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教育

摘 要 宗教改革前期，中世纪那种狭隘而不顾民众需要的大学教育招致了民众的普遍反感，建立务实、适合民众需要的大学教育应时而生，并获得了新教改革家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作为新教运动中心的维滕贝格大学率先开始了近代医学教育的尝试，通过病理学和解剖学的教学，为谋求新型的大学教育提供了经验和样板。从维滕贝格大学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仅为近代医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还实现了大学的自我调整，使其逐步适应乃至融入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崇尚科学和为民服务”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增添了浓艳的一笔，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成了德意志教育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

关键词 马丁·路德，梅兰希通，维滕贝格大学，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40-08

关于德意志宗教改革，常被神学家们解释为一个纯粹的宗教教义之争。对于宗教改革时期大学教育变化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事实上，宗教改革正是德意志大学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本文拟从马丁·路德任教的维滕贝格大学（Universit？覿t Wittenberg）入手，探讨该校的医学教育、尤其是科学的医学理念是如何兴起、发展的，进而说明在马丁·路德和梅兰希通的倡导下，路德派的德意志大学是如何逐步向近代转型的。他们提倡大学医学教育应当与民众需要相结合，不仅使德意志民众有了一种“获得感”，而且还促成了民众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这就是在进行宗教改革的同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近代化。

一、大学危机和维滕贝格大学的

教育改革

在德意志大学教育史上，维滕贝格大学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①首先，维滕贝格大学是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马丁·路德、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等著名新教领袖都在该校任教；其次，维滕贝格大学还是一所新办的大学，正如斯坦福大学刘易斯·斯皮茨教授（Lewis W. Spitz）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的大学教育正处于十分严峻的状态，一方面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加上宗教上的困扰和争论、战争的威胁和瘟疫的肆行，大学在教条主义的神学院控制之下。这时候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of Saxony）建立维滕贝格大学的时间，正是“大学史上一个创造性时期，一方面旧大学处于于改革之中，另一方面的新教和天主教大学正开始建立，许多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富有活力”。②

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已经出现许多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不同于提供基础教育的文法学校，而是要为某些专门学科和职业培养人才。③在16世纪初期，大学一般会开设四个学院：神学、法学、医学和文法学院。其中医学院的规模比神学院和法学院要小，以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院为例，一开始只有一位教授，后来增加到两位，直到1536年才有了三位医学教授。①

即便大学教育已成规模，但因为大学秉承的是中世纪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的传统，显得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至宗教改革前期，德意志大学教育甚至可以用“穷途末路”来加以形容。由于大学教育的课程相当狭隘，致使当时的父母认为：如果孩子不做神职人员、修士和修女的话，就不必要把他们送到大学里去接受教育，导致大学的学生數量不断下降。至16世纪20年代中期，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大学的学生数量急剧下滑。许多德意志城市学校抱怨学生不足，许多学校甚至因为没有学生而只能关门。也出于这个原因，私人教师的数目也不断减少。德意志大学缺乏学生的情况变得非常恶劣，科隆大学（Universit？覿t zu K？觟ln）的学生数量从1516年的370名减少到1524年的54名，路德的母校埃尔福特大学（Universit？覿t Erfurt）从1520年的311名减少到1527年的14名，维也纳大学（Universit？覿t Wien）从1519年的661名，减少到1532年仅剩12名，汉萨的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覿t Rostock）在1500年有300名学生，到1529年没有一位学生。甚至连宗教改革家的大本营维滕贝格大学也遭遇危机，从1521年的245名学生下降到1527年仅剩下73名学生。②

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路德所在的维滕贝格大学无疑成为德意志社会关注的焦点。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斯特劳斯教授（Gerald Strauss）在《路德的学府：德意志宗教改革时期对年轻人的教导》一书中肯定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对德意志教育的贡献，详细阐述了16世纪德意志教育史，但他把重点放在青年人的教育上，对当时德意志大学的情况少有提及。③而梅兰希通作为维滕贝格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和宗教改革家，他对维滕贝格大学的课程设计和教育改革可谓居功至伟，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德意志其他新教城市去对他们的学校和大学改革提供建议。④因其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他被称为“德意志公立学校之父”。⑤同时梅兰希通也是第一位明确呼吁在新教大学的学科改革中，要以原始资料作为大学教材，向学生提供具有最高价值的教育，让学生“可以利用最好的作家们提供的科学原始资料”。⑥所以梅兰希通要求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院学生必须阅读医学家拉齐斯（Razes）、阿维森那（Avicenna）、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的原著，并把盖伦和阿维森纳的作品重新翻译和出版。⑦这个时期的维滕贝格也从一个大学城转变成为欧洲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正如德国宗教改革城市史研究专家贝恩德·穆勒（Bernd Moeller）所说：“没有书本的印刷，没有宗教改革。”⑧

从这些情况来看，新教改革家对德意志大学教育危机的状况是相当敏感的。他们的态度，就是力行教育改革，企图用改革来克服危机，进而把德意志大学办成文化与科学的研究教育中心。大学必须为社会服务，让有用的知识成为民生之依。要完善上述的目标，就要批判旧教育体制和建设新的教育制度，包括基本的教育理念、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造，以及创建新的课程。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新教改革真正取得整体性成效。

二、路德关于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践

马丁·路德第一次谈到大学教育是在1520年发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路德写作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要抨击教皇制度的三层围墙，属灵权高于属世权；教皇的解释圣经权和教皇召开教会会议的权力。在把三层围墙逐一攻破后，他提出世俗政权并不在属灵阶级之下，应更能够不受阻碍地行使它的职务。①在把教会的弊端全部指出并加以批判后，路德提出他对大学教育的改革建议：

大学也需要经过一次良好和彻底的改革——不管得罪谁，我仍必须说这话——因为教皇所设立的和命令的一切，都无非是增加罪恶和错误。倘若大学的现状不加改革，那么它们不过是像马加比书所说：“以希腊的光荣来训练青年的场所”，在其中流淌着放荡的生活，不教授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而且那盲目和异教的师傅亚里士多德统治着一切，甚至驾乎基督之上。②

作为维滕贝格大学的圣经学教授，路德对大学教育的弊端可谓深有体会，同时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在大学的盛行持反对态度。当时经院哲学在大学的教育中占主导地位，权威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的发展，路德意识到如果要对基督教社会的弊端进行改革，必须将培养高等知识型人才的场所——大学引导上正确的道路，让大学教育以世俗和实用为目标，培养出合格和专业的学生来担任世俗政府和教会的工作，以及为社会服务。接着他提出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灵魂论、伦理学、从来都被认为是他最好的著作，现在应该全部作废；其他论自然的著作，也应作废，因为关于自然或关于心灵的事，我们并不能从那些书学到什么。加以没有人能了解它的意义，不过是苦心研究，牺牲了许多宝贝的时间，白费了气力。我敢说任何陶工所有的自然知识比这些书里面所写的还丰富些……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修辞学和诗学可以保留，或摘要，当作训练青年人演讲和传道的教科书。③

在这部分文字里，路德第一次清楚地提出他对大学课程改革的纲领。首先要停止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灵魂论和伦理学的教导，他认为这些对学生的学习没有任何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逻辑学、修辞学和诗学需要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对学生的演讲和传教大有裨益。另外，要学习对布道有帮助的三种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数学和历史”也非常重要，应该继续教授，但是必须把这些科目交给专家来对学生进行指导。④这样的改革，因为“没有什么事比彻底改造大学更值得皇帝和教皇关注”，如果任由大学教授不恰当的内容，等同于放任“极恶的、欺骗的、和无赖的异教徒用虚伪的语言引诱并愚弄了许多的好基督徒，上帝派遣了他来，是要惩罚我们的罪恶”。⑤

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对德意志大学教育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早在15世纪80年代就有多位著名人文主义者如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和约翰尼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认识到教会学校和大学在粗糙地教导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们对古典文献和教父著作的曲解，以及对学生和课程内容的高压控制以达到强化教会势力的做法，严重扭曲了大学教育的本质。⑥1348至1506年间，德意志建立了许多大学，这些大学纷纷开设神学、医学和法律的课程。虽然这些大学由各地的领主建立，独立于教会的机构之外，但它们还是处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因为创办大学的特许状需由教会签发，同时教授们也必须得到教会的同意才可以开始授课，大部分的教授还拥有神职人员和修士的身份，⑦如马丁·路德在出任维滕贝格大学教授的时候就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

路德要求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革的观点也得到了他的好友即维滕贝格大学希腊文教授梅兰希通的支持。①路德和梅兰希通在强调圣经在大学课程中的重要性后，都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培养能够承担公民义务，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地方。“有智慧的领导者应该用慈爱把教会和大学团结起来……聘用富有智慧、博学，以及充满美德和远见，掌握修辞学和虔诚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去教导学生的教师。”②而路德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灵魂论的批评却马上遭来了指责，让人以为路德是在反对科学。路德在1520年6月23日完成文章后，随即在10月就遭到了巴黎大学教授托马斯·拉迪克斯（Thomas Rhadicus）的批评，他撰写了《致德意志诸侯和人民的演说词，反对马丁路德亵渎他自己国家的荣誉》（Oration to the princes and people of Germany against Martin Luther who violates the glory of his nation）。文中他认为路德是因为自己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而将之全部否定。③梅兰希通马上对拉迪克斯作出回应，在1521年2月撰写《反驳拉迪克斯为路德辩护词》（Adversus Rhadinum pro Luthero oratio）为路德解释。在文中，梅兰希通指出路德对所有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古希腊医生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和古希腊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以及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宝石、植物和生物学，只要这些学问是有助于神圣的研究（Sacred studies），他都是赞成的，也就是说路德对所有由医生写作的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都是认可的。④

在1530年《坚持儿童上学的讲道》中，路德特意谈到大学医学教育的重要性：“我在此应该提及医学界和其他大学文科，也需要许多教育人才。有关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写成一本巨著，和用半年的讲道时间始能详细阐明。假使语言文法和其他修辞学的艺术没有适当地教导，传道人、法学家和医生从何而来呢？故此必须确立这种教导的方法称为泉源，始能涌出有学问的人。”⑤路德在此重申要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语言文法和修辞也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目，而医生作为特殊技术的专门人才，路德继而对他们提出表扬：

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医生就是贵族；经验清楚告诉我们医生的重要性，因我们决不能缺少他们。行醫不仅贡献伟大，而且圣经也明显地指出它是一个有用的，能安慰人的和值得钦佩的，它不单是上帝所悦纳的事奉，并且也是由祂所设立的。便西拉智训书三十八章1-8节差不多把全章的经文用来赞美医生：“当与医生交朋友，他是人们所需要的，他是上帝所派立的。医生从上帝那里得了智慧，也从君王那里得了礼物。医生的技能使他昂头。所以他能站立在君主面前。上帝使地生长各种药材，聪明的人不应当丢弃他们。树木不是能使水变甜吗？上帝藉着这事使人知道他的权能。上帝给人有明辩之才。好使人赞美主大能的作为。医生藉着这些能以减轻人的痛苦。”⑥

接着，路德又强调世俗的政权有责任强迫孩子上学，并且有责任维持一些职位与境况，如医生、传道人和法学家的人才供给使唤，因为“我们不能缺少他们”。⑦

路德也认为基督是信徒的医生，在危难时能够帮助病人减轻恐惧。⑧路德把基督视为医生的观点也影响随后基督教艺术的发展，在17世纪初和18世纪出现了大量把耶稣画成医生或者药剂师的作品。譬如在德国纽伦堡，画家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于1619年完成的名为《药剂师耶稣》（Christus als Apotheker）的画中，耶稣坐在药房里拿着秤杆配药，一群病人在他面前排成长队等待帮助。⑨这些画作经常被悬挂在路德派的教堂、医院和药房的墙壁上，让信徒对“吃药看病”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⑩

三、梅兰希通与维滕贝格大学的

医学教育

宗教改革在推动德意志医学向近代转变方面之所以有超越前人的成就，还应归功于创办新式的医学教育，培养合格医生。其宗旨是，办医学教育就是为了救助病人，凡对救治病人有利者，一律加以吸纳。这有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教育可以为证，其中路德的朋友梅兰希通起到了关键作用。维滕贝格大学是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地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和新教的最重要的阵营，所以影响很大。更为重要的是，维滕贝格大学的医科教育，是在路德、梅兰希通的亲自指导下发展的。①从这个角度看，它是新教医学教育的典范和示范点，体现出新型医学教育的种种特点。

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院创建于1508年，规模不是很大，称不上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但是宗教改革却使它打上了深深的新教烙印。②宗教改革赋予了它两大特性：有用和神圣。新教改革家认为医学是最为有用的一种学问，1542年，梅兰希通撰写了《论自然科学》（On Natural Philosophy），③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梅兰希通指出：“医药经常救人一命，赶走有害的疾病，虽然有时一些病要比学来的医术更加强大。医学的起点是自然科学，因为它有众多优点，所以时常会教给年轻人，下面我将一一细数它的优点。”④他接着说：

医生学习到的全都是对人类生活有益的知识。但不是所有人都要学习医学知识：亚里士多德说过，国家里有农夫也有医生，也就是说，国家需要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因此，教授自然科学的目的不止是为了让人愉悦地学习，而是要让它能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有所帮助。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治愈疾病，但无论如何，所有脱离野蛮人生活的人都需要对人体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元素、体温、人体四肢和内脏的功能和基本性质，疾病的起因……这也是家庭里母亲需要知道的知识，可以用来维持健康和进行教育。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家庭科学以保护他们的健康和调节生活。⑤

这段文字表明，梅兰希通把医学放到了“对人类生活有益”的位置，而医术技巧，更是惠及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学问。这是医学教育的目的，为此应当普及医学，用来为世人服务。

然而，医学不仅是有用的，它还是神圣的。1548年8月7日梅兰希通在维滕贝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上做了题为《论医学的好处》（On the Merit of the Art of Medicine）的报告。⑥梅兰希通说：“所有人都应该感激医学，因为每个人都是经接生婆的手降临人世的，在成长过程中更是得到医学的帮助。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视医学为上帝的馈赠，也没有感谢上帝作为医术的发明者和教师。”他引用《德训篇》（Sirach）第38章第1节中的经文“要给与医生应有的尊重，因为你需要他，因为天主创造了他”，以此来肯定使用医药和医学的正当性。接着，他又引用第4节的话，“上主创造了生长在大地上的药材，明智的人绝不看轻它们”，来说明药材由创世主创造，同时医生的诊断，也是得到上帝庇佑的，他的效能，也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这些言辞的基本精神与路德完全一致，即应当尊敬医药和医学。⑦正因为医生和医药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具有无上的神圣地位。这一提法，与中世纪依赖祈祷驱魔，以及任意贬低医生、医药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维滕贝格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医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梅兰希通非常重视医学院的教学。他要求按照教材来进行教学，在课程设置上，采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教学模式。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院，常规设有两位医学教授的职位，一位教授医学理论，一位教授临床医学。在四年的医学院课程里，学生必须读拉齐斯的《献给阿尔曼苏的医书》（Liber nonus ad Almansorem）和阿维森那的《医典》（Canon Avicennae）以及相关的注释；在最后两年要读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格言集（Aphorisms）和盖伦的作品。1536年，医学院的课程得到了新任选帝侯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I， Elector of Saxony）的同意。医学院也增加了一位教授席位，专门负责教解剖学著作。前面两位一位教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一位教拉齐斯和阿维森那。至此，希腊医学和阿拉伯医学在维滕贝格大学的课程里平分秋色。①

梅兰希通重视希腊医学，在于希腊医学中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在为新上任的医学院院长彼得·布克哈德（Peter Burckhard）所著的关于希波克拉底的书的前言里，梅兰希通曾经充分阐述过古希腊医学家的知识对医学教育的重要性。②梅兰希通曾经作过好几次著名演讲，如《论科学》《论灵魂学》《论解剖学》《论盖伦》③和《论阿维森纳》，④都涉及医学的专门领域。尤其是最后两篇演说词，他极力赞扬希腊医学家盖伦和阿维森纳在医学上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盖伦和阿维森納的医学著作虽然自中世纪开始便已经在西欧流传，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完整地编撰出版。根据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覿t Halle-Wittenberg）医学院约尔根·赫姆（Jürgen Helm）教授的解读，梅兰希通呼吁研究这些新出版的古希腊医学家的著作，意在以此来取代作为大学医学教材的中世纪时的翻译本和注释本。他认为“盖伦的中世纪译本措辞不佳，没有表达出盖伦优美的干净、清楚和优美的文风，反倒像公牛在吼叫”。⑤

要办好医学教育，了解人体的构造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加强解剖学的教学。与视解剖学为对上帝不敬、对人的亵渎的传统不同，梅兰希通积极为解剖学鸣锣开道。梅兰希通曾编撰过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并撰写导言，使之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材。⑥在导言中，梅兰希通表达出他对科学的敬佩，并把解剖学拔高到灵魂学的高度。他认为，人类复杂的身体结构正是上帝全能全知的最高展现，通过学习医学和解剖学，学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力量和他创造的世界，坚定信仰，成为一个更加虔诚的教徒。后来他又在《论灵魂》的基础上撰写了《论灵魂的注释》（Liber De anima），在1552年重新修订出版，书中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其他关于自然的书以及瓦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结构》（De hummani corpois fabrica）。⑦在这本教材里，梅兰希通表达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自然科学可分为两方面来加以认识：一是解剖学，另一是天文学。通过解剖身体，可以发现人体构造之奥秘和神圣，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上帝无与伦比的技巧、远见和对人类的关爱。⑧值得注意的是，梅兰希通在论述解剖学的重要性时，把天文学与医学联系在一起：

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约瑟起，人类就开始思考天堂和星体运转的奥秘，而医生这个专业则通过了解人体的构造和身体的变化来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上帝把智慧赐给人类，正是要人类认识他，同时让更多的人受益。一个好医生的身上自然具备了许多美德，如博学、勤勉、诚实、沉稳和明察善断。这样的医生，得到人们再多的美誉也不为过。⑨

从临床医学的角度看，由于梅兰希通的努力，维滕贝格大学有了相对开放的教育环境，解剖学的教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出现了公开的解剖课，而且为此还特地增加了一名教授的席位。在1550年11月6日的演講《论解剖学》（On Anatomy）中，梅兰希通指出：如果年轻人想要了解自然界和天堂的建筑的话，首先应该开始学习解剖学。“支持和鼓励学习这门学科的人，是在为人类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这样的智慧不仅对提高道德有益，也是保护健康和驱走疾病的必要知识……年轻人开始观察人体，认识自己，认识这个肉眼可见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作品。”⑩梅兰希通还提出：

仅仅听从医生的训勉不足以有效地维持身体的健康，更好的办法是认识每天遇到的危险。而认识危险的前提，就是对身体各个部分的位置、组织、特质和功用有所了解，观察它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受益或者有损，又或者哪些部分会受到影响。因此，解剖学有助于避免人类患病，在生病前提早进行预防，让医生的工作不至于徒劳无功。{11}

伦敦大学的维维安·纽顿教授（Vivian Nutton）注意到了维滕贝格的解剖学教育，指出16世纪的解剖学是以实践取代了书本上的学习，瓦萨里的解剖学取代了盖伦的，人体解剖成为普遍的医学课程并是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在西班牙天主教国家，由于学者们保守的观念，短视的官僚和宗教反启蒙主义者，解剖学教育门庭冷落，甚至被忘记了。①而维滕贝格大学却率先采用瓦萨里的解剖学，并把它作为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梅兰希通在瓦萨里的《人体的结构》出版后便购买了，仔细阅读并加上注解，对瓦萨里优美的讲解风格大表赞赏。维滕贝格大学出版商甚至出版了一些解剖图纸供医学生学习，同时他们也可以观看现场解剖。②

四、结语

路德和梅兰希通的大学教育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在16世纪，路德教派一共创办了4所大学和20所文法学校。③追随着维滕贝格大学的教育新模式，巴塞尔大学（Universit？覿t Basel）在1532年进行了改革，然后是罗斯托克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覿t Greifwald），图宾根大学在1535年，莱比锡大学在1539年，海德堡大学在1556年。到1648年为止，德国有13所新教大学。④作为医学改革的一种结果，维滕贝格大学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医学毕业生。⑤其中包括路德和梅兰希通的学生约翰尼斯·克拉图（Johannes Crato），他在1534年进入维滕贝格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三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私人医生，也是近代早期医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于1568年因其杰出的医学成就被封为帕拉丁伯爵（Comes Palatinus）。⑥路德的儿子保罗·路德（Paul Luther）也进入了维滕贝格大学修读医学学位，后来在他的医学博士学位授予典礼上，梅兰希通表示，保罗是在路德的鼓励下，走上学医道路的。⑦保罗先是成为勃兰登堡侯爵约阿希姆二世（Elector Joachim II of Brandenburg）的医生，后来又成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Elector Augustus of Saxony）的医生，可见其医术是非常高明的。⑧梅兰希通在萨克森宫廷的要求下，也为医学院聘来声誉良好的医学专家施塔曼努斯（Stagmannus），最后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维滕贝格大学医学院的课程中删除，⑨而文法课程成为要进入医学院的先修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拉丁文水平。⑩

由此可见，维滕贝格大学作为路德派学者的聚集地，路德和梅兰希通的医学教育理想在这里得到实践，成为德意志乃至欧洲许多其他大学的榜样。梅兰希通对医学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医学、道德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言：“在宣扬道德教育上，解剖学和宗教同等重要。”{11}解剖学、灵魂学、宗教学、道德学融为一体，成就了新教医学教育的新模式。同时，他也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参与到他改革后的学科课程计划，并在1529年建立的马德堡大学（Universit？覿t Magdeburg）里进一步巩固他的新教大学改革计划，{12}重新修订了科隆、图宾根、莱比锡和海德堡大学的课程。{13}另外，维滕贝格大学的教育模式也对德国以外的大学产生重要影响，譬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K？覬benhavns Universitet）。哥本哈根大学在丹麦于1537年宣布成为新教国家之后，不仅采纳了梅兰希通的教育理念，还不断聘用维滕贝格大学的毕业生前往任教，①在1537—1599年期间，有近500名学生在维滕贝格大学学习，可见两校交往之密切。②作为新教运动中心的维滕贝格大学对于近代医学教育的尝试，为谋求新型的大学医学教育提供了经验和样板。从维滕贝格大学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看，不仅为近代医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实现了大学的自我调整，使其逐步适应乃至融入了社会的需要。“崇尚科学和为民服务”为德意志宗教改革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而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成为德意志教育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

【作者简介】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意志社会史和宗教改革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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