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定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与局限

[摘 要]

五四运动之后，沈定一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趋向、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他发表大量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具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局限性。

[关键词]

沈定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8-0017-04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发生后，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并对五四运动抱以极大支持态度的沈定一也不例外。他开始关注、了解、趋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时期，沈定一发表了大量文章，通过多种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介绍，成为五四时期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之一。

一、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主要是阐明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沈定一认为决定人类意识的是人类的生活状态。在《介绍“工读互助团”》一文中，沈定一引用马克思“经济倒可以决定人类的意识”的观点，认为“只有社会的生活状态，可以决定人类的意识，不能把人的思想决定人类的生活状态”[1]。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要从物质世界寻找根源，“离开土壤不必讲耕种，离开布机不必谈织布，离开社会不必谈政治、法律、经济和学问、思想、道德”。[2]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的生产制度基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便是生产底源泉。”[3]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的生产制度，构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底总和，成为社会上经济的构造。社会经济的构造，是一切政治、法律底基础。”[4]可见，沈定一已经认识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沈定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他说：“古往今来以及现在，凡人类所认识为人的文明，那一样不印得有劳动者的螺纹？”[5]“凡是我们所享受的东西除却日光底大部分和空气底小部分不经过劳动者工作之外，没有一样不是劳工作成的。”[6]所以，“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劳动者底手里产出的”。[7]对于自己出身于地主阶级，沈定一表示要脱离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并坦承是劳工养活了自己。[8]

然而，沈定一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方面，他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地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如他认为“与其说人生是自然中的自然分子，不如说人生是自然底主宰；因为人生不受自然所主宰的”[9]，这就过分夸大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作用。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是受生产力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的。可见，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沈定一还缺乏清晰的、正确的认识。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

二、介绍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

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主要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阶级制度。

沈定一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在《价值与公道》的演说中，沈定一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向工人阶级说明了布、米、砖头、瓦片，铜、铁、锡、铅，煤炭等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是人工做出来的、煅炼出来的或取得来的。因此，“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底工作。所以做工的人要拿工钱的”[10]。在此基础上，沈定一向工人说明了商品的价值量是由所费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的。他通过列举工人所熟悉的“皮鞋比布鞋价值贵，布鞋又比草鞋贵”现象，说明“人工费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11]的道理。当然，在这里，沈定一对“价值”“价格”等概念还有些混淆。“皮鞋比布鞋价值贵，布鞋又比草鞋貴”现象中的“价值”，在实际上应该是“价格”。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价格等观点的理解还是比较到位的。同时，他还模糊地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他说：“劳动者要工钱，就是卖我们自己的工。买货就是买工，买工就是买货；卖货就是卖工，卖工就是卖货。货就是工，工就是货。”[12]显然，沈定一这里所说的“劳动者”是劳动力；而所说的“工”，则是劳动。这说明他已经将“劳动力”与“劳动”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关键所在。

沈定一认识到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他说：“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六七十滴，到那里去了？”[13]他批判资本家地主“以人为物”的剥削行为。“资本家地主视劳工为锯子、锉刀、铁耙、锄头的发动机。所以工场农场的工人，只能获得资本家不得已而给他点有限的工钱，留下点征收剩的饭粒。无论如何？不得在出品上得均等交换的代价。”[14]在《工人应有的觉悟》一文中，沈定一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所消费的东西和我们劳动所做出来的东西……决不是恰恰相抵的。我们所做成的东西（如纤维工艺品呢绒、布匹之类）或取得的天然东西（如煤、铁之类）必定超过我们所消费的数和量。”[15]而这些“超过”的东西“都回到不劳动的资本阶级里面去了”[16]。沈定一还揭示了资本家的贪婪本质，那就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尽量少地支付给工人工资。而支付给工人工资的本身，在本质上也仅仅是为了维持工人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因为“资本家何尝愿意工人真饿死冻死呢？真饿死冻死了，什么人再替资本家绞血汗呢？”[17]所以，不仅“‘消费’是资本家独占的”，而且“劳动者底消费，也是为资本家做奴隶而消费”。[18]

同时，沈定一还尖锐地指出，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根源在于“阶级制度使然”[19]。沈定一这里所讲的“阶级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维系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动者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沈定一号召工人阶级“为公平劳动与消费起见，非打破这资本家和劳动两重关系从[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20]。

沈定一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和宣传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黨员中是较早的，贡献也是较为突出的。然而，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与宣传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第一，他对一些概念并没有准确的认识。如他将“价值”和“价格”混淆在一起，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他在揭示劳动者不能为自己生产的商品定价的现象时说：“我们自己底工，要他们定价值；由我们的工做出来底货物，也要他们定价值”。这里的“价值”实际上是商品的“价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格只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第二，他虽然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但却误认为劳动是一种商品。他认为，“劳动者要工钱，就是卖我们自己的工。买货就是买工，买工就是买货；卖货就是卖工，卖工就是卖货”。[21]沈定一这里所讲的“工”是指劳动，那么“买工”和“卖工”则说明沈定一误将劳动看成了一种可供劳动者出卖的商品。但在实际上，不管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还是人的体力和脑力消耗的抽象劳动，他们都是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的；而能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买卖的只能是劳动力。因此，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

三、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沈定一在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过程中，对社会阶级进行了划分，阐明了两大阶级之间的争斗以及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

沈定一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根据不同的标准，沈定一对两大对立阶级的表述是不一致的。根据政治层面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沈定一将社会上的阶级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致芝青的信中，沈定一将工、农、学视为一个阶级，是站在被压迫阶级上的；将商、官、政、军视为一个阶级，是站在掠夺阶级上的。[22]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和军阀，是压迫阶级”“革命党，工人，农人，学生，小资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23]根据经济层面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沈定一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寨：“一个是有产阶级占据住一切生产工具剥夺劳动者的剩余的营寨，一个是无产阶级终身被剥夺被压迫为有产阶级少不来的活机器的营寨”[24]。这就注定了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然会发生斗争。

沈定一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前提和方式。沈定一认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前提是阶级觉悟。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觉悟了世界上只有两阶级，由阶级觉悟而发生极大的阶级争斗，一战，可以把全世界什么战争的意义和价值永远打灭”。[25]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一天不觉悟，有产阶级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步的”[26]。无产阶级觉悟以后，沈定一认为，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他认为，为了争得生路，就要下一个最大牺牲的决心，就必须“从打破阶级制度上努力奋斗”，如果劳动者想要得到“均平的待遇”和“公平劳动与消费”，也“非打破这资本家和劳动两重阶级从[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27]沈定一因而号召工人阶级“急起！急起！战斗！战斗！”[28]

然而，沈定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时也存在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暴力革命方式的不坚定态度。一方面，沈定一鼓励劳动者开展“极暴烈的革命”，因为有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必须要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才能够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又将世间的事物归结为“爱”，并主张用“爱去对待社会”[29]。甚至在沈定一组织衙前农民运动时，他一方面要求农民组织起来，废止私有财产，实行“土地公有”；但另一方面，他又忠告农民，“不可以无组织的暴动”[30]。由此可见，沈定一的暴力革命和推翻现政权的主张是不彻底、不坚定的，他在心目中还是幻想着资本家地主“自己解放自己”[31]。

四、介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介绍，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论调，阐明了劳工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

沈定一认为，“在资本阶级形式上初倒的时期有‘劳工专政’底必要”[32]。他批评改良派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和反对“专政”这个名词的无政府党，实际上成为了资本家的“巢穴”和“盾甲”。他还指出，一般有觉悟的劳工是比较容易识破“社会党”的阴险方略，但很难拒绝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本也不愿意做资本阶级底护符，只是“无政府党想一步超越过‘劳工专政’这一层必不能免的经过，资本阶级就利用这种超越的理想，便借来作挡过事实的盾牌”[33]。鉴于此，沈定一总结说：“劳工专政是社会革命后头一步必要的建设，依据这个建设未完成现在认识的社会革命底功夫，才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设如没有这一步建设，革命了又怎么样呢？暂时潜伏在革命区域内的资本家，谁也不能相信他们不起来反抗的；在革命区域以外的资本家，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帮同反抗的。”[34]他还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地位和斗争及其“并倒”结局的论述，得出了“世界上有一天阶级存在，必有一天阶级斗争；有一天阶级斗争，必有一天劳工专政”[35]的结论。

沈定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他对资本主义的国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底国家，原来就是资本家保存盗贼底所有权底机关。资本主义底国家，能够拿横领的资本来掠夺较弱较小的国家底财货，同时也不能不掠夺同在一个国家以内的劳动者底财货。”[36]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外的掠夺本质。其次，他认为继起的社会主义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着他必然走向灭亡。资本主义国家灭亡以后，继起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既然讲社会主义，又为什么要带上“国家”二字呢？沈定一解释到：“人类底进化，是从一点一滴进行的；理想，可以超过现实很远去，不是很稀奇的事，要达到一种多数共同的理想目的地，就不该忽略向前进取的这一步。”[37]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底国家，就是到达无国家底目的底梯阶”[38]。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沈定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往无国家目的的阶梯。沈定一这里所讲的“无国家”和马克思所讲的“无阶级社会”具有相通之处，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會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因此，既然已经到达了“无阶级社会”，那么自然也就不需要国家了，也就是“无国家”。当然，这也正是沈定一在认识上不清晰的地方，他还没有将国家的产生与消亡与阶级的存在联系起来，即没有认清楚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五、结语

五四时期，随着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之一。他利用自己所创办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劳动界》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相关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沈定一十分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沈定一认为，“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实占最大多数，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39]在此认识的基础上，1921年9月，沈定一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在衙前农民运动中，沈定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农民运动，并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然而，沈定一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也具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局限性。

第一，沈定一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够系统。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而这三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又共同构成了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这一点看，沈定一只是传播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如果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层面来审视，沈定一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同时，对这些学说，沈定一也只是进行了浅显的介绍，而缺乏完整、深刻和系统的研究。

第二，沈定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尽准确。这主要是由于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还夹杂着一定的唯心主义以及改良主义的内容。如在《人生问题》中，沈定一就认为，“自然界受人支配，人却不受自然界支配。”[40]在《宗教与人生》中，沈定一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自然’包罗中的人生，与其说是自然支配人生，不如说人生支配自然。因为人生是拿人的意识来运用自然，不是将就自然的意识，来运用人生。与其说人生是自然中的自然分子，不如说人生是自然底主宰；因为人生不受自然所主宰的”。[41]由此可以看出，沈定一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过分地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同时他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没有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的社会性存在为中介的。

沈定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观点的同时，思想中也还夹杂着一定的改良主义色彩的观念。在衙前农民运动尚在进行之中，沈定一就开始作为省议会会员积极热衷于浙江省宪法的制定问题，寄希望于当局政府承认农民运动“合法”。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他提出“教育即革命，革命即教育”[42]的观点，以期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到他1927年回到家乡搞乡村自治运动时，则完全主张通过一些改良措施，调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最终达到“消弥社会革命于无形”之目的。

对于沈定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的存在，认识到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确实缺乏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这与当时的社会客观背景有着巨大的关系，对那个年代的早期传播者不应求全责备。

遗憾的是，沈定一在此后的政治道路选择中逐渐右转，参与西山会议派的活动，是国民党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沈定一后来的蜕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必去讳言。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他后来的蜕变去否认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而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客观地分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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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衙前农民运动[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62.

作者系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干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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