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教育鼓与呼的二十年

一、三块石头支锅庄———首家民族教育刊物诞生。

难忘1986年，生气勃勃的虎年，“七五”计划第一个春天，全国首家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刊物《民族教育》（双月刊），诞生在天府之国成都。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史上，竖立起了一块里程碑。

创办者谁？四川省民委、四川省教育厅、西南民族学院。当时，全国民族教育改革正掀起浪潮，各民族实践经验亟待总结；各地区改革信息需要交流；民族教育各层次发展的路子与诸种模式，应当探索；广大第一线的民族教育工作者，呼唤理论指导；全国教育报刊何其多，却唯独没有反映和研讨少数民族教育的刊物……于是，1985年秋，西南民族学院领导找到省教育厅、省民委有关领导商议，三家联合创办一个专门研究民族教育的刊物，议定民委、教育厅出三、五千元筹办费，民院出人、出场地，编辑部设于西南民院。随即，三家领导向主管文教的时任省委副书记冯元蔚（彝族）汇报，得到热情支持。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规定，新办刊物必须要由有编辑经验的人员作为执行主编，我因曾参与创办省社科院《历史知识》、省文史馆《文史杂志》，又任教于大学，有一定的办刊经验，因而被选中，于1985年10月底调进西南民族学院，负责创刊具体工作。从申报、登记、获取公开发行刊号，到落实起步经费；从确定办刊方针、编辑原则，到迅速在全国组织符合刊物特色的第一批稿件；从请徐悲鸿大师高足屈义林老题写刊名，请费孝通、谭启龙、任白戈、楚图南等题词，到请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藏族）撰写《代发刊词》；从组稿、选编、排版、校对到印刷……仅短短半年，《民族教育》创刊号，于1986年4月正式问世了。

“三块石头支锅庄”，全国第一家民族教育刊物的旗帜，就这样开始举向云天。

二、根深扎进沃土———很快走向全国。

《民族教育》制定了这样的方针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教育的各类模式，交流全国各民族大专院校、中小学、中专、师范、职业学校、成人教育等改革信息与经验，研究介绍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开发民族智力，培养民族人才，为创立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而努力奋斗。

创刊伊始，对刊物的服务范围产生了分歧：较多意见要求立足四川，兼顾西南及全国。若照此，它将成为地方性刊物，也与办刊方针有些出入。以我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立足四川和西南，面向全国。理由有三：1.四川民族教育还不足以代表全国民族教育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而广泛反映交流全国民族教育的经验，能更有效促进四川民族教育的的改革发展；2.办刊方针是指向全国的；3.既然是全国首家民族教育刊物，就理当服务全国，面向全国。我们坚持了这些观点，并努力实践，很快使杂志走向全国。

首先，我们深入四川大凉山彝区、康巴嘉绒藏区，反映其教育改革风貌，总结了彝区、藏区的寄宿制养育结合模式，双语教育模式；总结民办公助的凉山大学经验；还专程走进若尔盖大草原调查研究，总结出了“牧区教育尼玛模式”；并先后为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渡口（攀枝花）市、西南民族学院等举办了专栏，对四川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穿越云贵高原，让读者充分感受中国民族教育的丰富多样性。贵州的民族师范教育、民族教育研究，云南的职业技术教育、边境民族教育、寺庙习俗教育与民族教育的关系等，颇具特色，刊物都进行了宣传报道，并根据需要，分别为云南省德宏州、大理州、红河州等开办了民族教育专栏。

新疆地域辽阔，“三山夹两盆”，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6，边境线较长，民族众多，特色鲜明。东从哈密、吐鲁番，西至伊犁河流域，北达阿尔泰山哈巴河，西南到喀什，登帕米尔高原，我们走进民族教育的第一线，反映和总结牧区教育、牧区寄宿制学校、跨境民族教育的经验。坐上哈巴河县县长的老式吉普车，穿越克拉玛依，访问哈萨克族的帐篷学校；搭乘老乡热拉甫的手扶拖拉机，越过火焰山，采访全国优秀教师艾比布·西力甫；走近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贾那布尔（哈萨克族），我们宣传了这位“牧区教育书记”；采访时任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我们着力宣传了这位“教育主席”的卓识远见与勃勃雄心……

从雪域高原西藏、青海，到甘肃、宁夏；从万里草原内蒙古、大兴安岭、长白山麓，到广西、海南岛；从武陵山区湘西、鄂西，到散杂居地区的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各地异彩纷呈的民族教育，都能在《民族教育》这一园地上一展风貌；而刊物的通联站、特约记者站，也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

《民族教育》这棵新苗，能将根系深深扎进沃土，迅速走向全国，回忆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她通过调查研究，较快总结出了中国民族教育的南北两大模式：“北延边，南湘西”。她在创刊的第三个年头，在1988年4、5、6三期中，连续发表了综合调查研究的成果《湘西州民族教育考察研究》之一至之六，提出了当代中国民族教育的“延边模式”和“湘西模式”。这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长白山下拥有78万人口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全国闻名的文化教育之乡。延边州朝鲜族教育起步早、发展快，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系统，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体系。延边州民族教育更多体现了我国北方单一少數民族或以一种少数民族为主体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区域教育的特色，应当属于“北方型”民族教育先进典型———即“延边模式”。

武陵山区的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拥有288万人口，其中苗、土家、白、回、瑶、侗、壮等少数民族达192万，属国家划出的全国几大贫困片之一的“武陵贫困区”范围。湘西人在众多少数民族群众连温饱尚未解决的艰难条件下，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奋起冲出经济教育“双落后”的峡谷，实施“教育兴州”、“科教兴州”战略，对民族教育改革做了全方位、创造性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教育体系的内涵。这无疑是可贵的建树。它较多反映了我国南方多民族聚居或杂散居的民族区域教育基础差、起步晚、困难多，但思奋起、图创新的精神风貌。我们称之为“南方型”民族教育先进典型———即“湘西模式”。

随着“湘西模式”宣传到全国，这里崛起了一大批塑造“湘西模式”的精英：如中共中央表彰树立的优秀领导干部郑培民，走上省级领导岗位的杨正午（土家族），全国“五一奖章”荣获者龙文玉（苗族）……

全国各民族地区的主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工作者、民族教育研究者，纷纷前往延边、湘西交流取经，随之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民族教育改革探索的热潮。

原国家教委民族地区教育司领导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将其作为“全国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整体改革联系点”；原国家民委教育司领导前往考察后，将湘西州定为“民族教育综合改革实验示范基地”；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办公室负责人经考察后，将湘西州凤凰县定为“全国科技综合开发试点县”……于是，国务院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在此召开了全国现场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短评。这一切，无疑促使全国民族教育改革深入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

三、为民族教育鼓与呼———编研结合上台阶。

教育，是人类永恒的事业，是培养人、造就人、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社会活动。教育铸造人类未来。民族教育与普通教育有共性，但又有特殊性，若只套用教育的一般规律和普通教育理论，很容易犯“一刀切”的错误。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我们总结归纳为八个方面：1.多民族性；2.分散性、多社区差异性和经济文化形态多样性；3.基础薄弱与起点差距悬殊性；4.文化背景多元性；5.多语多文性；6.国际性；7.高成本性；8.复杂性与艰难性等。因此，为办好民族教育刊物，我们选择了编研结合之路，尽力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结合采访调研，在为各地办专栏的基础上，为各地组织选编丛书，引导大家深入剖析所在区域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探讨办学路子，总结相应的规律性，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教育。经几年耕耘，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族教育论丛》一至五集（近200万字），包括《贵州民族教育研究》、《湘西州民族教育研究》、《云南民族教育研究》、《四川民族教育研究》、《广西民族教育研究》等。

二是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办民族教育报刊，交流总结笫一线的改革信息与实践经验。我们通过召开通讯员、特约记者会议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指导各地开展研究，努力办出民族教育报刊的特色，带动民族教育第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教育管理干部及民族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参与民族教育研究。《阿坝州民族教育报》、湘西州《民族教育研究》、内蒙古《哲里木教育》等，从创办开始请我们作顾问，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编辑部还举办了由民族地区教育局长、教研干部、民族中小学领导参加的研修班，指导培训一批骨干，有效带动各地的研究工作。

三是积极参与国家民族教育重点课题研究工作。首先参与了对全国民族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编写了调查报告。接着独立承担了重点子课题，出版了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中国民族教育发展途径探讨》，填补了系统研究各层次民族教育发展路子的空白，受到国家课题组的表彰。这一成果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先后荣获国家民委、四川省政府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同时，还参与了重点课题项目成果《中国民族教育发展战略抉择》一书的编写工作。

四是组织编写民族教育学科体系丛书，探索构建教育学学科分支———少数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编辑部征得国家民委、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支持，组织全国民族院校、民族地区教科所等，联合攻关，规划编写《民族教育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语言学》、《比较民族教育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史》等，拟请教育科学出版社编审出版。这一系统工程启动后，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不久因刊物变迁，丛书工作未能进行下去。

四、走向更高平台———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

几经努力，承各地热情扶持，《民族教育》舒枝展叶，茁壮成长，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为了让刊物更好发展，1990年，原国家教委决定由民族教育司主办，并将其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国家级刊物），新格局便这样确定下来。

1991年，《中国民族教育》（双月刊）正式出刊。起初刊物工作班子仍在西南民族学院，作为过渡，1991年～1992年的刊物，基本上在成都编辑出版。从1993年起，刊物正式迁往北京。

经过20年的发展，目前，作为教育部“六种报刊”之一的《中国民族教育》，2006年改为月刊，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她更加有效地指导着全国民族教育改革发展。

五、心留在这里———永远的民族教育情结。

“人生四十而不惑”。我于“不惑之年”调来创办《民族教育》，师友们都说我这一步走“惑”了。我却满怀热忱，含辛茹苦奔走了8个年头。

此前，大学毕业后军垦农场“炼过红心”，大凉山十载“献过青春”，创办过学术刊物，登上过大学讲坛；此后，高校任教，出席过国际学术会议，策划过有关项目，创办过科技园……而今，“花甲”开外，“解甲归田”，可是回首生命旅程，我的心，却留恋在创办民族教育刊物的八度秋冬春夏里……

“不思量，自难忘”。那哈萨克族“帐篷学校”、呼仑贝尔大草原“蒙古包”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时闪烁在我的脑际；那澜沧江峡谷来回背学生渡山洪去上学、“生命禁区”那曲等地进行“复式教学”的老师，久久牵动我为之鼓与呼的情怀；那些把一年辛劳的年终奖金捐来为各民族学校订《民族教育》杂志的民族干部，令我深深敬佩；那些赤脚奔走泥泞中、咸菜粗粮读高中却奮发考上北大、清华的龙银花（苗族）、阿不都（维吾尔族），让我热泪盈眶而又欢欣鼓舞。忘不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留学我国的博士生贝曼娜，带着她在欧洲检索到的我们刊物有关条目，前来请教中国民族教育诸问题；忘不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根千枝、中村璋八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凯斯·赫瑞教授等，一起策划过筹备举办国际民族教育学术会议；忘不了全国第四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全国民族教育第一线的干部群众济济一堂，共商大计，制订中国民族教育跨世纪发展战略……

我的心留在这里，我深深祝福，《中国民族教育》创刊20周年，她举旗飘扬在祖国的丽日蓝天里，她花果飘香在全国民族教育工作者的广阔胸怀中！

我深深祝福：民族教育铸造民族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原《民族教育》杂志（《中国民族教育》前身）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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