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畿水灾与天津红十字会救助活动研究

摘要：1917年夏，全国多省爆发水灾，其中京畿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水灾造成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面对这场灾难，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了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救济联动网络。作为重要的慈善社团，天津红十字会一是积极进行劝募捐款活动；二是派遣专员赴灾区查灾放赈；三是扩大救灾范围，派员赴外地救济灾民。在救灾活动中，他们还注重把救灾同教养结合，把救灾和防疫、遣散和善后结合。正是因为有了天津红十字会这些慈善组织的积极工作，灾区灾民才顺利渡过难关，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关键词：京畿水灾；天津红十字会；赈灾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8-0073-04

一、1917年京畿水灾概述

1917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12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八月上旬御河、西河水势暴涨，顺直各县属被淹没，津中河北一带各村灾情最重。入秋后，直隶地区又连降大雨，天津与保定之间也变成了一片汪洋，仅天津城内就有灾民数十万人。据记载“（天津地区）白河南岸漫决各口共三十八道。静海至天津共计大小决口十六道……蓟县被灾村庄二百四十七个，被灾人口91786人”。[1]826在天津，“英、法、德、日各租界平日为商埠繁盛之场，至今一片汪洋，四望无际，令人见之触目伤心。其殷商富户营业损失不知几千百万。”[2]老西开一带，水势滔滔，一片汪洋，高埠水深五六尺，洼下深约丈余，房屋坍塌，水齐门楣，惨苦万状。灾民攀援拥挤于土堤之上。中天仙燕市高家大门四座坟、营门外卞家坟地、掩骨会等处房屋均被水围，冲塌房间颇多，灾民无居无食，只身避难于坟墓之巅顶。这次大水淹没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哀鸿遍野的巨灾。这次水灾“从七月起至第二年四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3]250关于这次受灾情况，督办京畿一代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给天津商会的公函中，熊希龄对各县的受灾情况作了具体的通报，京兆尹属重灾8县，被灾村数3817个，被灾人口1025738人；津海道属重灾10县，被灾村数2755个，被灾人口1233245人，轻灾9县，被灾村庄190个，受灾人口518956人；京直共计重灾40县，被灾村庄11843个，被灾人口3703577人，轻灾61县，被灾村庄5803个，被灾人口1908182人。[4]3392综观此次水灾，造成财产之损失，破坏性之大，在直隶地区少有，正如舆论媒体所言，此次水灾为“五十年所未有”[5]。

二、天津水灾与红十字会社团的救济活动考察

当水势来临的时候，天津地方各民众团体随即组织成立了天津水灾急赈会，开展救灾工作。在政府的提倡下，各临时救灾慈善社团也纷纷组织起来，政府、慈善团体及津埠慈善人士进行了密切的协作。

天津红十字会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出发战场对伤员进行救护而应势成立的一个慈善救护组织。天津红十字会从成立之后积极开展了诸如贫民救济、灾荒救济等一系列慈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面对此次水灾，天津红十字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各会员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对灾民的赈灾救助工作。

（一）积极进行劝募捐款

京畿水灾爆发后，天津红十字会立即召开会议，商议救济办法，联合各机关开会筹办赈济。天津红十字会还及时向上海红十字总会汇报本次水灾状况。在得到天津红十字会的水灾报告后，“上海红十字会向各地分会进行了通报，沈敦和在红十字会拨洋一千元交中国银行汇上。”[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派出查放员蔡吉逢携救灾物资来津进行赈济。得到京畿水灾消息后，湖南红十字分会理事长聂其焜电告捐洋一千元，汇往天津红十字会。常德分会熊希龄、李志桢也电告天津红十字分会，代募银千元助款，即日匯上，希望天津红十字会查收赐复。熊希龄督办将“收到湖南傅督军捐助旧棉絮一千四百件，捐给津地六十以上老人及产妇以示体恤。”[7]“天津同乐会正乐育化会全体会员在东天仙演唱义务戏三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售烟助赈。是日，得款项共计七百余元，除去该会经费，余尽数充作红十字会赈款。”[8]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9月12日劝募在津名人徐世昌等的书画，同时约集书画各方家二十余人开会，书画慈善会职员刘兰轩、赵善卿分劝各书画方家徐世光、闻雨山等书画并在南市华楼出售，得款用于救济灾民。旅日华侨也闻讯积极募捐，赈济灾民。[9]

（二）开展查灾放赈活动

1917年8月8日，天津红十字会遴选会员刘兰轩、赵善卿、沈润田、杨敬轩等协同各职员携带大米一百包、大饼等物一千斤赴西沽村东西于庄、赵家场等处赶放急赈，拯救灾黎。10日，“派刘兰轩、王品一前往大红桥、西沽西于庄查放大米，赈济灾民。派杨敬轩、沈润田携带大米计一百包赴汴庄子、赵庄子、杨庄子散放。”[10]“对大虹桥西沽村左近沿津浦铁路两旁逃难灾民，李星北、刘兰轩、赵善卿等面请津浦铁路局长暂假沿路站台为灾民栖处之所，并购买苇席四百领于张公祠地方搭窝铺，让灾民有平地安身。”[11]派员分赴梁家嘴、佟家楼、芥园西一带各村庄，携带大米四十包散放急赈。18日，“李星北、孙子文、赵善卿、王品一等赴西头朱家花园，协同巡警用小船将一切灾民救出，男子送到救养院，女子送往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12]孙子文又派职员两名照料一切。9月4日，“水灾救济会职员刘兰轩偕同查放员吴子铭、阎小晨、张文敬、顾士珍赴佟家楼、邵公庄、张树林、育德庵、西头大沟头、西和记等各灾区散放灾民铜元赈济。”[13]天津红十字会为收容灾民，还在英租界孙仲英宅及西南隅溥仁医院设立了两处事务分所，又在宜兴埠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一处，连同女子工艺传习所留养了大量的灾民。

10月5日早，商团辅助天津红十字会赈济会调查散放员王兰亭等备红十字会丁船一支，装载窝头四千斤，查放小稍直口灾民三百三十四户，施给窝头。6日下午，商团辅助天津红十字赈济会调查监放员王少云等查放旧东门内文庙灾民、东马路藏书室灾民、城内广东会馆灾民施放窝头，并代中国上海济生会在广东会馆内施放饼干。天津红十字会学员陈安三赴张庄尖山拯救三十二人。22日，商团辅助天津红十字赈济会监督员曾祝久、王殿甲等备红十字船一支查放西南灾区被水围困极苦灾民，施放窝头。葛凤祥赴贺家口拯救三十九人。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特派员邓笠航等人协同天津红十字会孙子文、鲁嗣香等雇大船两支，小划船三支在河北刷纸庙口北岸及关上下一带抢护灾民百余人，救出普乐茶园楼上灾民二百一十人。天津红十字会以龙亭女子传习所作为临时留养院，并每日散给灾民馒头、大饼等食品。

10月7日，“红十字会急备救生船七十余支，并馒首食物等分赴各灾区，极力拯救。全活被水包围不能逃奔之灾民总计一万三千余人。”[14]8日，“红十字会赴关下、西南路、四座坟营门外共救灾民三十余人，共散放大饼一百斤又一百三十二张，又馒首四千三百六十五个。”[15]9日，沈润田等由天津红十字会备救生船数十支，带大饼馒头乘船赴广仁堂后南开南市大街及日法英界与特别区，分路各处抢护灾民二百三十余人。孙子文约同直隶水产学校学监、职教员并学生乘该校练习船分赴荣业公司、南关下头至西南隅一带广仁堂、南开学校、电车公司后共救灾民四百五十人，放馒首三千二百五十斤。10日，天津红十字会赴广仁堂赵家场习艺所、宜彰工厂、小大园校场、英界徐沅公馆附近、杨桥及西关体育社广仁堂后杨家花园、赵家冰窖等灾区救护难民二千四百余名，共放大饼二百五十斤、馒头二百七十个。11日，杨敬轩等乘船拯救灾民数百口。卞月庭干事长派职员雇船十余支，救英租界各处楼上灾民。沈润田、杨敬轩等乘船赴炮台庄、西湖圈、八里台、五窑、纪庄、王鼎堤、黑牛城、李吉村调查约七百多户，按名发给馒头。天津红十字会还派出十五支救生船，发往三义庄新瓦房、英、法、德、日各租界等地，共救灾民两千三百十余人又五百余户，平均约一千五百人，共放馒头四千零六十三个。12日，天津红十字会派员在各租界、南市、纪家庄、黑牛城、西湖圈、小王庄、侯家台、八里台、五家窑等村进行难民救助。天津红十字会另添拨摇船二十一支，赴西娄村、三义庄、英界红房子、日界松岛街义津里、新津里、英界黄家花园小营门等处共救灾民一千七百二十余人，放大饼两千五百六十斤，馒头一千八百三十斤。13日，天津红十字会员孙子文等赴西头四座坟营门一带围墙旧址、李七前庄、李七后庄、赵家俱、林庄子、王鼎堤村共救灾民一千九百六十余人，共放馒头大饼两千六百五十斤。14日，天津红十字会派员携带面粮，并船多支抢救赈济。孙子文等乘救生船赴各灾区散放。姚静轩等自杨家花园美以美会前沈家台等处救出难民四十余人。天津红十字会会员还率水产学校学生带领三、四、五号等十支船赴西湖圈、土城、纪庄等处拯救灾民三百十八人；八、九、十三号等八条船赴八里台、炮台庄等处拯救二百八十二人；第十、十一号等八支船赴日法界围墙大窑法界大堤一带拯救灾民一百二十九人；第十八号船赴西园、赵庄、王贵祥庄拯救二十四人；第二十三号船在陈塘庄拯救二十九人；本日共救灾民二千五百余人，共放大饼馒头二千七百六十斤。15日，天津红十字会会员罗凤鸣等乘船赴姚村、富村、郭村，救出约三百余户被水围困、饥饿断炊已六七日的灾民。沈润田等还查放黑火神庙、四座坟、掩骨会等处共二百七十余口。

（三）赴外地救济受灾难民

天津红十字会除了在天津本地对受灾群众进行积极赈济外，还派出了会员吴班侯赴静海县属东南大小泊村调查，并拨出玉米面多斤，派员速往散放救济灾黎。杨敬轩、赵世昌、吴克勤等协同政界携带巨款并洋、面若干，11日早七钟协同乘坐小轮赴东光县一带查放赈抚。会计刘兰轩及赈员赵宜之、叶汉卿协同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赴文安办理赈灾，他们携带棉衣饼干粮款药物等对灾民进行发放。赵善卿请路局备车五辆，装上海红十字总会运来面粉两千六百袋，派查放员杨敬轩运往直属沧县散放。卞月庭以文安、徐水两县灾情较重，派查放员杨慧南押运红粮两千石、棉衣一千件，药品两箱往文安县交上海红十字总会蔡吉逢散放灾区，并请警厅派警士二名携带枪弹随船押运，以资保护而免疏虞。12月23日，“天津红十字分会会员随同上海红十字总会会员蔡吉逢携带棉衣三千套并款资若干赴徐水县赈恤灾黎。”[16]上海济生社佘桂生与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孙仲英携带衣粮于1月4日车赴正定县一带调查灾区施放赈济。“商团辅助红十字赈急会购买红糧若干石，派员出发赴武清及泊镇郑家口赈恤灾黎。上海红十字会派员蔡吉逢等携带洋一万余元，棉衣数千套业将徐水县查放完事，又赴安平进行查放。”[17]

三、天津红十字会在京畿水灾中的赈济特点考察

在京畿水灾救济中，以天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团体为灾民渡过难关，积极进行募集捐款，亲临受灾第一线查灾、放赈、施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心。天津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

（一）把难民救济同灾民教养紧密结合起来

天津红十字会除了派员赴灾区对难民进行施救外，还极为注重对灾区人民实施技能培养和对儿童的文化素质教育。据报道，“红十字分会在龙亭设立妇孺留养院收纳灾民，其中男女小孩三百余名。该院执事日日教以课程、体操、习字，诲之不倦。”[18]京畿水灾，上海红十字会特派员蔡吉逢携款到津散放冬春工各赈，赈务结束后，剩有余赈洋四千六百数十元，交由天津红十字会开设留养灾民习工场一所，并公举宋则久、吴绍棠为工厂董事。同时于被灾等地设立留养习工场多处。徐水、胜芳二处经办董事张焕之、陈振卿、宋保齐等到天津报告工厂成绩，带来的毛巾、手巾、花布、芦席、柳条器具等件均有可观。工厂工徒业成，而去者可自谋生计矣。红十字会还召集本埠贫民授以技艺，俾得自食其力。5月10日，河北中国红十字会天津贫民工厂开工。红十字会贫民工厂考验生徒，该厂总理吴绍棠亲自试验，正取十八名，备取九名。对这种教养兼施的措施，当时的媒体《大公报》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近闻我国红十字会以放赈余款在津筹设一贫民工厂，将无数饥饿余生纳而置诸劳动界中，俾得自食其力，其为社会谋幸福也甚大。诚使筹赈诸君子，踵而行之，不让红十字会以专美于前，则次日代赈之贫民，皆足为谋食之苦工，虽有天灾人祸，亦可无虞矣。”[19]

（二）注重灾民的卫生防疫及遣散、善后工作

天津红十字会极为注重灾后的防疫工作。灾后，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援聘善医士设施医处开幕施诊，经该会诊治之病，不取分文。“城北宜兴埠天津红十字分会临时妇孺留养院灾民四百余名，由董事王仰周会同红十字会副理事长孙子文筹议，时值融和，所有灾民按照户口发给恤赏，以便解散，并令合摄一影而作纪念。”[20]1918年3月10日，“红十字会职员会同警察官及绅董对返乡难民按大口四元，小口二元发给赈款，灾民等临行时无不感激鸿德。”[21]为防止有些难民将被施救衣物典当，红会在赈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并致函各国领事署及特别第一、第二管理局函请求配合工作，以确保救济的功效。“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3月25日接沪会来电告知由于京畿灾重，难民孔多。近届春荒代赈尤亟，冬赈结束，乞速返沪商榷春赈办法，赶速进行，以期救人救彻。”[22]

（三）与其他慈善社团之间开展了良好互动

天津红十字会在救济灾民中积极和其他慈善团体合作，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天津红十字分会曾以现在严冬贫苦居民缺衣乏食，嗷嗷待哺者不可胜数，1918年12月4日，“给善堂联合会棉衣二百件以恤穷黎。”[23]新年刚过不久，“天津红十字分会以当时冰天雪地，寒风凛飒，贫民乏衣者实繁有徒，特给天津善堂联合会棉衣四百件，南善堂棉衣二百件，老公所棉衣二百件，补遗社棉衣二百件，美国红十字会周济俘虏会棉衣二百件，以示体恤。”[24]葛沽镇全体绅商致谢天津水灾急赈处赈恤灾民，谓“此次大水为灾波及该镇，前经分别致函请求赈济，嗣经商团辅助红十字会赈济会购置玉面二万斤，并由红十字分会赵善卿拨交棉衣二千件，经商团王殿甲、陈佩之、杨少卿妥为散放。兹承红会委托张月丹、纪玉书、王品一、张小菴、王竹樵、龚云波又在该镇一带散放红粮，张月丹以无衣无褐者尚复不少，特函请天津红会加放棉衣二千件，各绅董等辅助玉米面二千一百数十斤以分别施散。其中尤以张月丹之力求普及实惠均沾为要，一般鸠形鹄面之灾民均不胜感激之至”。[25]直隶水产学校在津埠大水发生后，积极地加入到了救灾的行列，监学范莲青带领全体学员分带船支，配合天津红十字会驰赴各灾区，数日之间拯救登岸之灾民五千三百余人之多，表现出了扶危济困的忘我精神。

四、天津红十字会京畿水灾救济活动评价

以天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各慈善救济团体对灾民的救助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慈善社团的感激。被救济地方受灾群众给天津红十字会送匾额数方：杨柳青镇送来一方曰“恩同挾纊”；河北西窑洼后五百村送来一方曰“万家生佛”；宜兴埠并淀北二十四村送来一方曰“德被群生”；胜芳镇送来一方文曰“惠我灾氓”；西乡三十一村送来文曰“实惠灾黎”；海河各村送来两方，一方文曰“救济一方”，一方文曰“胞与为怀”，又送旗二面，一文曰“慈祥愷悌”，一文曰“饥溺犹已”；慈善机关原不介意于兹名面，一时颂扬者如此雍雍济济，亦足徵该会之款不虚糜，民沾实惠矣。[26]“津埠灾民近因邑绅卞月庭及天津红十字分会。对于救济灾黎，均得全活，实惠均沾。联合凑资制造匾额二方分送卞君及红十字会，以资颂扬善举。”[27]被救灾民还借助媒体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如杨柳青镇在二次被水淹后得到了上海红十字会的救助，事后他们借助《大公报》表达了对救灾人员的谢意。西乡两岸三十一村村伍代表灾民也通过《大公报》发出了鸣谢红会函。

民国政府对于以天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社团在本次水灾救济中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冯国璋大总统1918年4月6日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匾额一方，文曰“量閎胞與。”[28]通过表彰天津红十字会的公益活动事迹，同时也鼓励了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救济的行列中来。

总之，京畿水灾发生后，正是由于以天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各慈善社团积极行动起来，配合政府对灾区实施了积极地救助，才帮助津埠人民度过这次灾难，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为天津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本次社会救灾中，全国很多地方都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社会各阶层在大灾面前，人类的同情心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在中国救灾史上是值得称道的。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M].北京：气象出版社，1985.

[2]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续）[N].大公报，1917-10-20.

[3]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编写组.天津简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4]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5]天津水灾之音讯[N].大公报，1917-10-3.

[6]沪商会电汇赈款[N].益世报，1917-8-20.

[7]关于筹赈之种种[N].大公报，1917-11-2.

[8]关于筹赈之种种[N].大公报，1917-10-24.

[9]红会谢赈[N].大公报，1917-12-2.

[10]救济会分途放米[N].益世报，1917-8-1.

[11]天津大水灾近状[N].大公报，1917-8-12.

[12]关于水灾之种种[N].大公报，1917-8-19.

[13]救急会散放铜元[N].大公報，1917-9-5.

[14]红十字会之热心[N].大公报，1917-10-15.

[15]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续）[N].大公报，1917-10-14.

[16]施放棉衣[N].大公报，1917-12-24.

[17]红会查赈员之进行[N].益世报，1918-2-25.

[18]贫民学生发奖志[N].大公报，1918-8-27.

[19]赈济社以工代赈[N].益世报，1918-1-14.

[20]资遣灾民[N].大公报，1918-3-9.

[21]红十字会资遣灾民回籍[N].益世报，1918-3-26.

[22]沪红会筹办春赈[N].益世报，1918-3-26.

[23]红会发施棉衣[N].大公报，1918-12-5.

[24]红会广施棉衣[N].大公报，1919-1-13.

[25]葛沽谢赈[N].大公报，1917-12-28.

[26]红十字会之成绩[N].益世报，1918-2-6.

[27]关于赈灾之种种[N].大公报，1917-10-28.

[28]总统颁奖红会[N].大公报，1918-4-7.

作者简介：王纪鹏（1974—）男，山东临沂人，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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