徽州区域文化。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域文化的长时段因素，人文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域文化可控性因素，而偶然的历史事件、孤立的历史人物等则以不可控性、不可预知性影响了地域文化的进程。

(三)徽商的社会阶层重构

1.以商养士，以士促商

徽商以商养士，以士促商，双向得利，名利双收。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歙县徽商许伯容的儿子“佐举于乡”，某人问他：“公有子且貤封，公恶用贾?”许伯容矍然失容地回答说：‘儿出当为国，吾为家以庇焉，欲令内顾分其心邪?”这句话最为活态的是记录许伯容回答时候惊讶的表情。其中的“庇”，绝非指自己的经商可得到庇护，而充其量是指子孙后代因有祖宗做官并获赐封，可获得尊长照顾晚辈或祖宗保佑子孙的“荫庇”。许伯容的语意是告诉我们：儿子做官是为了朝廷和天下，怎叫他为家里的小事分心?所以他还要做他的生意。这则史料毫不隐晦地表明了徽商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贾而好儒，参与科举，希望挤进统治集团中下层；第二，士商合流，培养子弟做官，实现以官护商，官商相卫。明清时期，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子孙亲戚中的子孙就学考取功名计。汉口紫阳书院就是其中的典型，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由旅居汉口的徽州商人创建，一度成为徽商在汉口“学而优则仕”的最重要学府。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是书院和会馆的完备结合，是徽商以商养士、以士促商的一个文化符号。徽商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终于在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

徽商“振兴文教”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以商养士，以士促商，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地域特点。基于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考虑，他们凭藉巨大的财力优势，回馈乡里，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封建传统道德建设与儒学教育。可以说，徽商的殚思极虑取得了商儒结合、人才辈出的良好效果，不仅产生了一大批科举状元、进士、举人和封建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从而为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形成提供了持续性的人才基础。例如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平均年龄32岁、平均任职时间为18年，30％以上有高官机会。若以169名双籍进士进一步统计，双籍进士主要分布在两淮、两浙盐区。徽州进士整体和家庭背景之间呈现异彩纷呈的关系，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精英循环机制，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与家庭背景之间构建了一种有机联系。宋代徽州合计有书院25所，清代则增长到6l所。在徽商这个文化酵母的催化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发达。一大批徽商

子弟进入仕途，科举及第者极多，仅休宁一县，自清一代先后产生了14位状元，全国其他县没有能够超过的。例如：明代歇县人许国于万历年间官拜内阁次辅，清代歇县人曹振铺于道光年间官居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从两人的背景出身来看，都是徽州盐商家族出身，徽商家族培植出的官绅势力叱诧风云、权倾朝野，官商良性互动机制从中可见一斑。商人地位上升，从士工农商的“四民社会”之底层跃进至第一层和第二层，演变成士商工农或者商士工农，这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2.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新型士绅

徽商买办是中外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产物，他们在中外经济交流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促进了中国商业经济融入国际市场。不少徽商买办更积极投资于近代工商业，投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曾经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徽商买办是徽商从传统走向封闭，从历史走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象征。

近代徽商取代传统士绅，成为徽州社会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坚力量，这非常类似于今天社会学中培育的中产阶级。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与世界转型中，徽商调转船舵，积极投入各项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变革实践，大力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改变自身形象，同时努力以明里暗里各种方式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仅有之公平与正义。在徽商的影响下，徽州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即使是最为顽固的宗族组织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得不面对日益变化的外部世界，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这足以证明，徽商培养的新型士绅作为一股反潮流的势力，是近代徽州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徽商与外部关联孕育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内部孕育的新型士绅阶级，最后成为葬送传统徽商的掘墓人。

(四)徽商的职业伦理与宗族观念解读

1.徽商以诚信为本，童叟无欺

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徽骆驼”，与受儒家教育有密切关联。他们走南闯北，广结善缘，进行“立体”、“全方位”、“多层次”交往，他们能与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史村夫、贫困赢弱的各个阶层交往。在徽商的经营观念中，主要有效益观念、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前途远程观念。这些大多与经商的伦理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徽商店堂文化(例如文明店堂、招牌店堂、脸面店堂等)既是为招徕顾客，又是为告诫店内成员，成为徽商经营的窗口与大小事物试金石。比如徽籍“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开设一间闻名遐迩的“胡庆余堂”药店，其店内装饰豪华、建筑构造精致自不待言。这家店堂内悬挂的“戒欺”匾，并书写有八十余字的“跋”，甚为独特。这件藏于“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的牌匾写道：“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则胡雪岩的经商名言反映了它以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信条，诚信的商业规则在他后来几十年的商业历程中被奉为圭臬。胡雪岩的商业诚信也是明清以来徽商立足于东南半壁江上、坐拥举国财富的一个缩影。

2.徽商的职业伦理观主要是以朱子伦理思想的理欲之辨为核心

儒(或士)贵商贱、农本商末是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州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矛盾，消除徽州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宽松的心理空间?徽州人很聪明，他们通过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职业伦理成为整个地域群体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徽州人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商为末等”清规戒律，将商与士提高到同等高度的地位，甚至以商为先。在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变通和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祟儒重仕，儒商兼为的思想，“士农工商，皆为本业”。明清以来的中国地方社会不再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以诚信为本，发家致富，也是一“高”。商人和商业不再是满是铜臭的代名词!徽商与晋商一样，是明清时期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其积极意义在于这对“士农工商”的清规戒律(即传统“本末观”)构成巨大冲击，并向社会展示另一条脑力劳动致富的路，即经商致富也是正道。

明清徽州职业伦理观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每个进入徽商行业的人都需要践行儒家伦理道德，以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为标杆，正确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各层面的公私关系，践行朱子的‘公秘’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诚信经营、契约理性和商业生活的诸多方面，寻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儒家社会。商业文化被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浸润，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适应新的明清商业社会发展转型。徽商以朱子伦理观为内核，同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工商皆本、士贾合一、儒商并重等“新四民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

3.徽商成功的背后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

在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流行一首徽州旧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男人们很早就出外经商，留下妻儿寡母，生活何其艰难!黟县民歌《妇道人家实可怜》“妇道人家实可怜，说起苦处实难言……妇人在家能帮助，鞋夹脚小也种田”唱出了古徽州女人的真实生活和悲惨境地。我们从这首如此沉重的旧谚里来解析徽州的女性文化地理基础。

徽州多牌坊，当一位徽州女子做出将一生青春“牺牲”之前，便有一位徽州男子先行倒下。至于历史上英年早逝的徽州男子中，有多少人是倒在经商的路上，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则无法统计。这些湮没在历史烟尘中平凡的徽州男人和背后守活寡的徽州女人，都是何等的悲壮和惨烈!牌坊几乎成了徽州商人成功崛起和兴衰荣誉背后默默牺牲者的象征符号，牌坊记录的徽州女人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群体的留守妇女。徽商成功的背后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这是男权社会遮蔽女性权力的一种独特表现，也是女性地理学在徽州地域一种新的解读。

4.徽州独特的宗族体制与官方组织共同维持着整个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动态平衡

在明代，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诉讼案件增多。徽州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案件中宗族族长、里老人、里甲基层组织，县、府等地方政权机关都享有政治调节和审判权力，特别是徽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在民事纠纷中始终贯穿了自下而上逐级处理，尽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撕破脸皮，最后到官府诉讼只可能是两败俱伤。这说明，宗族社会更多的是依靠封建伦理道德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完全依靠法制和契约，这和西方商业发展进程中的法制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自弗里德曼在1958年出版《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之后，国际汉

学界对中国华南宗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科大卫在2009年的新著《皇帝和祖宗一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中探讨了朝廷的法典条文和民间的礼仪习俗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实际上是“官”的和“民”的二元组织系统，其中“官”可以理解为官方的行政系统，其中“民”可以理解为包含了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形式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激烈变革的明清时代，市场机制、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官”、“民”系统维持着整个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动态平衡。

三、徽学研究反思

(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对徽州文书的搜集和深度整理

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形成较晚，它的创立主要得力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至今徽州近50万件原始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加之有包括徽州族谱在内的9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例如储小显、周小凤(2011)运用辞例归纳法，分别以28则、21则徽州契约文书中明清时期方言口语词为例进行详细考释，补充《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义项和语例。现存8000余处徽州地面文化遗存，是明清以来至民国时期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见证与文化载体。例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许、余二姓的合谱《绩溪南关惇叙堂宗谱》记载了许多谱牒理论、咸同兵燹、宗族规章、里居民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较高的史学、谱牒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对于这些稀见徽州家谱资源解读，它们突破传统文献类型体例的束缚，可以揭示晚清民国时期的徽谱体例与内容。目前已知南宋时期的10件徽州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徽州原始文书以商品形式再次向外流出，总量估计高达40万件。因此，学术界应该形成共识，应该跨越行政区域、跨越地理界限，广泛搜集和整理徽州文书，深度挖掘文献存量和内涵。

(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徽学文化研究择取重点提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土地租佃关系，二是家庭继承关系，三是商人社会生活，四是农业社会形态，五是徽州文化的物质遗产载体，六是社区点的田野调查与对比，七是提倡研究徽州孝文化。现有徽州文化研究视野狭窄，未曾涉及徽州孝文化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为此，学术界有人提倡高度重视徽州孝文化研究特别是孝意识、孝行为的物化成就解读等。在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孝文化研究”(09BZS049)支持下，学术界有好几篇文章是考察徽州孝文化成因，认为徽州孝文化崛起于宋代、普及兴盛于明清，既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又有深刻的文化思想渊源，也与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的倡导、宗族的践行密不可分。总之，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等资料，综合研究明清社会实态、以重新反省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特征，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专门学问，这正是徽学的学术价值核心之所在。

(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明清时期的徽州在人文学术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清代徽派朴学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等，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涌现出包括黄生、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程瑶田、洪榜在内的一大批朴学大师，在名物训话、数学、经学考据、天文历法、音韵、地理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他如医学、版画、篆刻、戏剧、工艺美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2001年5)U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时对徽文化的五因素(c、B、M、E、A)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文化、贸易、医学、教育、建筑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最为精要的内容，对深刻认识徽州文化具有线索导引作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了20卷本《徽州文化全书》，系统总结和展示了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是安徽省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徽州文化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集大成之学术著作(表1)。煌煌厚著，600多万字，以时代性、权威性、系统性、创新性深刻地阐释了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徽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何孕育这种人文学术?如何培养这种儒士的闲情逸致?

作为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的徽州学(另外两个是敦煌学、西藏学)在东亚韩国、日本也引起高度关注，韩国的安东学和湖南学领域有一批学者从事与徽州学的比较研究。东亚地区亦有京都学、名古屋学、江原学、济州学等。徽州研究已经超出一种狭义的地域文化视野，演变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投来学术目光的区域史学与地方学。在当前学术风格多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区域如同徽州一样倍受关注，无论是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还是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木石砖雕、徽派建筑园林、徽派古村落、徽派盆景、徽茶、徽菜、微剧、徽商等众多领域成果倍出，这不是哪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单一学科可以覆盖的。对于徽州、徽商、徽学研究不可能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只会更加关注区域意识、问题意识、交叉综合学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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