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智集力成就国庆10周年十大建筑

计划书》，其中国庆工程第5号简报这样写着：

钢筋：至今1吨也没有，这样即便解放军展览馆和大礼堂能在10日以后开工挖土，但如钢筋不能及时供应也将中途停工……如果由于材料供应不上而不能如期开工或中途停工，则不仅影响整个工期，而且会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首先是广大建筑职工的热情受到挫折。

国庆工程办公室

1958年10月6日

这时，距离人民大会堂开工只有22天，钢筋还是一吨也没有，材料和物资紧缺。尽管如此，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解决材料不足的难题？还是全国上下一盘棋。1958年底，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很多都投入到为人民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

原来无材可用的人民大会堂工地很快变为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材博览会场所。很多材料都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我们熟悉的那枚巨大的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由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制成的，而固定它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众志成城，正是各地大力支持，全国各地拧成一股绳，才解决了材料短缺的困难。其实，当时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还面临着人力不够的困难。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十项伟大的工程，仅仅靠北京当地的施工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又是全国上下一盘棋，18个省、市和中央的有关部门派来了优秀的施工队伍，提供了大量物资，承接了繁杂的订货任务，仅建筑工人就派来了1.4万多人。

当时，这些建筑工人都以能参加国庆工程建设为荣。雷锋，大会堂动工的时候，他正在辽宁鞍钢化工总厂的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1958年底，辽宁要为十大建筑输送工人，雷锋在各个方面的考核都过关了。可是不久，满心憧憬为十大建筑添砖加瓦的雷锋却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辽宁地区只招收木工、瓦工和钢筋工，由于工种的限制，雷锋只能与大会堂工程失之交臂。据雷锋的战友回忆，雷锋曾为此特别遗憾说：“没能为大会堂建设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一大遗憾。”

当时十大建筑的工地，热火朝天，展现了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朝气和活力。工地上的工人都是按作业计划和工程进度衔接，按工程需要上下班，不论白天黑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计较活的轻重。外地来支援的工人，都是参加了当地的政治动员的，认为支援首都建设国庆工程是一生的光荣，表示一定要扛红旗回去，都争先恐后接受任务。合家团聚的春节，工人发起了本地、外地工人一律不回家过春节的倡议书，照常上班干活。当时，工人中还流行一个下雨歌：“小雨不下班，大雨干半天，不论白天黑夜，雨停即上班。”正是因为有广大工人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工作，才保证了十大建筑建设的顺利进行。

仅仅在人民大会堂的工地，就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抗美援朝的英雄杨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160多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工地上帮忙运土方。这其中有六七十岁的“官位显赫”的老部长，有当年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杨勇将军和大家并肩作战，把工地当战场，从早干到晚，中间只作简短的休息，吃自己带的咸菜窝头，不愿给国庆指挥部添麻烦。妇女、青少年也来到了工地，2100多名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了劳动队，北京市青少年组成了志愿团，战斗在工地前线。还有很多義务劳动者自发组成的突击队，即使下雪他们也不停工，照旧来到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但凡兴土木、搞建设，必然会涉及到动迁，这是一个敏感而困难的话题。当时，十大建筑占地需拆迁2.1万间民房，而拆迁周转房只有5000余间，缺口很大。在今天看来，这个拆迁工作涉及的面广，难度不亚于工程建设本身。加上拆迁周转房远远不达需求数量，更是给拆迁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当时的拆迁工作却出乎意料地容易，拆迁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投亲靠友，自愿紧缩住房，所有拆迁居民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搬迁完毕，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就像后来为精简城市人口动员1800多万城市人口去农村时毛泽东感叹人民群众好一样，十大建筑建设过程中，这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能放弃自己的老宅，主动寄居他人门下，紧缩住房，彰显的是这些人对党和国家真诚的热爱之情，体现的是他们的质朴和善良。

皇城根下，老宅子里，老百姓世代居住在这里，可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老百姓却愿意搬离，甚至主动紧缩住房，他们傻吗？其实他们不傻，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国家的利益，缘于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党和国家能体恤他们。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能真心诚意为人民着想，人民也会体会你的难处，为你着想。在筹建十大建筑时，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建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20万平方米，8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民生是第一位的！在拆迁过程中，周恩来非常关心被拆迁的群众，多次出面过问拆迁，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到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安置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搬迁的居民较快地住进了新的住宅。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把搬迁的群众全部请回来参观。也请他们来看一场文艺演出！”

党和国家不仅对这些拆迁户关爱有加，对建筑工地的工人，也是极尽人性的关怀。如果一味向老百姓索取，而不知道体恤老百姓，也换不来工人们无尽的热请和干劲。兴建十大建筑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经济条件已经不那么好了，市场供应开始紧张。工地实行食堂公伙制，肉、菜定点专供，绝对保证供应，还补助一部分食油。春节时，各个工地发动几千名工人自己动手包饺子，在改善伙食的同时，增进了团结，鼓舞了干劲。生活保证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干活就更有劲儿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建设紧张而快乐地进行着。

当时修建十大建筑，一切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完全突破了地方、部门的藩篱。当然，这其中也曾有人有私心，但都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筹备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提出要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反对：“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当时，周恩来还专门就这件事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设。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

当年的苏联专家鲍尔特在为北京火车站落成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和你们共事半年，我懂了，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办到了。”我们确实做到了争一口气，彰显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效与团结。十大建筑不是一个公司完成的，背后支持它的是一个国家，是各个层面领导层统一步骤的努力，是几千名设计师集体的日夜劳作，是几十万老百姓的理解与付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她所蕴含的强大的创造力，人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她所拥有的强大的创造性和伟大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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