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湖北商业学堂发展缓慢原因初探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是湖北实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越了其他省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作为九省通衢的湖北省,商业学堂的发展相对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有“农本商末”观念的影响、本省转口贸易特点的限制、商业中心城市少、商会经济实力较弱等等。

关键词:清末新政时期;湖北商业学堂;发展缓慢;原因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0)08-0159-02

商业学堂是近代职业(实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业学堂、工业学堂一样,同属近代中国教育出现的新事物,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是全国实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各省实业教育较之洋务运动时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北省更是变化明显。由于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推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全国教育形势影响等因素的推波助澜,湖北省实业学堂的种类、办学规模、普及程度、培养人才数量等实业教育发展指数均走在其他省之前,成为全国教育示范省,为全国所瞩目。此时期湖北省实业学堂的发展速度快,普及范围广,学堂门类齐全,农、工、商学堂一应俱全,且自成体系,层次分明,结构完整。但在这繁华中间也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实业教育构成中,商业学堂及学生人数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农业学堂和工业学堂,如表1所示:

从表1中三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商业学堂与农业学堂、工业学堂相比明显处于劣势。湖北近代教育的始作俑者张之洞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就已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设商务学堂以发展商业的主张。1891年春,湖北试用知县曾广敷向张之洞报告,当地商人由于缺乏外语知识和商业实践,“茶商诸事隔阂”,建议在两湖书院的课程中加进泰西方言和商务,作为发展茶叶贸易的一项措施。张之洞批示:在两湖书院外另设学堂,“除专习各国语言文字外,并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塞漏卮、畅通土货、埠民利用之术”。1891年6月,湖北方言商务学堂诞生于武昌,以两湖书院招纳的约40名茶商子弟为基础,扩招至50人,并于1893年改为自强学堂。同时期湖北的工艺学堂和农务学堂也在1891年7月和1896年间设立。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此事便搁置下来。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重返湖北,曾于1902～1903年指示商务局在商界筹款建立商务学堂,并提出在驻外使馆中安排人员,专门学习外国的商业知识,了解商情,以缓解作为长江货流长廊与华中地区货流网中枢的湖北新型商务管理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直到1907年,湖北才建立起一所中等商业学堂和一所初等商业学堂。为什么起步较早的商务学堂在湖北实业教育发展的大好局面下却落后于工艺学堂、农务学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农为邦本,本固邦兴”观念的影响

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可以说“农本商末”的观念在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人们以经商为末流,商人属社会下层。近代面对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一再受挫的惨局,清廷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民生的命脉,从农业入手,振兴农学定可以扭转局势。为此曾在中央成立专门机构,在各地成立相应的分局,设学堂,聘外教,引进西方种植技术,更新农业生产方式,试图从改良农业入手,寻找救世良方。一批封建士大夫最先认同的也是通过振兴“本业”而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更是对五千年来奠定立国基础的农业重视程度倍增。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中说:“窃惟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之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又在《兴办农学堂咨文》中阐述了创办农务学堂的旨趣:“中华向为重农之国,乃因农学不修,农利日薄,而工艺一切尤多拘守旧习,能用新法制造,以致利权外溢,民生益困,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而广利源”。从中可以看到封建士大夫对农业的认识,也可以说明张之洞在湖北主张兴办商业学堂的同时,重点仍在于发展农业学堂、工业学堂。

湖北是传统农业较发达的地区,是农业大省,农业基础较好,农业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94%,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祖祖辈辈认同的“真理”。而且湖北土质比较肥沃,以生产水稻等高产、稳产农作物为主,鄂西北还生产小麦、玉米、油料等农作物,“鱼米之乡”的美誉更让当地人看到了农业的光辉前程。但凡能够走出来就读新式学堂的学生,大多都会选择能让祖上感觉有荣耀的专业,相对选择商业学堂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

良好的农业基础,清廷的倡导,地方督抚积极改良传统农业与当地人的热情投入,使得农务学堂规模持续壮大,学生持续增多,而商业学堂发展却较为缓慢。

湖北省用于商业流通的货源不够充分

20世纪初的湖北是我国中西部数省物资流通的集散地和出口转运站。汉口在1894～1910年的16年间,年进出口额增长近三倍,1910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更高达一亿五千万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超过了天津和广州,是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几个大通商口岸城市相匹敌的内地通商口岸。1908年,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靡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尽管看来如此繁华,但是湖北的商业自有其特点。以汉口为例,洋货的倾销和土货的收购转运构成汉口商业的主轴。洋货从外国或上海运到汉口,再转销到内地,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区的工业原料或半成品、农副土特产的初级产品也汇集汉口,再转运上海或直接运往国外,且多数年份转口贸易大于直接进出口贸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湖北依靠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起到了外省货物流通过道的作用,汉口则主要扮演了“二传手”即中转站的角色,其他商业城市如沙市、宜昌等也扮演了与汉口同样的角色。由此可见,湖北商业的繁荣是在外来刺激下的表面繁荣。

那么湖北本省的商品货源如何呢?这一时期,湖北的农业、工业生产没有能为商业发展提供充分的货源。清末之际,湖北农业较前有很大改观,但农业的整体变革速度缓慢、有限,农业近代化只是刚刚起步,稍有起色,农业种植既分散,又孤立,再加上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联合,当自然灾害降临时缺乏抵抗能力。清末新政时期,从1900～1911年,湖北平均每年有近三十个州县发生水旱灾害,1908年春夏,汉水泛滥……1909年又发洪灾,湖北六府州遭水淹……1910年,荆门沙洋大堤溃决,相邻潜江、钟祥、监利皆成泽国。这种情况一是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稳定,二是使广大农民贫困,购买力低下,难以刺激本省工商业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由于张之洞提倡实业,锐意进取而鼎盛一时,但张之洞的官办企业经费为朝廷所拨,产品也大多属于朝廷订单产品,无需经过市场即被消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其提供给市场流通的产品数量有限。湖北的民营资本起步相对较晚,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力量相对薄弱,难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抗衡。1907年,汉口和丰面粉厂受洋粉排挤而亏折,不得不暂停股息,同年,汉口中立织布公司因经费不足,面临歇业。风雨飘摇中的民营企业又何以能担当起改变湖北商业发展的主角?

因此,可以说商品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十分低下的现实进一步限制了湖北商业教育的发展。

商业中心城市少,难以带动全省商品经济的发展

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商业中心城市较多,如江苏。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76年在他的题为《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上存在六大城市群的观点。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赫然在列,为第六大城市群,即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沿长江地区及环杭州湾地区,包括扬州、无锡、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16个城市。这些城市既是本省的经济发达地区,又先后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不仅可以带动本地区商业的发展,还可以为本地区商业学堂的创办与崛起在客观上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湖北虽为华中商业繁盛地区,城市的发展很早,但缺乏能在全国重要的商业活动占中心地位的大城市,人口超过五万的不过4个,而且以武汉三镇为中心,三镇的近代工商业是吸引附近农村人口的主要力量。宜昌、沙市虽先后发展为商业城市,但两地的生产水平较弱,是典型的转口型城市。20世纪初,湖北的市镇人口约为304万人,仅占全省人口的12%,这说明城市化程度很低。苏云峰认为,湖北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有三:“农业生产力低下,无法维持大量城市人口;近代工业不盛,无法吸收大量农村人口;各地旧都市受城墙的限制,面积过小,扩展比较困难”。因此,仅靠汉口一地,难以带动湖北全省商业的发展。另外,由转口贸易发展起来的城市,极易受到外地经济状况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这些都是阻碍湖北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湖北商会经济实力较薄弱

商会兴办商业学堂是晚清实业教育的一大特色。晚清时期,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学校,一些地方如上海、天津、苏州、广州等地的商会不仅组织程度高,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对行业后备力量的培养非常重视,都大力兴办商业学堂。如苏州的商会章程中提到:“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对商学的兴起及与商会的关系做了扼要的阐述。

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沿海城市商会相比,湖北的商会发展呈现弱势。一是成立较晚。1898年,张之洞设立汉口商务局,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1909年,武昌商会正式成立,且以小商人居多,辛亥革命前,汉口商会的会员还不足200人。二是实力欠雄厚。这与湖北商人的构成特点有很大关系,以武汉为例,旧式商人与采取旧式经营管理方式的商号多,新式商人组织及新式公司少,大约比沿海地区落后10～20年,因此,通过新兴工商业获得的资金不够多,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少,拥资数百万两的更是屈指可数。另外,在武汉的商人中,外地人居多,在中上层商人中,来自广东、浙江的人占优势,他们大多不愿在故乡以外的地方投资兴学。以上特点使得湖北商人的社会影响力相对沿海省份而言较弱,商会虽曾积极倡导与推进商业学堂的创办,但由于资金问题而屡被搁置。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清末新政时期湖北商业学堂与其他类型实业学堂的发展相比,显得较为落后。

参考文献:

[1]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涂文学,宋晓丹.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J].江汉论坛,2003,(8).

[7]水野幸吉.汉口[M].上海:上海昌明公司,1908.

[8]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9]苏云峰.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 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81.

作者简介:

李雪梅(1972—),女,河南浚县人,硕士,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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