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语言学译介的影响研究

摘 要： 文章从章太炎有关语言研究的作品入手，对其在这些作品中引入的西方语言学思想及术语加以考察，总结其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凸显其对中国近现代语言学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学思想；译介；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3-0086-09

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语言学或是说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从浙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发端的。但若细究，就会发现章太炎早在1906年和1910年就率先做了一些工作。站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立场来看，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思想的发端者应该是章太炎。尽管早在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也引入了部分理论和术语，但他的著作是语法性质的，不属于普通或理论语言学的范畴，所以不计在内。

纵观典籍文献，何九盈（2005）、赵振铎（2000）等都曾论及章氏在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做出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针对章氏在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译介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主要以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4期、25期）、《新方言》（《国粹学报》1907年第34-43期）和《语言缘起说》（参见《国故论衡》日本秀光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为着眼点，窥见他在引进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方面做出的贡献。

2. 章太炎治学经历

章炳麟（1868-1936），字梅叔、枚叔，浙江余杭人，因仰慕顾炎武，改名章绛，别号太炎。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朴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将“小学”改为“语言文字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语言学界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

他早年受学于俞樾，继承了戴震、王念孙等小学名家的治学传统。在避地日本时，他受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同时又受梵语研究的影响（参见后文），促使他以崭新的视角看待汉语的语言现象。

在治学过程中，他以历史为源流、以现代语言学思想和方法为依归、以语言事实为根本，从新的视角对过去的理论加以批判和分析，纠正其中的误谬或不当的观点；对语言中的新现象，采取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加以分析。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是前无古人的，对中国当时学界走出“旧范式”、走向“新范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中新旧交替的过渡，标志就是以其为首的“章黄之学”。

从二十九岁开始，章太炎先生就发表有关语言文字学的篇目。其后十年间，他的相关论文散见于报端，抑或是综合性的学术著作之中。四十岁之后，他语言文字学的论述渐丰，《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新方言》（1907）、《初步梵文典序》（1907）、《小学答问》（1909）、《文始》（1910）、《国故论衡》（1910/2006）等相继问世，其语言文字学理论大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理论成果为《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907）等。晚年，他也曾对早年的语言文字研究加以修订。

3. 语言学理论思想的译介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说，译介既是传播语言文化思想赖以发生的基础，又是延续其生命的有效手段。就译介发生的本质而言，译介须跨越两种言语符号，这两种符号可属同一语言体系，也可属不同语言体系，或是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的语言符号，抑或是不同时间段内相同或不同的语言符号。同一语言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的译介行为，属于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于1959年在《论翻译的语言学诸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语内翻译，而不同语言中相同或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进行的译介则属于雅氏的语际翻译。

无论哪种文化，在其传播和继承中都存在语内翻译现象。譬如，《易经》、《诗经》、《老子》等古文经典的历代诠释和选注。若从语际角度看，中外文明无不根植于文化的译介传统之中。在印度佛经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汉语的韵律修辞和语法词汇就颇受梵文语言文化的影响，欧美的语言文化亦是如此。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腓尼基语音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拉丁语的传统是对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继承和转化，英语语言文化的形成更是建立在对其他优势语言文化的译介基础上的。譬如，英语文化的两个主要的源泉，即《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译介自他文化的。可见，译介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发生学的角度说，译介构成了世界各大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主要媒介。

之所以译介的形成没有与各个学科保持同步发展，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有关：原来语言只是哲学家探索真理的工具，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哲学家转而研究语言，促生了现代语言学，且现代语言学特别重视语言本身的研究，因而人们还尚未关注思想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现象；其二、文化传播越来越频繁，因而译介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凸显出来。因此，译介作为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媒介加以研究，就理所当然了。

译介研究属于欧美翻译研究范畴，统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术语。谢天振曾提出“medio-translatology”来命名“译介学”（1991：1），但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比较文学的，不适合语言学，甚至是全学科的“译介研究”，因此不能照搬沿用。译介研究本质上是以各种翻译方法为手段，引进和介绍国外文化思想，因而其命名可按照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的模式，用transductology来命名，即译介研究的统称，从而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可以是linguistic transductology或transductology of linguistic works。同理，研究中国文学译介的可以是transductolgo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若指译介行为，则用transducting；若指译介文本，可用transducted text，也可用trans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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