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深处的乡村(二篇)

遗逝的笔墨

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山村，一直沿袭着对文化人的崇敬。早些时候，村里最有威信的人是我二太公，因了一手好字。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需要摆砚挥毫的时候，二太公必在场。二太公的出场，有着别样的隆重。其他乡邻前来做帮手，都早早就自觉地来了，生怕落下不近人情的话柄。二太公绝不一样。主人通常提前三四天就跟二太公安好了口信，正事的当天，大清早就差人前往二太公的家中迎接。二太公不急不缓，洗漱完毕，再折身回屋，在里屋摸摸索索捣鼓好半天。等候的人也不敢催促，直立着身子，不声不响地抽着烟，依旧站在门口。两袋烟快要抽完了，终于听见屋里传来关门的声音。等候的人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快速抖去烟斗里剩下的烟灰，在二太公脚步跨出门槛的瞬间迎了上去，从二太公手里接过一大瓶墨汁和一支粗壮的狼毫大笔。这边，主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远远看见了二太公的身影，主人回头吩咐家人拿好了爆竹，自己则快步迎了上去。这样的一个场景，让儿时的我一下就想起书本里描述的臣子们恭迎皇上的情景。

农村的乡俗里，只有舅公才享受这种待遇。别的村庄也有红白喜事时帮忙书写礼簿的先生，他们干的活计和二太公一样，也受人尊敬，但不至于如此厚重。老家所在的山村，人们奉二太公为上客，多少有些悲情的意味。整个山村，也就数二太公读了几年书，能写一手好字。临过年，村人几乎是排着队候在二太公的门口，只为求一幅大门檐下的红纸春联。如若某人因故没能求着，整个正月里都不自在，似乎抬不起头来做人。这样的情形，在邻村是不存在的，别的村里或多或少能找几个像样的识字写字的人出来，不至于如此尴尬。

二太公出门，笔和墨一定得自己带。这是铁规矩，村人都知道。做事的主人请二太公帮忙，只须备好一叠红纸，或是白纸，一个盛墨用的大碗。还得预备一个红包，待到事情完满，寻个时机塞进二太公的衣兜里。二太公对笔和墨的态度是严谨的，坚决要求自备。这个规矩让村人对二太公的崇敬之情又多增了几分。事实上，二太公的字写得确实漂亮，苍劲有力，轻重有度，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没人能料到，二太公的威严会在村里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份挑战来自我的二叔。其实最具有挑战实力的应该是我的大叔，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性格内敛的大叔从未产生过动摇二太公“学术权威”的念头，他一如既往地对二太公俯首听教，令二太公非常开心。二叔学历比大叔浅，只读了个中专，性格却远比大叔来得冲动。心高气傲的二叔，一年春节竟从爷爷手里接过送往二太公家里的红纸，摊在桌上，操笔蘸墨就写开了。写完还冲爷爷说，家里大学生中专生都有了，还去请别人写对联，多没面子啊。此话一出，性情暴躁的爷爷竟然一反常态，非但没有暴跳如雷，还亲自拿着二叔写的对联去张贴。

大年初一，村人来我家拜年，一个个在门口驻足，端望着门口的对联，左右比划，议论纷纷。终于有人忍不住，嘴角带着浅浅的有些怪异的笑，问爷爷，这对联是谁写的啊。爷爷淡然一笑，答，是我满崽子（二叔）写的，本该轮到老三（大叔）写，他推给弟弟写去了，写得不好，不好。

爷爷答毕，围站在屋外的一群人顿时安静下来。倾刻，人群中有人笑喊，写得好，写得好啊。大家于是都附和着喊，确实写得好，读了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有文化。待到客人散尽，大叔冲二叔诡秘一笑，你就得意吧，其实你这几个字，比起二太公来，差了一大截。二叔也不争辩，只是偷笑。

二叔的这番鲁莽，意外地让爷爷光耀了一整个正月。二叔却没能预料，自己的一时之快却给村人带来了诸多的烦恼。“春联风波”之后，再逢人家操办好事，二太公就不肯出来执笔了。求急了，二太公淡淡说一句，我老了，找年轻人写吧，他们读的书比我多。然后，退回里屋，任人家如何恳请，就是不应。那些时候，村人每到做大事就愁得直皱眉头。一个暑假，不知是谁突然想到了我，硬是要拉我去做写字的“先生”。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不谙世事，头一热就应允了。凭着被老师逼着抄板书练就的一手字，我的书写意外地赢得了旁人的高度赞扬。事后主人高兴得不行，硬塞给我一个红包。看着我捧着红包回家，父母也乐了，摸着我的头说，小子，没想到你还出息了，敢做“先生”了。

此后，假期在家，就不断被人请去做“先生”。我也不再推迟，有请必应。只不过，我更多的时候，开始尝试在写礼簿的时候把毛笔改成钢笔。此时我已经在村里树立了些许“先生”的威信，村人对我的主张并没有表示异议，还夸我的钢笔字更有力道，更耐看。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二太公有着怎样的冲击。我和以前一样，有空就去二太公家里，缠着老人家给我看他那些陈旧的线装书，让他写字给我看。二太公也依旧把那些书找出来给我看，却从不为我表演写字了。我当然不会煞有介事地去仔细观察一张老人的脸上是种怎样的表情，只管坐在床头翻那些有些神秘感的旧书，看得入迷。

二太公的屋前逐渐冷清了下来。大部分人家的孩子，也都读到了能写字的年龄，做大事的时候，实在没人当“先生”，就都吩咐自己的孩子顶上。我后来去了省城读书，少有时间在家里客串“先生”的角色了，只是回到家里，偶尔还会想着去二太公家里坐一坐。村人也偶有提及二太公，那自然是在教育自家的孩子写字练字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就往往要告诫孩子把字写得像二太公那样好。但真正走近亲近二太公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这个自己曾经躬身求助过的文化人，村里年龄最长的知识分子。

一个宁静的日子里，二太公带着几瓶墨汁和那支粗壮的狼毫大笔，告别了村人。二太公的离世很安静，悄无声息。爷爷告诉我，他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二太公静静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笔和墨，旁边的书案上摆着从樟木箱里翻出来的一叠线装书。听到这里，我心一酸。二太公隐藏自己的笔墨十多年了，终于还是以这种方式向村人表述了一个文化人对笔墨的执著和不舍。而二太公弥留之际，能记得把一叠线装书从箱子里找出来摆在案头，这份最后的牵念，或许也只有远在他乡的我能读懂。

二太公不在了，村里似乎也淡却了书写春联的热情。会写春联的年轻人，或是读书后参加工作留在了大城市，或是打工外出了，回到家里也没人再愿意动笔写了。为了省事，有村人直接从书摊上花钱买一幅对联贴上，纸质好，色彩艳，字迹保留的时间也长，甚至经年不褪色。大家于是纷纷效妨。如今，春节回到村里，家家户户贴着一色买来的对联，缤纷耀眼。正月拜年，也没人去留意大门两侧贴着的对联上到底写的是什么。这些买回来的华美的对联，散发着赤裸裸的商市气息，纸上的字迹显得规范又端正，却毫无生机。一幅生硬的新对联贴上了门檐，轻轻地就把之前手写的已经泛色的旧对联覆盖。曾经飘浮在村庄里的笔墨清香，也随之轻轻消散、隐逝。

凝重的守望

冬日的村庄如一个落寞的老人，蹲在岁月的一角，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寒风在山村的上空刮得呼呼作响，荒芜的田野染着一层白霜，唯有几只觅食的麻雀起起落落。这种无言的冷寂自深秋稻子收割之后，就开始在村庄的角角落落蔓延开来。直到冬至时分，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们，嘴里念叨着冬至的日期，一个个踏着霜露回来了。游子们远归的脚步踏破了村路的沉寂，这个时候的山村，终于显露出温情的气色来。

不远千里往回赶的人们，是惦记着回家给祖先上坟的。按乡俗，冬至上坟一直要延续到年关。这段时间，就连村口的那棵大樟树都挂满了村人丝丝缕缕的牵念，樟树下隐约现出几个陌生的人影，就有老人从院子里蹒跚出来，踮起脚，探着头细看，看是不是自家的亲人回来了。屋后通往山头的那些小路，早已整修过了，这些平日里没人通行的小径，在这样的时节里，因承担着人们虔诚而厚重的脚步，显得格外亮洁起来。这些如网交织的小径，在我眼里分明是一条条神圣的通道，它们一头连着人间，一头通往天堂。

事实上，上坟的人多数对自己顶礼膜拜的祖先是陌生的。对于那些安息在地下的先人，极少人能够忆得起他（她）们的面容和模样，人们只能从斑驳的石碑上读出这些逝者的名字，从碑文上刻下的数字里揣摩出先人们曾经活过的年代。即便如此，靠近这些或简陋或华丽的墓室，心里都没有丝毫的陌生感，这些蹲坐在山头角落里的墓穴，弥漫出一种宁静的暖意。与墓穴对视，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温馨，带有尘世烟火的气息。那是因为，这些小屋里住着我们的祖先，我们有着相同的血脉。

几乎所有的人，对祖先的崇敬都发自肺腑。这种情感占据着人们的精神高地，绝不容撼动。这份膜拜不关乎祖先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贫贱和世俗无关，只和血脉相连。我记忆能抵达的最远处，是我的太祖父。至于太祖父以上的先辈，只能在和祖父的交谈中勾勒出他们的模样和性情。追溯起来，我对祖先的情感实际上是从恐惧开始的，这份恐惧从儿时第一次看到梁上的那口棺木开始。在一次玩抓特务的游戏时，我鲁莽间撞进了一间黑乎乎的柴房，钻进了一捆稻草堆里。这次躲藏自然出乎了伙伴们的意料，我正为长时间未能暴露自己而窃喜，抬头就看到了那个令人生怖的木器。那个物体呈长方体，颜色暗红，横卧在几根木梁之上。眼光触及那个木器的一刻起，我的汗毛就直直地往上竖，毫无征兆的，我的潜意识里就想到了死亡这个词，与此同时，我逃也似地就从柴房里夺门而出。之后的很多年，我再也不敢靠近那个柴房。而那个暗红色的长方体木器，如潜伏在心底的一个怪物，偶尔在某个暗夜的梦里突然靠近我，令我毛骨悚然。

对这个木器的恐惧，一直延续到太祖父的离世。一个冬日的午后，身着青布寿衣的太祖父，平躺在一张席子上，面容安详。灵堂里烟雾缭绕，在一阵悲戚的唢呐和哭泣声中，太祖父的身躯被安放进了一口油亮的棺木里。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逝者入棺的场景。整个仪式在我眼前完成之后，我长吁了一口气。那一刻，我对棺木的恐惧瞬间锐减。我听到大人亲切地称这种木器为“寿棺”，安葬逝者的墓穴为“寿坟”。后来我还知道，只有年满花甲的老人，才能入棺下葬，享受寿坟之礼，未满花甲之人，意外去世，俗称“短命鬼”，只能草率掩埋。

令人生惧的棺木，因为太祖父的灵魂附体而不再阴森。那些散落在山腰上安放棺木的大大小小的坟墓，也不再叫我胆怯。我清楚那些墓地里，安睡着的，是和太祖父一样的老人。每次上坟，随同大人一起攀上山头，从一个辈分最高的先人墓地开始祭起，一路下来，跪拜了多少回，挂了几叠草纸，燃了多少爆竹，点了几只香烛，我没记清。我只知道，到后来，凑近太祖母的寿坟时，看着父亲几兄妹一边往墓前堆放鸡蛋、腊肉、苹果等祭品，一边对着那块石碑说话，我似乎真的感觉到了那块冷硬的墓碑后面，有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妪在侧耳聆听，父亲几个说的话，老人家都听着了，只是笑而不答。

儿时，跟在大人后面去上坟，大气也不敢出。父亲叫我磕头，我就磕头，父亲让我点香，我就点香。母亲每次都吩咐我，给祖先上香跪拜时，要在心里祈愿，求祖先保佑。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每次跪在墓前，都在心里默念，求祖先保佑我学业有成，保佑全家人平安。后来我考入了省城一所中专学校，分配工作成了一名公务员。母亲笑着告诉我，说我祭拜祖先的心很诚，祖先显灵了。我明知道母亲不迷信，却也不作争辩。我和母亲对视而笑，告诉母亲今后每年都要回去上坟，一辈子不能忘了祖先的恩德。

真的就开始惦念起上坟的事来。到了冬至，总觉得有一件心事未了，心神不宁。这种期待，一直要等到年关，省城的叔叔们都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上坟。每到一个先人的墓前，我都不会闲着，主动上前去，从父亲手中接过柴刀来修剪墓地里杂乱的茅草，或是给坟头添几锹黄土。跪拜的时候，我总是一脸肃穆。我深深躬下身，头几乎抵着了泥地。于之前不一样的，是心里不再祈愿祖先的保佑，我只是默念着：愿祖上在地下安息，晚辈看您来了。

我在跪拜的时候，听到一旁的二婶轻声对侄儿说，儿子，快去磕头，求祖先保佑你学习进步。侄儿听话地走上前来，跪拜在地，嘴里念念有词。看着跪倒在泥地里的侄儿，我一下就想起了儿时的自己，心底一片释然。

坐落在房屋身后的山头，平日里村人只有在灶膛里缺了柴火，才会想起去光顾它们。那些终老后被送上山腰的先人，终日与草木为伴，与虫鸟为依，也该是会寂寞的吧。我宁愿相信先人们是有在天之灵的，他们在寂寞的时候，或许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不然，远离故土的我们，如何会对那些坐落在山头的土包不离不弃呢？！

上坟的路上，总要路过一两个破败的旧坟。这些坟墓年岁久远，已然算不准修建它们的时月了。坟身已经坍塌，石碑风化破碎，碑文模糊一片，再也辨不清字痕来。途径这种沉沦的墓地，我每每心生悲凉。是这位孤寂的先人，早已脱离了晚辈追念的视线，还是，这原本就是一个客死他乡的外人？

如今的山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开了村子，在或近或远的城镇都市生活，不少房屋的门是终年关闭着的。这些人家的儿孙辈，却依然惦念着在冬至年关的时候，回到老家，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门，细细清理院子里杂乱的野草，扫去屋檐下密布的蜘蛛网。做完这些，他们便举家爬上后山，提着纸钱和香烛，逐个去祭拜自己的祖先。正如我的堂哥冬明，一家人全出去了，空留一栋屋子在村里，但每年冬天，他们一定要回来一次，因为他的母亲生前曾告诫他，即使全家人都出去了，仍然要记住，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我们永远是村里人。

从村庄走出去的人，老了都想着要回来。就连父亲都说，以后退休了，要回老家去养老。对父亲的话，我不置可否。但隔壁的四爷却真的应了“叶落归根”这句俗话，他在病危之际，硬是拒绝继续住院治疗，强烈要求儿女们把他从县城儿子家里送回了老家，终老在了那栋闲置多年的旧屋子里。四公公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能老在自己的家里，安心了。

对我来说，乡愁很多时候是基于精神层面的一种情感，从根子上来说，乡愁是虚幻的。对四爷来说，乡愁的最终抵达方式，是终老在故乡的屋子里。四爷的最大愿望，是死后能够安眠在村子的后山上，与厮守了大半生的山水草木为伴，与那些先人的灵魂作伴，如此才能安息九泉之下。

上坟祭祖的次数多了，走在上坟的路上，就有了走亲戚一般的温暖。缓缓行走在通往山腰的小路，抬头望去，雨后的阳光照在半山腰的坟土上，散发出一缕缕热气，犹如屋顶升腾的炊烟。透过层层回旋环绕的气雾，我清晰地读到一种凝重的来自血脉深处的守望。

责任编辑 陈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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