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教育本体问题的学术演变与发展

摘要：语文教育的本体实质上指的就是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教育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近百年来的语文教育都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有关语文教育的本体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纵观语文教育本体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教化本体、工具本体和文化本体三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因其本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语文教育；教化本体；工具本体；文化本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1-0005-02

语文教育的本体实质上指的就是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教育的本体问题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近百年来的语文教育，都没有给出明确回答。百年语文教育本体问题的学术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经历了从教化本体到工具本体再到文化本体的认识过程。每个发展阶段，因其本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教化本体——思想政治教育，昙花一现

教化本体是把语文教育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工具，在教育起点和目标上以教化为主。语文教育的思想道德教化功能自古有之，近代语文教育也不例外。可以说，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观是根源于政治上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每个时段政治情况不一样，思想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近代初期，“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思想教化深入人心。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近代初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各方面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政治环境，当时的有识之士力求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作为救国之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中，我国的语文教育经历过多次改革，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也随着语文教育的改革而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教学主要向苏联学习，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思想道德教化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它并非单纯地执行教化职责。对“汉语”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语文教育也看到了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应发挥其交际性功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倾向是强调语文教育的思想性和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功能。忽视了语文教育应承担传递思想文化的熏陶责任和语言作为基本交际手段的一种重要功能。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在近代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为甚，这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局不稳而导致了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政治上得到稳定和巩固后，这种本体论很快就被别的本体观所取代，它在语文教育本体论问题的历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它在语文教育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化本体受时代政治情势的发展决定了语文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严格控制学生的思想意识。这种本体观对于培养个人的优秀品质、控制人民思想、维护和巩固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忽视了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并发挥语文教育在其他学科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的工具性的基础作用。

二、工具本体——语言文字教育，大行其道

语文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语文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将语文理解为口头语言加书面语言，这是叶圣陶先生提出来的并得到了大家公认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语文教育就是语言的教育，这就是语文教育的工具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语文改革运动使语文教育摆脱了封建语文教育的桎梏，以“教化”为本体的语言文化教育，开始被以“工具”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所代替。这种以工具为本体的语文教育，以培养语文能力为根本，非常重视语文在实际生活中交往与沟通方面的工具性作用。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地不断变化发展而深入的。语文学科设立之初，“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语言的能力”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1912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在理解书面语言上对语文教育提出了要求：能够稍微理解高深文字。并指出，语言文字的理解对启发“智德”有很大的帮助。1932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从传承民族文化、熏陶民族感情的高度论述了语文教育工具性质的内涵。这时人们已将语文视为培养语言能力和民族精神及传承民族文化的工具学科。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得到普遍认同。1956年，文学、汉语进行分科教学，其大纲不仅把汉语看作“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而且把文学也看作“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在论述语文学科的性质时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语文的工具性在此次大纲中得到了确立，这对于语文学科而言，是一次历史性的革命。以后的教学大纲基本沿袭了此次大纲的语文性质观，陆续确立了语文的“基本工具”或“基础工具”的性质。如1978年的大纲阐明“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我国一些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也主张语文工具观。叶圣陶先生在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方面，也偏重语文的生活工具性。作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和张志公都主张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相对于“教化本体”而言，语文教育的“工具本体”是一种突破，它重视语言文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交际功能，突显了语文教育的特质。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工具性”的提出，是一次真正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变革。然而，工具本体也是一种比较片面的语文教育本体观，它只看到了语文教育中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性工具的作用，但却没看到语文的内涵除了语言文字，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性因素。表面上语言只是个符号，但它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思想、情感、知识和文化，因此，学习语言，思想、情感、知识及文化的接受更为重要。鉴于此，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新给语文教育定位。

三、人文本体——文道融合的教育，正风靡全国

人文本体将语文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作为根本，它既尊重了语文教育应重视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基本交际的能力，也弥补了工具本体中忽视语言文字中承载的思想、情感、知识、文化等因素的缺陷。所谓文道融合，就是指语文教育既重视语言文字的基本交际功能，也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知识、文化等因素的教育。我国教育界对语文教育的文化思考早已有之。20世纪30年代末就发生过一场“语文训练”和“文化训练”之争，朱自清先生在当时就提到过“文化训练”的观点。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语文工具论的倡导者在处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上历来都主张文道统一，反对把语文当作纯粹的工具。50年代初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语文教育也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教授，课文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使学生失去了思想文化的熏陶。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人文精神却严重失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从1997年底开始，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批判了当时语文教育中过分追求工具性导致人文教育资源白白流失的现象，与当时文化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相呼应，语文教育界也开始重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提出了从人文学科的立场重新阐释语文教育的文化意蕴和实践意向。主张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这些都在当时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得以体现。1996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就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给语文的定义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进一步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以上纲领明确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并从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语文课程的性质，这样就打破了语文教育界长期以来的纯工具论的思维框架，建立了将语文的交际功能与文化功能整合起来的观点。语文教育的人文本体的提出，是在对教化本体和工具本体扬弃的基础上对二者的一次大融合。人文本体既注重语文教育对人思想性的熏陶，又肯定语言文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的基础性交际功能。

由教化本体到工具本体，再到人文本体，这是语文教育历史上语文教育性质观演变的三个阶段。语文教育性质观的演变是人们对语文教育性质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也是对前面的观念不断扬弃的过程。如工具本体相对于教化本体是一次扬弃、一次突破，它使语文教育开始注重语言本身的作用，在语文教育史上第一次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但是忽视了语言文字是文化、思想等的载体，把语文仅仅是看成一种纯粹的社会交际的工具。人文本体又是一次质的变革，它力图避免工具本体只注重语言文字工具性的这一片面的理念，并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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