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与原子能院的发展

计划，由点到面、引领世界核科技的创新发展;要系统支撑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梳理核材料、核动力、核能、核技术、核基础、核型号等6个重大领域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推进可以“领跑”世界的重大创新性项目。

在基础研究方面创新突破

科学研究可按过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科学研究的体系。基础研究是对新知识、新理论、新原理的探索，其成果不但能扩大科学理论领域，还能提高应用研究的基础水平，因此对于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和生产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常常带来生产的革命性变化，催生重大应用。

在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方面，基础研究主要以求知欲为引导，其目的在于增加人类对周围事物的理解，“为科学而科学”。应用研究则是以某一预先确定的目标为导向，即为某一实用的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好奇取向”（curiosity-oriented），应用研究是“任务取向”（misson-oriented）。前者无直接的商用目的，而后者一般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在时间先后上，一般先有基础研究，然后才被应用到具体领域，其间相差的时间间隔可能会很长。基础研究不论多么深奥、抽象、“脱离实际”，一般来说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但是，越“基础”的研究，发现其用途所花费的时间越长。

基础研究可以提高国家（潜在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或经济力量的竞争，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有效地支持基础研究。一个国家若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基础知识全部依靠外国，它的技术和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也很难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在全球角逐中失利。

基础研究有助于培养专门人才，进而提高国民智力水平。要建设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和国民智力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很难成功的。通过严格的基础研究训练，可以培养和集结一批专门人才，既可成为本国创新研究开发的中坚力量，也可成为引进国外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桥梁。此外，学习纯粹科学和从事一定时间的基础研究，有助于大大提高国民的智力水准，并从中受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

以核电为例。现在核电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它最早是出于科学家的好奇心——想知道原子核内部是什么样子，于是从发现放射性到后来的反应堆一路走来。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了解到原子核的规律，因此有了核能。核反应堆研发出来后，产生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成果。为保证核能的安全利用，人们又发明了探测器，为核安全技术应用创造了很多新领域。这样看来，虽然基础研究做的是理论和原理，但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慢慢就会产生新的探测方法，就会产生应用示范，接着就会创造很多应用成果。

加速器最初也是由于基礎研究的需要，后来才发现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可以说，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础研究，短则十年，长则二三十年，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应用成果，这是必然的。所以，基础研究需要前瞻性投入，等发达国家充分应用转化，我们拿不到核心技术时再启动就太晚了。

基础研究既依赖个体，更依赖群体。基础研究在学科及领域间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不断加强，出现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大科学研究和大科学工程。以往那种单靠科学家个人探索和“小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代基础研究的需要，必须由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广泛合作与交流，才能保持持久的创新活力，并取得科学前沿的突破。

学术思想的交流，是获取科研最新资料的重要方法，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以及鼓励科学家加入到国际科学前沿俱乐部和国际组织，能使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信息和设备，使国内研究人员从选题到出成果尽快置身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

以基础研究促进我院发展

随着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认识的加深，我国基础研究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73.8亿元，是1987年的15.4倍;200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80亿元;2017年更是达920亿元，绝对值和增幅居世界前列。2018年，國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发展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充分发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创新发展。

原子能院的发展，基础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对领军人才的培养。比如在我院基础研究领域产出了学术技术带头人等领军人才。又比如，在我院青年人中有着深远影响的“五四”青年学术报告会对特等奖的要求标准很高，除非是特别优秀的学术报告，否则特等奖空缺。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所产生的3个特等奖，全都出自基础研究领域。

对院学科发展的提升。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发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我院核科学与技术学科整体水平在全国科研院所类排名第一。这与我院基础研究发表的高端文章，以及拥有领域内顶尖专家是分不开的。

对院地位的引领。我院有串列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抗辐照应用技术创新中心等，由于国家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侧重基础研究，加之开展国际交流的便利，对我院地位的引领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对院重大项目的牵引。如北京ISOL项目（BISOL）、锦屏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项目（JUNA）以及核物理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既能催生国际最先进的平台，也能催生国际最一流的人才。

对国际交流合作的促进。基础研究领域举办多次国际会议，促成多次国际合作，派出人才到国际一流实验室已成为常态，是国际交流和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摇篮。

未来我院的基础研究，一是要着力建立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文化和环境。文化就是指鼓励交流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就是指开放的网络平台、便利的国际交流条件、对青年人才在岗位上放手工作有吸引力的办公环境等。基于优势地位，我院应组织开展高端学术论坛;充分利用高校人才资源，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力争在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实现国家“千人计划”零的突破。

二是要充分利用平台优势，持续加大投入。应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大科学装置作用，组织全国用户的力量，持续加强实验终端的建设;在大装置建成的同时及随后很多年，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和装置束流条件的提升，不断投入新的实验终端，形成良好布局;加强相关设施建设之间的协调，避免目标、功能的重叠;对在建和计划建造的核物理大科学装置（如HIAF、ADS、BISOL）的投入，所投入经费总量应该与国外同类装置相当;加大对涉及核物理大科学装置的关键核心技术预研，且应该以创新或原创为驱动目标;大幅度提高大科学装置建设的人员费用、不可预见费和基本建设费用。原子能院和北京大学联合提出的北京ISOL的建设，已进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一旦建成，将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多得的“科学梦想平台和孵化器”。依靠这个装置，中国将吸引上千名世界一流的核物理科学家到中国工作，为北京这个国家科创中心作出贡献;北京ISOL平台也将比肩日本理化所和德国重离子研究所等世界顶级实验平台。当然，原子能院将成为全球核物理研究的一个“新地标”。

三是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加强与国际上主要大科学装置的合作，如美国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等，并在其中努力产生以中国学者为主导的重要研究成果。随着我国一批高水平新一代大型装置的建成，亟需国际合作基金资助国外用户利用我国大科学装置开展学科研究，这对于扩大国际影响和提升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我们应积极加入依托国外大型装置建立的国际联络机制（如美国放射性同位素束流装置（FRIB）的合作网络），并在亚洲扮演主要角色。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举办的活动，如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亚洲核物理联合会（ANPhA）等，逐步发挥科技强国的作用，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应设立专项经费和评价体系，鼓励我院科技骨干在国际平台和组织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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