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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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理论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理论,也对我国理论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庸俗性、理论矛盾性,及其实践上的危害性。同时笔者也提出了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庸俗化;科学态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24-06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变种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对立面出现的,是“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几乎遍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统天下。同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些观点开始传入我国,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般分析

1.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兴起

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1]

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外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式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2]。科恩·塞阿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3]。伊丽沙白·马丁内斯和阿诺尔多·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过去20多年里广为流行的一套经济政策[4]。这些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但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言,应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一股经济思潮,其目的是要“复兴”19世纪的传统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源于“凯恩斯革命”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这种自由主义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主张自由放任,从而被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经济活动中则主张自由贸易,从而被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物中主张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证明私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维持经济的均衡,宣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破产。这给西方经济学界以重大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分化组合: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产生怀疑,并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自由放任,但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修改,从而以新的面貌出现,形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四个中心,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想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带有明显的反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这个时期正是凯恩斯学派凯歌行进的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停滞—膨胀”所取代。在宏观层面,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且经济危机频繁,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严重存在,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极度混乱。在微观层面,生产率增长幅度大大降低,公司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抓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从各个方面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纷纷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兴盛起来。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台,是以苏联解体和东南亚经济危机为背景的,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治化,成为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经济理论依据。

2.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目前西方经济思想的流派之一,国内外亦称做“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主要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尽管不同学派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基本理论观点还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完全私有化。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论其中的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是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弗里德曼强调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私人经济可以自动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换句话说,私人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和消除波动的能力或趋势。弗莱堡学派也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有效的竞争制度,而私有制又是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们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所以,企业主就可不受任何约束,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增加,需求扩大。在他们看来,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纲领具有非常“革命”的性质。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还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选择”联系起来,认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才会有美好的社会。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公有制,认为用实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来组织经济,用统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

第二,全面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经济自由。哈耶克认为:“我们逐渐地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5];另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也认为:“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6]而经济自由又根基于私有制,“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5]。它能保证个体按自己的意愿去行事。因此,个人自由和个体利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理论的核心价值。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他们还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慢,资本积累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加剧,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严重等,统统归咎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现代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坚决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

第三,绝对市场化。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崇达到了新的高度,其理论依据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有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取得最高效率。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都会精确地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和资源在现在和将来的价值,从而引导生产、投资和消费,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会造成价格信号的扭曲,从而影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就必须实行自由市场,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认为国家的管理会阻碍技术进步。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贬斥到了极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价格政策和过多的国家干预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们认为,由于政府部门出于各种政治或其他原因的考虑,政府部门的决策也会出现所谓“公共失灵”或“政府失灵”。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分析

1.私有化主张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相违背

资本主义国有化是具有客观性的,其客观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资本主义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的基础上对其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经过股份制、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等阶段的变革,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向着社会性占有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国有化[7]。所以,资本主义国有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化,是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相违背的,是倒行逆施。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实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使企业主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最充分的动力。私有制是否具有最充分动力,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回答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大小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物质利益的因素;二是精神的因素。我们先撇开精神方面的因素,单就物质利益方面的因素来看,只要把物质利益与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就会给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充分的动力。这里的经济利益包括财产和直接收入两个方面,即当人们的经济活动与其财产利益和直接的收入都能够直接结合起来时,当然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强大的动力;如果人们的经济活动能够与其直接的收入结合起来,也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因此,要使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动力,关键是要做到这两方面的结合。应该看到,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财产是私有的,人们的经济活动与财产利益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因而从财产利益的角度来说,其动力是非常充分的,尤其是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一点就更为突出。但是,在现代经济中,私有制的形式已经突破了小私有制的局限,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私人资本社会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私有制的主要内容。这一变化的实质在于,在股份制的条件下,私人财产与个人的经济活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分离了,即财产是私人所有的,但直接使用这些财产的并不是财产所有者本人,而是其他人。这样,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财产利益与个人的经济活动之间已经不是一种直接结合的关系了,而是这种结合具有了间接性。从这一点来说,私有制在财产利益方面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动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也就是说,在一个股份公司中,其动力大小主要是取决于公司本身的机制,而不是主要取决于该公司的股票是掌握在私人手里,还是掌握在集体或国家手中。或者说,该公司的股票在私人、集体、国家之间转移、买卖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私有制的“动力”说,也是毫无道理的。

2.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经济自由

从西方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经济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潮:一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二是自由经济的思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潮曾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因此,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研究的重商主义就属于国家干预的思潮。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自身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它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因此,自由放任思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亚当·斯密到20世纪初的马歇尔都是自由放任的拥护者。在20世纪以后,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30年代以后,国家垄断又代替了私人垄断,这样自由放任的统治地位就被国家干预所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正是国家干预思潮重新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重重困难之中,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于是自由主义思潮再次复兴。但是,“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并不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单纯看做一个经济学流派,而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要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规范拉美国家改革的政治取向”[2]

自由化理论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决定了国家干预的客观性。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这一发展趋势会从两个方面要求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第一,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顺利地运行,必须要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协调的比例关系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又要依靠国家的干预。尤其是在经济结构处于优化升级的时期,国家的干预和调控更是不可缺少。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客观上要求把经济的发展看做是一个社会行为,要求国家作为社会代表,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保证经济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二,经济高度的社会化,会使单个经济主体的运行对社会条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单个经济主体的发展就越离不开社会,越依赖于社会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现代经济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使国家干预也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干预越多越好,也不是说国家干预就没有一点副作用,而是说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已是整个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可以说,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不能离开国家干预的,国家干预已成为各国的普遍现象。自由经济的要点是自由,但自由本身也会损坏自由。认为自由经济不需干预,可以自行调整一切、永远健康的想法,就好像认为空气可以自由流动就不会起风暴,人有免疫力就不会得病一样幼稚可笑。

自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倡导经济自由,但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些西方强国的学者夸大经济自由度的作用,可能也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有关。经济自由度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强国来说是刀刃,对于弱国来说是刀背。在美英等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形自由主义的同时,小布什上台之后,也没有按照那样的做法,放弃政府调控经济,让市场自由运作。他一上台,立刻就把自由主义的原则,当做可恶的垃圾,抛到九宵云外了。他为了美国的利益,大幅提高钢铁关税,大幅增加农产品补贴等等。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他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灾难而不是福音。

3.市场化是一厢情愿

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其主要原因是单纯的市场调节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单纯的市场调节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而不能解决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

第一,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是通过供求和价格的波动来实现的,而这种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价格对于供求的调节,从不平衡到平衡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样,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等经济失衡问题,造成生产的浪费,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有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

第三,分散决策的商品生产者依据市场价格进行决策,而市场价格反映的供求关系主要是短期的供求关系,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可能也不是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最佳结构。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需要政府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加以安排。

第四,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别企业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但是,有些部门的生产具有外部性,即一个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其他企业生产产生正的或负的效益,而没有计入有关产品的价格或成本。从而造成了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社会效益和私人效益之间存在差异。在这种条件下,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只有政府出面才能加以解决。

第五,由于许多社会性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如国防、邮电、城市公共设施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部门如公办学校、医院等等也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所以也不能用价格机制调节。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决定了市场调节难以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也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政府调节和计划调节的必要性。现代化市场经济只能是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各现代经济国家在强调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着国家干预,都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国家干预的作用看做是保证经济协调运行的两个不可缺少方面。在今天,国家干预已经在各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早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的惨痛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必须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进行引导和调控,发挥好“有形的手”新的作用[8]。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观点既不符合实际,也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相吻合。所以,只能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上的理想化经济理论。

4.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庸俗化了

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是和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经济的思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斯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基本确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摆脱国家不必要的过多的行政干预,按照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即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应该说是具有其合理性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是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9]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经济运行要有秩序、经济活动要有动力为基本出发点,全面论证了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反对计划管理等经济思想。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也有它的合理成分。从这一意义上说,其中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内容。但是,1990年 “华盛顿共识”出台后,“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过这样一段名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开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马克思科学地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以183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1830年之前 ,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居于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作为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与 无 产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表现出明显的辩护性,成为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是纯粹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它不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而是用表面现象来掩盖现实经济的本质;它不是以事实为转移,而是以资产阶级的私利为转移的;它不是揭露现实中的矛盾,而是用折衷主义的手 法来抹杀、调和这些矛盾。一句话,庸俗经济学完全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学。

三、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采取科学态度

当然,作为一个学派、一种思潮、一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错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如此,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错误。对此进行科学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更为必要的应当是研究、发掘它的“合理内核”,取其之长,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全盘否定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另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髦的流派,为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所采用,对资本主义政府的决策起着重大作用。研究这一理论,还可以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

1.正确区分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

但是,即使对于作为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和利用,科学地评析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有它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对此,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认识。发掘它的“合理内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完善市场机制提出了有益的假设。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市场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的差异——虽然无疑是很大的——与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它的意图中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自由的制度会比强制性的国家力量提供更加肯定的途径、即使有时是缓慢的途径来达到他们寻求的目标”[12]。这一假设,无疑对于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益的。

2.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庸俗化的内容必须加以批判和坚决抵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对此,我们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

例如: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服务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关于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等。我们应认清其本质,要高度警惕,以免落入垄断资产阶级的陷阱。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搞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13]

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是从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也证明,按照这一路径选择进行改革是具有高绩效的。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需要借鉴和吸收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但不能照搬他们的理论,更不能按照他们的理论来作为改革路径选择的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真正良方,阿根廷和俄罗斯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实情,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严格抵制美国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霸权,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7.

[2]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6):47.

[4] 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2):18.

[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张维达.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8] 董鼎山.介绍美国保守派的第一支笔[J].编译参考,1982,(6):73.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杨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危害[J].探索,2005,(4):144-148.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12]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4-125.

(责任编辑:孟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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