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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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即仁的观念,乃是儒学的奠基性观念:既为形而下学(知识论及科学、伦理学及道德)奠基,也为形而上学奠基。这是因为,爱作为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显现。因此,爱的观念乃是本源性观念,爱作为生活情感,归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源。

关键词:儒学;现象学;爱;奠基性;生活儒学

作者简介: 黄玉顺(1957—),男,四川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儒家伦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011-09 收稿日期:2008-03-14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么一个话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爱。我希望通过对这个观念的解释,能给大家提供一个20世纪思想所达到的最前沿的观念平台。

演讲的题目是“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因此,我先把“奠基性”这个概念解释一下。“奠基性”是说,假定有一个思想学术的系统,或者说一个观念的体系,我们把它比喻为一座建筑物,那么,它的基础如何?地基如何?这在表面上看似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其实,在20世纪的思想中,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

奠基问题最早是康德提出来的。康德有一段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说:人类的理性有一种爱好,总喜欢不断地把自己建造的房子拆掉,去看看地基是否牢靠。在这个比方里,这个房子就是形而上学。当然,这个“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面的用法,而是哲学界更常见的一个用法,指的是纯哲学,主要指的是存在论这个部分。康德的意思是说:理性建构了形而上学的大厦,然后不断地把它拆毁,来看看这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建立在什么样的地基上。这就叫做“奠基”。这意味着:在这个形而上学大厦的下面,还有一个更要紧的东西。

我们知道,康德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哲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第二个问题是: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第三个问题是: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就是著名的康德问题[1](P41-42)。头两个问题是数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20世纪的思想家们把它们叫做“科学奠基”问题,是说纯哲学以外的整个知识领域,包括科学,是建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个问题叫做“形而上学奠基”问题,它是20世纪思想中最核心的课题,也就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所以,康德的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问题:一类是科学何以可能,一类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在康德的解决方案中,科学作为形而下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是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基。当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是我们对西方哲学概念的一种翻译,这种翻译根据的是中国的言说方式。《周易》里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传》)如果说“形而上学”是翻译的metaphysics,那么“形而下学”就是翻译的physics,也就是物理学,在这里是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包括伦理学,叫做形而下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

康德的第三个问题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呢?他的回答是:理性。康德的基本答案是理性为形而上学奠基。但是,康德这个解决方式到了20世纪却受到了批判,主要是受到现象学的批判。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实际上也是想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因为,“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从来就解决了的:就西方的情况看,从古希腊开始就建构了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纯哲学体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方的知识论和科学才得以展开。但问题是:形而上学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

但对于胡塞尔来讲,“形而上学奠基”问题的解决是与康德的解决方式截然不同的。比如,康德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框架,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实质上就是“现象与本质”的二元架构,那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而不是现象学的观念。现象学的观念是:现象背后没有本质,现象背后一无所有[2](P80)。

那么,胡塞尔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他是从这样一种问题开始的,就是所谓“认识论困境”问题。比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矿泉水瓶子,你们说它是不是客观实在的?是。然后我继续问——这才是我的真问题:大家想想,你们凭什么说它是客观实在的?有没有同学能够回答?我听到有个同学悄悄地说:“看得见。”又有同学说:“摸得着。”我告诉大家:这样的回答是错误的。大家从中学就开始学习哲学,我们给“客观实在”下的一个定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大家想想,你“看得见”、“摸得着”,都是一种意识现象,就是感知嘛,那是一种经验直观。你说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就表明它已经在你的意识之中,怎么能说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呢?这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叫做“认识论困境”。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不可思议”,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你思之、议之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意识之中。

近代整个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导致了这样一个“认识论困境”问题。因为,认识论的前提就是“主体-客体”的二分:我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设定了一个不以我的意识为转移的客体、对象;这个客观对象在我的意识之外,然后我的意识去认识它、反映它。这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框架:“主-客”二元架构。但胡塞尔会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的意识之外的那个对象的呢?你凭什么这样讲呢?胡塞尔的解决方式是著名的“悬搁”。他还有一种说法是“放入括弧”,意思是说:这个所谓客观实在,我不知道它有还是没有,我就把它搁置起来。这有点像庄子的说法:“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胡塞尔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到事情本身”吧。这是现象学的一句著名口号,在胡塞尔看来,那就是回到纯粹先验的内在意识本身。这就是胡塞尔的解决方式。

因此,我们对康德的哲学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批判:康德的基本架构就是“现象”和“物自身”,他莫名其妙地设置了一个藏在“现象”背后的“物自身”,他所谓的“现象”还是前现象学的“现象”观念。这个前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是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个词语隐藏着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全部秘密。我们来看一个图示:

这里的“现象”具有双重意义:对于本质、本体、实体S1(substance)来说,它是现象A(appearance),这就是传统本体论的“本质-现象”架构;对于主体S2(subject)来说,它是对象、客体O(object),这就是传统认识论的“主-客”架构。中间的那个“A=O”是最关键的:现象即是对象。西方哲学从古代的本体论到现代的认识论转向只不过是这个总体结构的展开,其实就是“现象”概念固有的预设蕴涵的展开。

就本体论来看,什么是现象呢?“现象”就是“呈现”,那么显然,现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东西在呈现出来。那么,是什么东西在呈现呢?这个东西叫做实体(substance),或者叫做本质。于是就出现了传统的“现象与本质”或者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那样的观念架构。在近代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前,西方哲学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这样的本体论或者存在论上面。原因很简单,有一句话大家肯定特别熟悉,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意思是说:我们的五官感觉只能认识到现象,可是现象背后有一种东西隐藏着,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在;我们的理性思维,就致力于通过归纳等方法把它抽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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