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朵金花（下）

后院小平楼：刘勤老红军家的三姐妹

在协和大院的最北部院墙以里，32号楼与33号楼之间，有一个圆拱形穹顶的长走廊，通向后小院，那里有一扇灰色的大门，是协和大院的后门。大灰后门经年不开，只在每年冬季快来临、往大院里运煤时，才开上一天半天的，当然那还是在很多年前烧煤的年代，现在烧锅炉早就改成烧电、后又换成天然气了。后门一开，出去即是下一条胡同——东堂子胡同，再往西拐斜对面，有一座传统四合院小宅子，便是蔡元培故居。可惜很多年来，那里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饭馆和零零碎碎的小商店等等，弄得有点乱、脏、差，有一年，某家饭馆的一条蛇还曾成功“越狱”，不知怎地竟然钻到我们大院33号小洋楼里，把住户们吓得半死！

顺便说一段历史：东堂子胡同也是北京老城区的一条老胡同，已有着800年历史，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设在胡同中部。那是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越来越多的“藩国”朝中国伸进罪恶的黑手，洋大人们也越来越涨了行市，不肯再接受清政府原来带有歧视性的“理藩院”。“藩”是什么？鬼子也学精了，知道“藩属国”即朝贡国，就是称臣的外国;而且“藩”就是篱笆、藩篱，意思是说像篱笆一样在周围保卫中央，这岂是打得腐败清军满地找牙的列强还能容忍的？加上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事务也越来越多，于是在1861年1月，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咸丰帝准奏。“总理衙门”成立后，即选中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原清代大学士赛尚阿的宅第办公，只用时五十天，添了一个死要面子的“壮观”大门，便匆忙搬进去了。第二年，为了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才，恭亲王奕䜣又在该院内设立“京师同文馆”，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及西洋科技等。这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后于1902年并入于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以还有这么一说：京师同文馆是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前身，吓人吧？除这么重要的“总理衙门”外，东堂子胡同内还有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正因为具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东堂子曾经是北京保存得最为完好的胡同之一，可惜这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也便越来越成为贪婪富商眼中的肥肉，他们的财富越多就越嫌不够多，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盘算还能在哪儿咬上一口！最终，在他们的巨额利润面前，“灰头土脸”的胡同毫无抵抗能力，尽管那一片地域是有保护伞的——早年就被纳入北京市划定的“二十五片传统保护区域”之一，但还是在2000年前后，被以冠冕堂皇的“危改带市政”工程所扫荡，紧邻的红星胡同被彻底“消灭”，变成了所谓香港富商揽在怀里的镶金裹银宝宝街;在南起东堂子胡同北至干面胡同的广大地区内，除了蔡元培故居等少数文保单位外，大量保存完好、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合院被拆除。甚至有专家已断言，在不久的将来，东堂子胡同就将成为历史名词而从北京市的地图上消失——哇！呀！痛！煞！也！

唉，不说也罢！还是关上后门，回到我们大院的故事中来吧：

大院的那个后小院里，有几间平房，还挤着一座二层平顶小楼，灰白色普通砖结构，里面采光不好，似乎整天都是黑乎乎的。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些建筑是跟大院的美式洋楼一起修建的，还是原来哪个时期遗留的作品？因为资料里面说了，协和大院这块地皮上，原来是一个佛教寺院，清同治三年（1865年）被英国人德贞买进，建起一个有各科门诊和30张病床的西式医院，因院门前保留了寺院的两根20米高的旗杆，被京城百姓称为“双旗杆医院”。后来二十世纪初年，又易手到洛克菲勒财团手里，盖起这座美式乡村别墅群的大院，老北京人就又改称“洋楼院”。至于何时起开始叫“协和大院”，好像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

“文革”前，老红军刘勤阿姨就住在平顶小楼里。我小时候，她也就是四十多岁，切耳短发，穿的是朴素的灰褂子，经常见到她在大院里走来走去。她的丈夫是医科院仪器所领导徐德，但我完全没有印象，我一直以为刘勤阿姨是户主。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长女徐XM，年龄大约是1948年生，跟我大哥韩方生是北京五一小学同班同学。

二女儿徐GQ，好像是1968届老高一的。三女儿徐MM，1967届老初二的，上的哪所中学忘记了。这仨女儿都非常好，懂事，不闹，孝顺。但不知为什么，隔了几年，刘勤阿姨又抱养了一个男孩，起名徐PG，而且非常溺爱他，甚至把女儿们送去住校，专门精养这个儿子。俗话说，娇惯出祸端，慈母出骄儿，再说小男孩哪有不淘的？于是，大院邻居们三天两头就看见刘勤阿姨满院子找儿子，有时他蹬在墙头上，有时又坐在房顶上，刘勤阿姨好声软语地央求他：“快下来吧，别摔着……”有一次，徐PG不知道又上到哪兒了，刘勤阿姨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到，急得都快疯了。

孩子们长大以后，三个女儿都嫁得挺好，老大的丈夫是个中将，还有一个女儿也是嫁给了一个女红军的儿子。儿子徐PG的情况没听说。孩子们都出去了，早十几二十年前刘勤阿姨还有精力的时候，她就找到一个新的事业——种树，那时她家已搬到43号楼了，她就在楼前空地上栽了一批银杏树苗，以后又分别把成活了的树苗小心翼翼地移栽到大院的空地上。十年树木，现在，有的树苗已经长成水桶粗的成年树了，春天和夏天，一片片扇子形的碧绿叶子在人们头顶上摇曳、歌唱;晚秋，那些叶子先是慢慢镶上金边，接着全部染金，在蓝天白云的瑰丽背景下兀自静默，沉思自己这短暂一生的悲欢与离合。

刘勤阿姨现在还活着，有一百岁了，晚年有福，是被大女儿照顾着，据说孝顺的大女儿同时还照顾着同样百岁的老婆婆。听说大院里有好事者语于她：“当年你妈对你那样，你现在对她还这么好……”徐大姐微微一笑，温情说：“她是我妈呀……”嗯嗯，各位读者，所以还是得养闺女哈啦啦！

31号楼：张乃峥教授家的两姐妹和冯传宜大夫家的四姐妹

31号楼是协和大院8座连排别墅最东端的一座，据说最早住进去的中国人是聂毓禅先生，专业人士都知道，她是与林巧稚齐名的“中国护理之母”，也是为了事业终身未嫁，但一生坎坷，矢志不移，最终熬到苦尽甘来，寿终正寝（后面我会专门讲述她的故事）。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她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后，搬离协和大院，后来外科专家冯传宜教授和风湿病专家张乃峥教授两家搬入。

这座小楼，当年建造时的格局是供一家人住的：一层是客厅、书房、小茶室、小餐厅和厨房、卫生间。二层是三间卧室、花房、卫生间。三层是两间斜顶阁楼房，一间是佣人卧室，另一间是储物间，还有一间极小的斜顶锅炉房。

张乃峥教授（1921-2014）家人口不多，只有他和夫人曹护士长带着两个女儿。张教授是“中国风湿病之父”，他中等个儿，大脑袋，有些花白头，人很严肃，不搭理我们小孩，以至于我们不太敢跟他说话。他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主攻热带病研究，二十世纪70年代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风湿病学科，二十世纪80年代创建了中国风湿病学会。2008年度“协和杰出贡献奖”给他的颁奖词评价甚高：“他在追求真理的科学道路上高扬爱国的旗帜，捍卫祖国的尊严，中国风湿病学由此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为名师，严师，总设计师，奠定今日协和风湿免疫的五世同堂。拳拳赤心，报效祖国，自强不息，创新为魂，铮铮铁骨，笑傲苍穹。”张教授对两个女儿的要求也很严。大女儿小名叫大QI，比我大一岁，长得漂亮，能干，特别有长姐风度，后来入职协和，在化验科搞基础理论研究，算是接了父母的班也做了“协和人”。二女儿叫小LN，比我小一岁，也漂亮，又不娇气又不拔尖儿，长大后随着夫君去了国外。这两个女儿教育和出落得都好，但“文革”后她们家搬离了大院，我们就再没见面了，我衷心希望她们一切都好。

冯传宜教授（1918-2009）家里人口多一些，除他们夫妇俩带着四个女儿外，还有孩子们的姥爷和姥姥，后来两位老人一直是冯传宜教授夫妇赡养并送终的。

冯教授个子高高的，身材结實，五官匀称，接人待物时从容有度，风度中又带着些许幽默的轻松。他是中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兼协和医院护校校长、外宾医疗科主任、外事办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主任等职务。他的资历甚高，1943年毕业于北大医学院，1949年就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是中国较早开展神经外科工作的老前辈之一，抗美援朝时期参加了战伤医疗研究组工作;他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在国内较早开展颅内肿瘤、脑血吸虫病、颅内动脉瘤、管内肿瘤等的手术治疗，率先成功完成了小脑星形细胞瘤切除术，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还为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专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后继人才;在主管协和医院外事工作期间，广泛结交各国友人，为推动协和医院以及国内神经外科学界与国外的医学与文化交流贡献甚巨;1981年他被卫生部聘为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并被聘为《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版）汉译本和汉英对照本的总编辑，该工作历时十余年，为推动中国建立疾病诊断的国际标准做出重要贡献;他还在我国多次组织了按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疾病编码和死亡统计的培训班，为我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赢得了荣誉;他还在病案信息管理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2000年被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授予荣誉表彰证书……

哇塞，没想到就在身边的冯伯伯这么了不起，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一个人一生中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好一件事已属大功，何况冯伯伯从来不事张扬，令人格外敬佩。我觉得这与他对自己的为人定位有关，更是出于他的做人底色：大院生活中的冯教授和他的夫人庆克娴阿姨，大概可以说是协和大院里最“朴实”的一对教授夫妻了。庆克娴阿姨是北京儿童医院的总护士长，身材略胖，齐耳短发，细长眼睛清澈，温柔的弧形下巴，从不把时间花费在妆容和衣饰上。我个人觉得她是大院里最善良的人，心地纯粹，与世无争，一心为人，克己复礼，无论对谁都是慢声细语的耐心，包括对大院里的任何孩子。也包括对她的二老双亲——有些职业女性在外面能保持职业精神，但回到家庭后却容易急躁起来，庆克娴阿姨从来不，当老父老母年事高达九秩，衰弱得不能下床而又返回童年整日“不讲理”的时候，庆姨就像对待她的小病人一样耐心地哄，从未听见她高声，也从未听到冯传宜伯伯高声。包括他们的四个女儿，冯MG、冯LG、冯HA、冯AN，全家总是和和睦睦，亲亲密密，热热闹闹而又安安静静。

由于家风好，冯家的四个女儿在大院里口碑很好。她们全都为人正派，品行高端，平和谦虚，从没想过躺在父母的荣耀簿上混日子，而是懂得努力学习，提高自身修养。老大冯明是1966届老初三，继承父母的衣钵做了医生。不过她没学外科，也没入职协和，而是在北京宣武医院做了内科医生，以心血管疾病及老年病为主要专业，从事临床工作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及较高的学术水平，后来做了宣武医院大内科主任、综合科主任，组织指导科内大抢救和疑难病例的讨论，参加院内外疑难重症病例会诊，还曾多次参加中央领导、干部的医疗保健诊治工作……据冯家小妹讲，在四个女儿中，冯传宜伯伯生前最喜欢的是这位也做了医生的大姐，而可以告慰父母的是，冯明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终于也做成了一位名医。

老二冯LG是1968届老初一，做了大学教授。老三冯HA和我同岁，因而一起玩的多，比较熟，她承继了父亲的身体基因，个子高高的，喜欢梳一对弯弯的短辫，看上去特别壮实;她又因袭了母亲的品性优点，心胸开阔，大度能容人，还有幽默感，所以小伙伴们都愿意和她在一起玩，把她当作知心朋友;可惜小时候她不是我们新开路小学的，她上的又是五年制的实验小学，“文革”上中学时高就了一级，变成“1969届”，在初中晃荡了一年就被欢送去了东北，成为年龄最小的“兵团战士”，受了不少苦;改革开放以后，她去了英国，在一家医院做化验员，也算承继家门从事医学工作，后来定居下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不过她当年梳着短辫，穿着朴素军绿布褂子的形象，还一直珍藏在我心底。当年跟我玩在一起的，还有冯家第四个女儿冯AN，她比我小三岁，好像是我们新开路小学的，“文革”前上到二年级，按说家里最小的，应该是比较受宠从而任性从而拔尖的，但这四姑娘一点儿也不是，不但不是，更是相反倒过来，她在家里处处让着几个姐姐，就像一个当代女孔融，我不止一次听她说，“我老爹爹喜欢大姐”，“我老妈妈喜欢二姐”，声音里不但没有任何失意和失落，或者悲戚或者不悦或者嫉妒，反而全是赞赏，完全一派大将风度，说来还是冯门家风醇厚、育女有德之故。

下面我要先支出去，请读者读一段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著作《世纪老人——吴祖光卷》，里面这样诉说到他的住房问题：

我的四合院，**帅府园马家庙九号，“文革”时被占了。闯进来的头一家是翠华楼的书记，占了我的西屋。第二个是个工人，党员，占了我的南屋。他们占了我们的屋子，连我们的家具也一起占了，而且还不够，还到我们住的屋子去拿，一个钱也不给。水电费也不给，还买最亮的灯泡用。我们什么也不敢说，我们是受气的主儿。他们是革命，我们是反革命，革命就是抢人东西占人东西？我是受了叶盛兰启发换了楼房。我写过。有一天上街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碰到叶盛兰，我们互相交流情况。他自己也有房，也被占了一大部分。他还告诉我：不止一两家占有私宅的人都發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这些人不仅强占住房，而且欺负房主人。他劝我，住不起可是躲得起呀，趁现在还剩几间，可以换楼房。那样，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天下，也不受人管制，也不受气了。这样我就找到房管局的朋友，拿我剩下的北屋和东屋大概七八间换了四间楼房，换到和平里……

在那荒谬的年代，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协和大院也一样，“文革”刚一开始，“造反派”就进入大院，揪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同时宣布所有的干部、教授都必须腾出住房，把“多余的”让出来给“工人阶级”住。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激烈和无序一样，潮水来时，席卷冲刷，不讲道理，不讲政策，你只有被裹挟的份儿！一时间，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厨师、花匠、木匠、泥瓦匠……组成的工人阶级住房大军，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锅、碗、瓢、盆、猫、狗、鸡、鸭、鹅、鸽子等等，胜利地住进了教授洋楼，瞬间狗刨、鸡嚷、鸭喊，从此开启了协和大院历史上的第三次大换血。

冯传宜教授家的四个女儿此时已经长大，加上岳父岳母，本来房子已经不够住，此时又被强令腾房，最后8口人只给剩下两间房。我记得，好像冯伯伯都没有自己的床了，每天晚上，在既是全家的起居室，又是饭堂，又是岳父母卧室的一层大房间里搭个行军床，然后庆姨带着几个女儿挤在二层的小卧室里。不仅如此，这么善良、本分的一家人，也经历了吴祖光先生的同样痛苦，一再地隐忍，一再地相让，一再地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别说海阔天空了，被欺负得连生存都变成了严重问题，最后经过多年的挣扎，终于逃离了31号楼……所以，当我后来了解到冯传宜伯伯居然做了那么多项工作，救治了那么多病人，奉献出了那么多国家级成果，真是震惊，真难想象他在家里都没有一张书桌、一张床的状况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现在，冯伯伯和庆姨都已经悄然离去，大院里，在33号楼，还留下了他们的小女儿冯AN。每当我看到她，心头就涌起了太多太多——“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新楼北门一层：李钟勋书记家六姐妹

在我很早的印象里，邵华阿姨就是那个样子：身体臃肿，行动不便，除了冬天，其他三季天气好的时候，就坐在新楼门口的大石台上，默默待着。早些年，我们路过时叫一声“邵华阿姨好”，她还有精神答应一声，甚至跟我们聊几句天，和蔼地说一些“放学了”“考试了没有”之类的话。越到后来，便越显得精神差，话也越发少了。后来，她出不来了。再后来，她走了。可是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和李伯伯是谁先走的了？

此“邵华”非彼“韶华”。此邵华阿姨是我们大院李钟勋伯伯的夫人，好像因为身体不好，早就不工作了。李钟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军队转业干部，大概是沿袭他原来在军队中的职务，人们都习惯称呼他为“李政委”，想必过去做过哪个部队的军政委？据说他颇有来历，大学生出身，早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参加革命，从军。他们家一直住在新楼北门一层东，家里有7个女人，只有他一个男性。

二十世纪50年代初，因为战争的需要，协和医院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后实行了军管。后来在1955年解除军管，这支部队的各级军代表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医院继续做行政管理工作。当时这支部队里，基本上也同其他单位一样，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工农出身，靠不断的胜仗一路跟随部队进了城;另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干部，跟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投奔革命的，有的是中共地下党汇合到部队的，有的是应加强军队文化水平而奉命入伍的。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些知识分子干部比较受到医生和教授们的欢迎，因为有学识、教养、眼光打底，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尊重协和医院的大医们，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国宝。即使奉命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也懂得用大知识分子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和风细雨”。而那些一路行军打仗而来的工农干部（工人极少，基本全是农民）们，显然就吃力多了，他们非但不懂医疗和科研所具有的人类文明价值，而且以他们朴素的农村生活为基础，对满口洋文、衣着洁净、皮鞋锃亮、头发梳理得光溜溜的男大夫们，以及描眉画眼，不化妆就不出门的女大夫们，不理解，看不惯，乃至反感与厌恶，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慢慢的，也是必然的，重要工作就只能不派他们去做，这当然使他们不爽，愤懑乃至怨恨。偏偏类似下面的事还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有一天，一个老区来的农村出身的干部，送了一份报告给李政委，那“蛛蛛爬”似的字迹让李伯伯怎么猜怎么不认识，便不客气地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先去好好练练字”，这当然更火上浇油地腾起了老粗们的不满，也成为日后“文革”中批斗李政委的罪状之一。

我6岁时的眼睛里，李伯伯有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略略胖肚，白净脸，头发有些稀疏，尤其脑门部分已谢顶，双眼和善，说话亲切，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是如此。他心思缜密，目光如炬，确实有大领导的水平和处理方式，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轰上了大字报，有一天我在李家玩儿，不经意跟她女儿说了“心情不好”四个字，话一出口，在那边沙发上坐着的李伯伯，马上转过身来，和善地问：“谁心情不好？你说的是你自己还是你爸爸？”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张口结舌。他仔细盯着我看，又追问了一遍，眼睛里满是犀利的白光——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他那问话的含义？后来随着年龄渐长，才越来越清晰地想到，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是他的“得力干将”（大字报语），他在隐含着打问我父亲的情绪？因为就在几天前，王从阵书记已经不堪屈辱，跳楼身亡了！在那种风雨飘摇的时刻，李伯伯还在关切着手下的干部，多么让人温暖，而又显示出他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从容不迫……所以，那几个一心想要“报仇雪恨”的不得志干部，虽然彼时已摇身变成了“造反派”头头及小喽啰，可仍是从内心里畏惧他，不，也许是从骨子里就惧怕这位昔日的军政委首长。因此，李伯伯虽然也被拉到台上去陪斗了一次（当时的“主犯”是黄家驷院长、白希清书记，陪斗的是一大串副院长副书记们），但后来似乎再也没敢碰他，也没敢去他家“抄家”。

后来，“蛛蛛爬造反派”还是勒令李伯伯腾出一间住房，以此手段卑劣地实施了报复。还有，就是以他们来自农村的习惯性思维，幸灾乐祸地“咒”李政委没有儿子。

没儿子怎么啦？李伯伯有6个女儿呢。看看他的那6个女儿，才知道邵华阿姨年轻时有多漂亮。大女儿李YS可能是延安生的，她的年龄比大院里一般孩子都大，1966年已经是中央芭蕾舞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对，人家就是跳芭蕾舞的，不但在协和大院尽人皆艳羡，而且在外交部街、东堂子、西总布、新开路、北极阁……那一带街道地区，都是独一份儿。她甚至比李伯伯的知名度都高，只要她周末一回家，身后就总会有小姑娘们跟着她迈鹅步。后来样板戏大兴期间，我曾在天桥剧场看过她参演的《红色娘子军》，可惜座位太靠后排，女兵们的化妆又都差不多，我紧张地寻找了半天，也没能断定哪个是YS大姐姐？再之后，她跟芭团里的一位男演员结婚了，李伯伯和邵华阿姨去世后再也没回来过，听说是在美国定居了。

老二叫李BS，肯定又是李伯伯当年转战到哪个有“滨”字的地方时出生的，那年月很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这样起名字的。我忘记她是1968届老高一的还是1966届老初三的了？“文革”时因家里被迫腾了房子，住不下，她基本还是住校。改革开放以后，说是去了日本，定居。后来某年回国，又把妹妹老五李HY带去了东瀛。

三姑娘就不叫什么“生”而是叫李WL，生于1952年，李伯伯那时已经随部队在协和军管，家已然安定下来了。这三姐小名叫小LI，是现在唯一还住在大院里的李家人，嫁给了一个大学老师，现在夫妇俩都退休了，丈夫蒋老师一年到头忙着种菜，连冬天也不收工，翻地，筛土，积肥，每天像老农一样勤勤恳恳地耕耘。他们的儿子非常优秀，毕业于东北某大学电子专业，自己在北京找了一家公司上班，有时我的电脑出了问题，请他来帮忙修，聊天过程中，发现这80后孩子特懂事，有礼貌，有修养，也有思想，能正确摆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同时自觉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若李政委仍在世，一定会非常喜爱这个孙子的。

老四李LJ，小名小JN，和我同岁，都是1970届的。小学不在一个学校，但到中学“复课闹革命”时，就近把我们都分到胡同里的外交部街中学，同在初一（2）班。她继承了李政委的政治智慧，虑事周到，不动声色，个性很强，也很勇敢，当年“造反派”把李伯伯拉去陪斗那次，她也去了现场，就坐在台下——我记得，当时，住进她家单元里的W阿姨跟大院里的人议论说，“这老四，这场合也去看，多尴尬呀……”而我则不以为然，我想，她绝不是看热闹去了，一个12岁的女孩，说小也不算小了，说不懂事其实已经明白得很，她可能也是横下一条心，“陪绑”去了，万一父亲需要家人呢？别看李伯伯没有儿子，這女儿不比男儿强？后来1970年我们刚满15岁那年，小JN跟我一块儿分到北京774厂，不在一个车间。1978年我到天津上大学走后，听说她嫁给同车间的一个男青工小TN，也是1970届一起进厂的，不过不是我们学校的。小TN追求了她好几年，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李伯伯也最喜欢这个女婿，生前上医院啊、洗澡啊什么的，都是由小TN陪着。后来他们去了美国，最后定居在那里。

李伯伯家最小的闺女叫“嘎豆”，取“老疙瘩”之意吧，“文革”时好像刚上小学一年级。6个女孩儿中，跳芭蕾的大姐和这老疙瘩豆是长得最漂亮的，大姐是细长的凤眼，小六是圆圆的杏核眼，都是皮肤白白，身材婀娜，黑发浓密，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好看。虽是最小的，但嘎豆一点儿也不娇气任性，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玩儿时也很平和，该她输了就认输，该受罚就受罚，有时也乖乖地听姐姐们数落，因此大人孩子都很喜欢她。唉，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当年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听说也远去了美利坚，致使中国又损失了一个美女。

李伯伯是某一年突然走的，据说那一晚犯了心脏病，没什么痛苦就驾鹤西飞了。那时，好像楔进他家的那户人家还未搬出来——你想，李伯伯和邵华阿姨，连带6个女儿，住在一个单元里，松敞吗？何况是老房子，没有客厅，只有三间互相连在一起的屋子，再加上半间独立的小屋，8口人，孩子小，还不够撒欢儿的呢。那年被迫腾出三间中的一间，接纳医科院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两个幼小的男孩住了进去，厨房就一个，卫生间就一个，走廊窄窄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对于曾当过军政委那么大官的李伯伯来说，多么憋屈！但老头心地坦荡，袖里乾坤;老太太宽容大度，善良容人;6个女儿个个懂事，以礼待人。幸亏那对中年夫妻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有知识有教养人正派，所以两家相处得颇和谐，一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又把房子归回李家时，相别一笑，依依。

大院依旧在，物是人已非

是呀，如今想起这一切，恍若昨天，依——依！

半个多世纪就这样风驰电掣地过去了，“文革”前17年 +“文革”10年 + 改革开放40年，风起青萍 + 血雨腥风 + 波澜壮阔。岁月啊，怎么这么快呢？时间啊，你能否停一停？

三十朵金花，如今天各一方。

我作如是想：红颜已老花犹在，更有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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