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中的著译编读交流：一种副文本的研究视角

[摘 要] 运用“副文本”理论，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中的副文本。从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四个方面，对翻译出版活动中著、译、编、读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并总结著者、译者、编者、读者在译著生产和传播中的利益关系网络。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翻译 地理学 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3-0113-05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Geography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s

Xiao C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119）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ratexts of the translated works of geography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On this basis，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authors，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readers are described from four aspects：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and editors， translators and readers， editors and readers. Finally，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author， translator， editor and reader is summarized.

[Key words] The Commercial Press Translate Geography Paratext

1 引 言

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在其著作《门槛》（Seuils）中提出“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他将副文本分为 “内含文本（peritexts）”和“外延文本（epitexts）”。前者包括作者姓名、书名、次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 [1]。近年来，海外书籍史家在研究中也开始运用“副文本”这一概念，并拓展了杰拉德·热奈特“副文本”概念的阐释范围。周启荣（Kai-Wing Chow）认为“paratext”翻译为“超附文本”更为合适，并对超附文本与晚明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2]。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提出研究中国书籍史需要注重副文本。她认为“副文本”指一本书中围绕、支持基本文本的其他部分。题辞、序言、后记、目次、评注、释文、插图，甚至某些文本版式的基本要素都可称为“副文本”[3]。在学术翻译出版活动中，译著的副文本是由作者、译者和编者三者共同创造的。副文本为作者、译者、编者提供了话语空间。这三者通过翻译出版活动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群体。其中，书名、译者序、译者后记等副文本是体现译者翻译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重要载体。内容提要、出版说明、封面设计、护封、广告等副文本则由编者主导，体现了编者的出版意图。

商务印书馆建馆至今一直是中国翻译出版业的重镇，在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出版机构，而且翻译和出版质量颇高，深得学术界的赞誉。据统计，在1897—201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410种地理学译著[4]。本文运用“副文本”理论，在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内容简介、译者前言、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基础上，从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四个方面对翻译出版活动中著、译、编、读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

2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

著者与译者的交流可以通过译者前言、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直接反映出来。作者中文版序这种副文本更能反映著译者间良好的交流。

2.1 著者与译者交流的方式

通过考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副文本，可以发现，地理学译著著者和译者主要是通过译者出国留学或访学、著者来华讲学、会议论坛等方式进行交流。

2.1.1 译者出国留学或者访学

一些译者通过出国留学，与国外地理学者建立联系，促成译著的翻译出版。蔡宗夏先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并在法国科研中心访学。这样，他有很好的机会参加法国地理学界活动，结识法国地理界同行。《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和《法国地理学思想史》的作者是法国人，这两种书的翻译出版，与译者蔡宗夏同法国地理学界的交游是分不开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作者保罗·佩迪什（P.Pedech）曾向译者馈赠了法文原著及其他参考书籍，可见两人有直接联系。而《都市发展：制定计划的逻辑》作者路易斯·霍普金斯（Lewis D. Hopkins）为译者赖世刚博士指导教授，作者和译者有师承关系。

近年来，教育部和高校对教师出国访学的资助增多，地理学界也有更多出国访学的机会。地理学者通过出国访学交流等途径，获得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等，都与译者在国外访学有着密切关系。

2.1.2 著者来华讲学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曾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校会邀请苏联专家做学术报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问题》（1959）、《海岸地貌》（1959）、《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1987）等地理学译著就是根据苏联专家的讲稿翻译整理而成的。从《〈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译者前言》[5]中，可以看出该书出版与作者在华学术报告有关。作者普洛勃斯特教授1950年代末期曾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顾问在华工作，在华期间作过多次学术报告。该书《运输与工业布局》一章即是他当时学术讲演的论题之一，并先于本书首先在中国发表。后来，他不断发展与扩充论题，充实其内容，终于形成专著《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地理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国内地理学界通过邀请国外地理学者来中国讲学，增进了地理学者之间的交流，促成了译著的翻译。译者刘卫东在2002年认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并成了忘年交。2005年，曾邀请彼得·迪肯来北京进行短期讲学。著译者之间通过“讲学”活动进行了良好的交流，这种直接交流对促成《全球性转变》一书的翻译大有裨益。

2.1.3 通过会议论坛认识

一些地理学译著的译者和作者通过国际地理学相关会议或论坛认识。通过《〈养育更美好的城市〉译序》可以了解到，译者蔡建明通过世界城市论坛认识了作者卢克·穆杰特（Luc Mougeot），双方在随后的工作交往中成为朋友[6]。

2.1.4 著者为华人地理学者

华人地理学者在海外地理学院系和研究机构担任职位，客观上增进了国内外地理学界的联系，也促成了地理学译著的翻译。《基于GIS的数量方法与应用》作者王法辉是美籍华人地理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译者姜世国曾经是北大地理系硕士生，翻译该书时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理系博士生，另一位译者滕骏华为作者大学同学。可见，由于一部分华人地理学者与国内学界有着学缘关系，使得地理学译著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

2.2 中文版序更能反映著译者间良好的交流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中，原书作者为中文版译著写序。作者写作中文版序的行为，体现了其对中文版的重视，也客观反映了作者与译者有着良好的交流联系。《中亚细亚》《经济地理学导论》《地理学与历史学》《经济地理学指南》《危机挑战区域发展》《都市发展》《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七种地理学译著的作者撰写了中文版序。

《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作者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在1996年受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之邀来中国访问。当时，译者阙维民曾为贝克担任翻译，两人之间有着密切交流。而后，阙维民在1999年10月至2000年5月和2004年5月两次访问剑桥大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阙维民通过电子邮件请教贝克。在译者的《译序》中，阙维民谈到了作者的友好和信任[7]。在两人的相互信任和密切联系下，贝克撰写《中文版序》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篇《中文版序》中，贝克认为阙维民对其著作的翻译“将进一步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地理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相互学习”[8]。由此可见，作者撰写《中文版序》是建立在译者与其良好交流的基础上的。

综上，译者通过出国留学访学、邀请作者来华讲学等多种方式与作者建立联系。一些地理学译著的作者为中文版撰写序言，增添中文翻译版的光彩，反映了作者与译者之间良好的交流。

3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

译者与编者的交流主要通过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反映。译序、译者前言、译者后记等副文本能够透视译者与编者的私人情谊。民国时期，黄素封在《〈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校后日记》中谈到他曾写信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出版该书，王云五应允并将该书列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出版[9]。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序言和译后记中，译者多次提到与李平、田文祝等编者的交流，对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编者表达了谢意。译者的感谢话语表明译者与编者的合作是愉快的，编者为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花费了精力，做出了贡献。

3.1 译者与编者交流的场所和方式

从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译者与编者具体的交流主要是在商务印书馆、学术会议等场所。

在《〈经济地理学指南〉译者后记》[10]和《〈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译者后记》[11]中，汤茂林和刘卫东分别谈到与商务印书馆编者在地理学年会上的交流。可见，地理学学术会议能够为译者与编者之间的交流创造良好条件。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参加地理学界会议，使编者能与译者面对面交流，有利于地理学译著出版工作的开展。

译者与商务印书馆编者也会在商务印书馆当面交流。在《〈经济地理学指南〉译者后记》，汤茂林谈到2005年在商务印书馆与编者田文祝的交流。柴彦威也因为《人文地理学词典》翻译上的问题，专门到商务印书馆与编者商议：“2003年12月，在词典即将付梓之前，我又去商务印书馆和地理编辑室副主任田文祝一起做了最后的调整”[12]。

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和编者的交流更为便捷。由于时间和距离的限制，编者和译者不能经常面对面交流。关于译著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交流，多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在《〈人文地理学词典〉译后记》中，柴彦威谈到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因为该书翻译多次给他电话。

3.2 编者在交往中的主动性

通过地理学译著序言、译后记中译者的具体陈述，可以发现编者在地理学译著出版中的主动性。在1937年出版的《马哥孛罗游记》一书序言中，张星烺提到王云五邀请他翻译该书：“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来函，请余将新本译出，谓与旧本可并行不悖。”[13]黄润华在《〈当代地理学要义〉译者后记》也提到：“2005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朱竞梅女士约我翻译新出版的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一书。”[14]可见编者是主动邀请译者翻译地理学译著的。正是由于编者对译者的邀请，才使得译者愿意翻译。当然，编者通过对译者的了解，能够选择合适的译者，保证地理学译著的翻译质量。

3.3 译者对编者的高度评价

通过《译者前言》《译后记》等副文本中译者的陈述，可以发现，译者对编者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译者对编者的感谢，反映译者与编者之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蔡运龙认为正是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对国内外地理学进展的深切把握，才使得《自然资源》和《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列入选题计划并出版。汤茂林在《译者后记》中也高度赞赏了商务印书馆编者李平的视野和责任感。石高玉、肖平、柴彦威等译者认为商务印书馆编者对译者的翻译给予了帮助和鼓励。蔡宗夏、蔡建辉、柴彦威等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者为译著出版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刘卫东认为商务印书馆李平、田文祝、朱竞梅、张春梅等编者一直积极支持国外地理学名著的引进，为地理学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编者在译著出版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编者的精心编辑，地理学译著就不可能完美地呈现在译者和读者面前。译者对编者的感激，客观上反映了译者与编者间良好的交流状况。无论个人感情上的交流，还是学术上的交流，都通过地理学译著这一交流媒介得到提升。

4 译者与读者的交流

由于语言、地域的差异，原著作者与读者交流并不顺畅。然而，译者能依靠母语优势，通过副文本与读者交流。译者通常会在中文书名、译序、译后记中表达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从而引导读者对译著的理解和接受。

中文书名是一种重要的副文本。译者可以通过对中文书名的翻译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的原书名为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译者阙维民将“divide”翻译为“楚河汉界”，便于中国读者接受。

译者序言这种副文本的图书推荐功用不容忽视。译者序言一般着重说明翻译意图，有的也包括翻译过程中的某些事务性说明，具有阐发图书内容以及图书推荐的功用。1933年出版的《世界新形势》，实则为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的《战后新世界》新版本。在《译者序》中，林光澄特别指出新的材料是《世界新形势》一书的亮点，并道出阅读新版本的意义：“故读者毕读旧本之后，如更取此书而读之，匪惟无雷同重复之烦，而且有相得益彰之妙；盖新旧两版之材料多互相衔接，如并读两书，于国际形势之前因后果，当可得一更为明了之解剖也。”[15]《战后新世界》与《世界新形势》，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建议读者新旧两版互相参照阅读，在推荐其所译《世界新形势》的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商务印书馆此前所出的《战后新世界》一书，收到一箭双雕的图书推荐效果。

译者序言能够引发读者阅读的欲望。1936年出版的《〈苏联经济地理〉译者序》开篇写道：“‘五年计划’这名词惊动了许多人，到底‘五年计划’是怎么一回事？大抵许多人想具体的知道吧”[16]。通过疑问句，译者序言首先抓住读者的眼球。接下来，译者指出原有著作的不足。在批评之前出版著作的基础上，译者认为该书“能够使人趣味的读下去”，从而引发读者阅读兴趣，达到向读者推荐该书的目的。

遗憾的是，地理学译著副文本只能反映译者对读者的单向推荐，不能体现读者对译者的反馈。读者只能通过译者留下的邮箱等联系方式与其交流。

5 编者与读者的交流

编者与读者的交流，是翻译出版交流网络中的重要环节。编者与读者的交流，可以通过内容提要、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封面设计、广告等副文本反映出来。具体而言，体现在界定读者范围、图书推荐和图书广告等层面。

5.1 对读者范围的界定

编者对读者范围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内容提要、内容简介、出版说明等副文本中。笔者经过文献调研发现，晚清民国时期地理学译著的内容提要和出版说明中，编者较少规定地理学译著的读者范围。这种关于适用读者范围的陈述，较多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出版的地理学译著中。

不同时期地理学译著的副文本对读者适用范围的界定不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译著较多，这些译著主要适用于高校地理系师生、经济地理工作者和自然地理工作者。《英国经济地理》（1959）的《内容简介》、《生命的发源地》（1961）的《内容提要》、《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1962）的《出版说明》等副文本，反映这一时期地理学译著多与经济、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占据主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更加关注地理学者群体。地理学研究者是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的主要读者。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的《出版说明》中，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提到：“我们翻译出版赫特纳的这部主要代表作，目的就是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17]

从2000年以后地理学译著的副文本可见，地理学译著多适用于地理系师生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读者。除了地理学科外，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译著更多地面向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学科的读者。可见，地理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明显，地理学正逐渐融入社会科学领域。

5.2 图书推荐

商务印书馆编者善于运用副文本来向读者推荐地理学译著。在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说明、内容简介中，商务印书馆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选择建议，对地理学译著起到了推荐作用。

《经济地理学读本》和《经济地理学指南》两种译著是姊妹篇。在《〈经济地理学指南〉内容简介》中，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提到该书与《经济地理学读本》的关系：“若在阅读过程中，参阅作为其姊妹篇的《经济地理学读本》，就能把握世纪之交英美经济地理学的全貌。”[18]这样，在宣传《经济地理学指南》的同时，也起到向读者推荐《经济地理学读本》的作用。

5.3 图书广告

商务印书馆编者利用图书广告，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刊登的广告，多与该书主题相关。譬如1916年出版的游记类译著《地理读本巳编亚细亚洲》，附有《五彩地图》广告。喜欢阅读游记的读者，必定对地图感兴趣，从而产生购买欲望。这种关联营销的方法，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

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刊登了三种人文地理学著作广告，与译著本身主题一致。在《人生地理学》版权页和目录页间，商务印书馆利用两页、三则广告，介绍了《战后新世界》《中国经济地理》《新著人文地理学》三种地理著作。三种书均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著作或译著，与广告来源书籍《人生地理学》学科上相关。其中《战后新世界》由张其昀等译，《中国经济地理》由张其昀撰。张其昀是《人生地理学》一书的译者。在张其昀译著中宣传他翻译和撰写的其他著作，能够达到很好的图书宣传效果。

商务印书馆也在地理学译著中刊登所属丛书的广告。在这些地理学译著中做丛书广告，能够加深读者对整套丛书的印象，便于读者综合选购整套丛书，增加丛书的销量。同时，广告也能引发读者对被收录丛书的其他地理学译著的阅读兴趣。此外，被丛书收录的地理学译著也会刊登其他相关丛书的广告。

编者的广告语各有侧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部分广告语主要介绍作者的写作资历，另一些广告语主要介绍图书内容。这两种广告语都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产生购买欲望。

6 结 语

通过对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副文本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著者、译者、编者、读者在译著生产和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利益关系网络。就原著作者而言，他们希望找到优秀的译著，快速而准确地翻译其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就译者而言，他们需要借助原著作者的名声，通过翻译国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著作来增添其学术声誉。在出版环节，译者需要编者的支持。译著出版后，译者期待读者给予正面引用和评价。就编者而言，他们需要找到合适的译者，保证译著出版质量。编者也希望译著能够为读者接受，获得正面评价。就读者而言，他们期待阅读学术质量高、翻译水平好的译著。若译著的作者、译者、编者均是各自行业翘楚，这种译著必定更能得到读者关注。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著者、译者、编者和读者利益关系网络，才能实现翻译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译著才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

在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过程中，著者与译者、译者与编者、译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好交流，保证翻译出版活动的顺利进行，这也为学术翻译出版工作带来启迪。当前的学术翻译出版工作应该重视出版说明、序言、译后记等译著副文本的撰写，加强著者、译者、编者、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学术译著的翻译质量和影响力。

注 释

[1]Geral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5

[2]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152

[3][美]包筠雅著；叶蕾蕾，等译.中国书籍社会史：四堡书业与清代书籍文化[J].古典文献研究，2012：85

[4]肖超.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D].南京：南京大学，2014：155-165

[5]郝乃毓.译者前言[M]//[苏]普洛勃斯特著；郝乃毓，胡序威译.社会主义工业布局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

[6]蔡建明.译序[M]// [加]穆杰特著；蔡建明，郑艳婷，王妍译.养育更美好的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

[7]阙维民.译序：历史地理学科有理论吗[M]//[英]阿兰·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vi

[8][英]阿兰·贝克.中文版序[M]//[英]阿兰·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xiii

[9]黄素封.校后日记[M]//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M].黄素封，姚楠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0]汤茂林.译者后记[M]//[美]埃里克·谢泼德，[加]特雷弗·巴恩斯主编；汤茂林，谈静华，李江涛，等译.经济地理学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80

[11]刘卫东.译者后记[M]//[英]高登·克拉克，[美]马瑞兰·费尔德曼，[加]默瑞克·格特勒主编；卫东，等译.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29-731

[12]柴彦威.译后记[M]//[英]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21-823

[13]张星烺.序[M]//[意]马哥孛罗著；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

[14]黄润华.译者后记[M]//[英]萨拉·霍洛韦，[英]斯蒂芬·赖斯，[英]吉尔·瓦伦丁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71

[15]林光澄.译者序[M]//[美]鲍曼著；林光澄译.世界新形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2

[16]陈此生.译者序[M]//[日]平竹传三著；陈此生，廖璧译.苏联经济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2

[17]出版说明[M]//[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i-ii

[18]内容简介[M]//[美]埃里克·谢泼德，[加]特雷弗·巴恩斯主编；汤茂林，谈静华，李江涛，等译.经济地理学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收稿日期：201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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