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建筑的差异

摘要建筑是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建筑的形式反映且丰富着文化的内涵。中西方文化内涵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差异。本文在文化视角下,通过对中西建筑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中西方建筑形式下富有差异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西建筑 建筑文化 差异

中图分类号:TU -0文献标识码:A

中西建筑文化的本身具有民族性、丰富性、历史性,但是从宏观上来讲,整个西方建筑具有共通的特征和文化内涵,这与中国建筑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为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建筑进行比较研究。

一 建筑材料的差异

中西方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受其自然因素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文化心态的影响。中国建筑自古以来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

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由于地理环境辽阔,而导致各个地域之间存在较大的自然差异,但是无论民居或者宫殿等建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土木为建筑材料。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使得人们对土地和植物有着特殊的眷念,造就了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所在从上古时期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人们自然将十分常见的土木作为最为基本的建筑材料。而后衍生而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是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可以说,讲求“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中国古人,将土木结构作为建筑的最基本的材料,从本质上说是重视生命亲和关系的体现。

据考证,我国古代的穴居、浅穴居、巢居等建筑,基本上都是黄土与树木建造而成的。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进步,建筑材料也在不断进步,然而以黄土树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传统,却依然被沿袭至明清,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特征。例如,在中国南方,由于气候湿润,植被茂盛,南方民居除了采用青瓦覆顶,以砖砌墙外,大量的建筑材料都是木材。以粉墙青瓦、砖木石雕、亭台楼榭、层楼叠院等为主要建筑基调的徽派,就是一个典型木质结构建筑形态。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常见的木楼和竹楼。西南地区因为气候潮湿把民居抬离地面,便有了所谓的吊脚楼,这类民居所用的材料都是木材。而我国的北方民居却一般多用砖瓦黄土作为建筑材料,例如西北地区的窑洞,东北地区的土坯房,都继承了我国古代穴居的传统。

比较之下,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罗马地势崎岖,河流短促,缺少平原,土质稀松而石材丰富,蕴藏有大量石灰岩和大理石等石材资源。这也成为古代西方人选择以石材作为建筑材料的自然环境基础。加之,西方以狩猎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西方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心态,而后衍生成为“体分为二”的哲学传统,都影响着西方人的社会文化。西方人选择石材作为建筑材料,一方面体现其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宗教观念的影响,石材隐喻着宗教的神秘感与神圣美感。这种产生于原始文化中的“恋石情结”,使得石材建筑成为欧洲自古希腊到西方现代崛起的20世纪初期,整整2500多年建筑史中的主流建筑文化。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中世纪欧洲的教堂等等,都是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建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建筑以及宫殿等官方建筑,都已经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

以土木为建筑材料的中国建筑,在质感上偏于朴素、自然而优美和谐,更富有生命的情调和阴柔之美。而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西方建筑质地坚硬、可塑性很小,给人以力量感、力度和刚度,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

二 建筑结构的差异

北宋精于修造木塔的喻皓在营舍之法的著作《木经》中说:“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这里的“梁以上”指屋顶,“地以下,梁以上”指屋身,屋身以下阶梯、台基便是屋基。喻皓的这种描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建筑结构的3个组成部分即:屋顶、屋身和屋基。无论是以木材构架的叠梁式和穿斗式,还是土木混合结构混合式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个体,都是由这3个部分构成。在空间造型中,中国建筑最显著的结构特征莫过于屋顶之美。传统的中国建筑多采用梁柱支撑屋顶,同时为了防止以土木为主要材料的构件损坏或腐烂,而采用了斗拱技术使得屋檐在斗拱的支撑下向外延长,以便阴雨天气将积水排出屋顶。

梁思成曾有过这样的阐释:“历来被视为极特异、极神秘的中国屋顶曲线,其实只是结构上直率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什么超出力学原则以外和矫揉造作之处,同时在实用及美观上皆异常的成功。这种屋顶全部的曲线及轮廓,上部巍然高耸,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美丽的冠冕,是别系建筑所没有的特征。”正如梁思成所说,中国建筑的屋顶多种多样,并且成为中国建筑空间造型中最为精彩的一个部分。这种如翼轻展的具有坡度的屋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各具特征,例如在大唐时期,建筑的屋顶坡度平缓,屋檐出挑深远,在日照之下投下美丽的阴影,使人深感其自然生动之美。而清代的建筑屋顶坡度陡峭,让人深感其庄严肃穆。总体上,由于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建筑多表现出和谐含蓄之美,重视建筑各个结构部分的协调共生,统一通顺。因此无论是损坏了建筑中的哪个部分,小到一木一墙,都会给人以残缺不全的感觉。

比较而言,西方建筑追求一种与自然对立的结构形式。夸张的尺度和精密的几何比例之下的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改造自然的征服精神,这种“数的结构”建筑,处处强调的是人工伟力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古希腊帕提侬神庙的立面、平面和剖面,在内外部空间都有着相互适宜的几何比例,从而建造出一种“数的结构”美。

就如中国建筑的屋顶之于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性,西方的雕塑艺术之于西方建筑,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经过了巴洛克文化和洛可可文化以后,西方建筑开始营造一种雕塑美。其注重建筑立面的雕塑,而不是结构,这种雕塑与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结构的美是透过雕塑来创造的,结构是内在的,雕塑是外在的,因此从外表看,西方建筑雕塑感十分强烈。这种雕塑感是富有重量和力度的顽强的美感,伟大崇高而又震撼人心。例如柯布西埃充满激情的建筑作品“朗香教堂”,实际上是一座令人充满想象的雕塑品,这部经典创世之作不仅体现了西方建筑追求雕塑感的建筑文化理念,也在现代建筑文化中,体现了西方建筑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 建筑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中国社会自古以血亲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种血亲家族关系对中国建筑的群体布局的影响深远。我们常见于中国建筑的群体空间布局,多是以“四合院”的形式出现,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建筑上体现了一种家族式集体的美。王国维曾说:“我们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各有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而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各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南北凑于中庭矣……”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了中国古代家族制对中国建筑群体布局的影响,家族结构与建筑布局的相互照应,最常见的庭院是四合院、三合院、二合院。总的特点是由数座建筑个体与墙、廊等围合而成,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构成一个递进式的建筑群体。多个庭院被组织到一个群体布局之中,表现在出一种主从分明,轴线齐整。庭院建筑组接的过程中,体现了中国建筑布局的条理性,也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和清醒世俗的理性精神。

与中国建筑不同的是,欧洲建筑不受血亲关系,家族观念的影响,不再追求中国式的封闭式的建筑文化形式。在西方,广场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它与城市一起成长,成熟。它是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的中心区域,在广场的四周往往建有政府大厦、教堂、剧场、商场、神庙等等。广场是一种富有民族个性的建筑文化,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一个中心广场,周围有市政府大厦、圣西密尼安教堂,总督府与圣马可图书馆等著名建筑。圣马可广场为市民们提供一个开放的娱乐休闲场所,是一个人们用于嬉戏玩耍的露天客厅。广场的开放性,是西方人活泼、好动的个性的体现。

另外,西方建筑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一种高空垂直、挺拔向上的形态。同时,重视主体意识,强调个体观念的社会文化心态,这决定着西方建筑重视个体特性的张扬特点,在空间布局上多努力突出其个性特征,尽可能建造得高大挺拔。例如法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堂,高达142米;德国乌尔姆市教堂高达161米;古罗马的万神庙,其穹顶直径和顶端高度均达43.3米,混凝土建造的墙体厚度达6.2米,实为庞然大物。古罗马城的一个平面呈椭圆形的大角斗场,规模巨大。长188米,短轴156米,观众席立面48.5米,分为四层,可容纳8万观众。这些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建筑个体,在体积和高度上的庞大,突出了西方建筑的个性形象。这样的建筑空间布局,是西方世界开放民主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有利体现,反映了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利用技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撑。

四 精神层次的差异

布鲁诺·塞维在《建筑空间》论一书中,对欧洲建筑文化的人与神的冲突做了这样的阐释:“埃及=敬畏的时代,那时的人致力于保存尸体,不然就不能求得复活;希腊=优美的时代,象征热情激荡中的深思安息;罗马式=武力与豪华的时代;早起基督教式=虔诚和爱的时代;哥特式=渴慕的时代;文艺复兴式=雅致的时代;各种复兴式=回忆的时代。他指出在建筑史上这一主题是不断转换的,从精神层面上来讲,建筑和其他文化一样,也是以人与神的文化冲突调和作为文化主题的。

中国建筑文化中提及人与神的关系,当然要从最原始的天地宇宙观开始说起。上古时代的中国建筑实际上就是人们心中的宇宙,世人从天地宇宙中划出一个人为的时空领域,房屋建筑效法人们想象中的天地宇宙的外形。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人与建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中国天地宇宙起源于建筑文化的起源,原是合二为一的。“人类之初,仅能取天然之物自养而已。稍进,乃能从事于农牧。农牧之事,资生之物,咸出于地,而其丰歉,则悬系于田。故天文之智识,此时大形进步;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早在殷商之际,地上的王权观念放映到“天”上,便形成了人们心中关于“天帝”的观念。而后,“天帝”,“天”,在殷末周初被奉为神灵,人们在行事之前,常常问卜于“天帝”。而古代的皇帝就是“天帝”的替代,帝号统摄天下,进而使得人们对天地宇宙的崇拜,演变成对建筑营造活动的崇拜。

相比较而言,在体现人与神的冲突调和关系时,西方建筑有着比中国建筑更为明显的特征。例如其宗教建筑,都在空间的建构中留下了“神”的痕迹。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由地腾空直上,使得它的目的虽然存在等于消失掉,给人一种独立自足的印象”。“它具有而且显示出一种确定的目的,但是在它的雄伟与崇高的静穆之中,它把自己提高到超出单纯的目的而显示它本身的无限”。西方教堂人与神的冲突,基本上是以神的灵光压倒人性为特征,却不等于人性的彻底毁灭。在神面前,人一方面变得渺小,一方面又把自己的理想寄寓到神那里。而在中国,由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强大和顽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淡泊宗教的民族,使得中国宗教建筑,尽可能收敛神的灵光,舒展人的姿态。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年版。

[2]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王振复:《中国建筑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柏瑞克·纽金斯:《世界建筑艺术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

[5]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

杨锋,男,1987—,浙江杭州人,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钟亮,男,1987—,浙江杭州人,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胡红鑫,男,1987—,浙江杭州人,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推荐访问： 中西方 视角 差异 建筑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