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视角下联盟资产类型和治理机制的关系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不确定环境下不同联盟资产类型对联盟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在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和内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研究战略联盟资产类型和联盟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盟中知识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正相关，而所有权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负相关，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对关系治理机制有正的调节作用，内部不确定性对关系治理机制有负的调节作用；其中技术不确定性加强知识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的正相关，而内部不确定性加强所有权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的负相关。

关键词：不确定性 战略联盟 资产类型 治理 资源基础观 交易成本理论

引言

战略联盟的治理机制是对联盟进行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联盟资产类型对联盟治理机制的影响特别是结合资源基础观，在动态不确定环境的影响下的研究还比较少。联盟是资源的集合体，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出发演绎资产类型的概念和维度是较为合理的。具体而讲，可以把资源划分为知识类资产和所有权类资产，不同类型的联盟资产需要不同的治理机制（G. Hoetker，T. Mellewigt，2009）。

联盟资产类型对联盟治理机制的影响还受到动态变化环境的影响。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是联盟所面临的主要变化环境。在选择联盟治理机制时，由于动态不确定性的存在，为实现联盟目的，联盟管理者要具有战略灵活性，这种战略灵性还会影响联盟企业投入联盟中的资产类型。本文主要研究在动态环境下联盟资产类型和联盟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联盟治理机制

联盟治理是指设立一种机制，使参与联盟的成员企业能更好地行使职责，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降低交易成本，维持联盟的稳定性。目前对联盟治理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正式治理机制；另一个是关系治理机制。正式治理机制包括签订详尽的法律契约条款，专用性资产投资以及与交易属性匹配的联盟治理结构。联盟成员通过法律契约规范彼此的行为，订立计划，明确彼此的权力与义务等（Poppo，Zenger，2002）。和正式治理机制相对应的治理机制是关系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包括信任、声誉、非正式沟通等，这种治理机制适用于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环境风险程度高，交易主体具有高信誉、丰富的网络经验、对称的谈判地位和风险分担态度的情形，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和密切沟通等非正式的社会治理机制来发挥作用（Langfield Smith， K， D Smith，2003）。联盟成员的声誉以及愿景等会对联盟的治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伙伴间的沟通和激励也极其重要（Garwal R.A.，Croson R，and Mahoney J，2010）。Kale et al.（2000）认为联盟企业在联盟的过程中，投入的关系资本、对冲突的控制能力等对联盟过程中知识的学习和关键资产的保护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环境不确定性、联盟资产类型以及前人的研究，把联盟的治理机制分为关系治理机制和正式治理机制。

（二）联盟资产

目前对于联盟资产的研究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两个角度出发。其中，交易成本理论根据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将资产划分为专用性资产、通用性资产和混合型资产。资源基础学派则认为企业 是由不同资源组成的集合体，资源基础观的代表人物Barney（1991）把企业的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人力资源资产和组织资产。Miller和Shamsie（1996）根据企业资源被模仿的时候受到的障碍的性质的不同，将企业的资源划分为基于产权的资产和基于知识的资产 。Teece和Pisano（1997）将资源划分为技术资源、制造资源、与顾客相关的资源和财务资源。Das和Teng（2000）根据资源是否受产权法的保护，将企业的资源分为所有权类资产和知识类资源。史会斌等（2008）将联盟资源划分为金融资源、技术资源、物质资源和管理资源。Hoetker等（2009）根据成员企业投入联盟的资产的结构，将联盟中的资产划分为知识类资产和所有权类资产。本文也将联盟中的资产类型划分为知识类资产和所有权类资产。

知识类资产是指企业中无形的经验和技术等，例如市场营销的技能、客户服务专门技术和商业机密等。这些资产的产权并不明确，泄密属性比较突出，很难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保护。随着联盟的不断进行，联盟成员间除了会订立契约外，非正式沟通也会不断地增多。这种非正式沟通由于省去了大量的繁杂的程序，大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本。联盟也可以被看成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契约。联盟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伙伴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低效率的联盟，为了不失去伙伴的信任，企业也会选择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自己的声誉。考虑到这种情况，企业投入知识类资产时可以减少对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忧虑。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联盟中投入的知识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关系。

所有权类资产是指联盟中产权归属明确，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产，包括诸如厂房、机械设备、资金等。这类资产使用关系治理机制进行治理时，关系治理机制的法律效力较低，缺少强制作用，联盟成员可能会由于侥幸心理，并不会投入事先商定好的所有权类资产，或者是出现“敲竹杠”的行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联盟中投入的所有权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成负相关关系。

（三）不确定性

引起联盟的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联盟所处的市场、政府政策、技术的复杂度以及合作伙伴的不确定性，都会引起联盟中不确定性的变化。联盟在选择治理方式时面临的主要的不确定性是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和内部不确定性。

技术不确定性是企业在进行联盟时来自技术、产品或者服务本身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技术研发的投资成本、时间成本、技术应用和商业化等的不确定性，不仅与已知科学知识和技术规范有关，同时和尚未被探索的技术经济问题也有关系。传统的文献一般把技术不确定性归结为开发成本函数的不确定性。实物期权理论中的技术不确定性一般是指创新是否成功的不确定性（梅德强、龙勇，2010）。一项技术的成功除了包含技术本身成功的可能性外，还有实现商业运行的可能性，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本身成功的概率都很低。对于技术的不确定性，一旦遇到可能的失败，采用较强的正式治理机制进行控制，就不能快速地采取措施停止或者改变创新。关系治理机制能很好应对这种情况，技术研发人员之间的非正式沟通，可以快速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另外，技术的开发过程之中，技术人员是技术研发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灵活的激励方式，也可以促进技术的成功；再者，情景的规划是应对不确定的方法之一，面对技术的不确定性，通过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规划，可以减少联盟因固守陈旧战略而面临更多的不利情况。龙勇（2011）指出当联盟所处的产业的成熟度较低时，面临的环境不确定较大，联盟管理者倾向于使用关系治理机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技术不确定性与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关系。

市场不确定性主要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宏观市场环境有关，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消费者偏好，国家政策等。对于这种不确定性，较强的正式治理机制是难以适用的，正式治理机制的流程相对比较复杂，很难适用于变化的市场不确定性（Havenaar M，Hiscocks P，2012），所以合理的有弹性的治理机制就更加合适。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联盟能够迅速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对较高的市场不确定性进行有效缓冲。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市场不确定性与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关系。

联盟的内部不确定性越大，即合作伙伴行为不确定性越大，企业就越倾向采用强的正式控制，通过较为严格的层级治理结构和正式的规章制度能够有效地减少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黄玉杰等（2007）认为当联盟中存在较大的伙伴机会主义行为时，联盟倾向于采用股权联盟模式。在不确定合作伙伴的行为时，盲目采取信任的治理机制，会为机会主义行为带来很大的空间。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内部不确定性和关系治理机制成负相关关系。

将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和内部不确定性放在一个复杂系统考虑，可以刻画出不确定性环境与联盟治理机制关系的假想图（如图1所示）。

当联盟中存在较大的内部不确定性时，为了达到对内部不确定性的有效缓冲，联盟管理者倾向于采取较强的正式治理机制。内部不确定性为伙伴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这最终又会进一步影响所有权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在联盟中投入较多的所有权类资产时，联盟管理者倾向于采取正式治理机制；当联盟面临较大的内部不确定性时，也会倾向于选择较强的正式治理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内部不确定性加强所有权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成负相关关系。

随着联盟所处环境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联盟失败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时候联盟投入较多的所有权类资产就会面临财产损失的风险，这使得联盟成员变得保守和谨慎。此时的联盟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知识类资产，因为此时面临的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小。联盟管理者往往也会选择更富有弹性的治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无法控制的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技术不确定性加强知识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关系。

H8：市场不确定性加强知识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关系。

样本与变量的选取

（一）样本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来源于课题组于2009年11月到2012年5月期间在陕西西安、重庆、广东深圳等地的调研。前期主要采用上门调研和企业访谈为主的形式，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的面对面交流，获得第一手资料数据。后期主要是针对学院的MBA和EMBA学员进行问卷调研。所调研企业所属行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专业设备制造、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子信息与节能技术等领域，每个企业为一个样本。所选取的地点的产业结构和环境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能够很好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次调研一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214份，回收率为42.8%。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可靠性，笔者对回收问卷进行了筛选，最后整理有效问卷为172份，有效率为34.4%。

（二）变量选取

关系治理机制和正式治理机制采用Das和Teng（1998）对正式治理的衡量指标。知识类资产和所有权类资产参考Hoetker等（2009）的指标。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参考Desarbo等（2005）的度量指标，内部不确定性采用Brown（2000）的指标。联盟经验、资产专用性被认为会影响联盟的治理机制，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方法与结果

本文中的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的二项式层级逻辑回归模型对联盟治理机制进行分析（见表1），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这表明相关矩阵中各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1是层级回归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1是显著的（p<0.10）。联盟经验与关系治理机制的相关性不显著。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联盟治理机制和三种不确定性变量，模型2是显著的（p<0.10）。模型3是完整的模型，包括联盟资产类型、不确定性、控制变量以及交互作用，模型3是显著的（p<0.05）。模型3比模型1和模型2正确预测比例有所提高。因而模型3对联盟治理机制选择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度。结果表明，技术不确定性加强知识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正相关关系，而内部不确定性加强所有权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的负相关关系，且均显著。市场不确定性对联盟资产类型影响联盟治理机制选择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模型3提示，除假设8外，其余假设全部通过检验。最后，通过对三个模型中所有显著的变量进行精简检验，进一步证实前面7个假设的合理性，结果如表2所示。

结论及讨论

首先，研究结论表明，投入联盟中的资产类型对联盟治理机制的选择有影响，知识类资产与关系治理机制成正相关。研究联盟资产类型对联盟的治理机制的影响以及对联盟的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联盟中投入的知识类资产较多时可以选择更多的关系治理机制，而当所有权类资产较多的时候，较多的正式治理机制更适合联盟。这可能是由于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更大弹性，而知识类资产很难明确产权归属。

其次，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时，合理的关系治理机制更适用于联盟治理，内部不确定性较高时，合理的正式治理机制更适合联盟治理。而且，内部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会进一步调节联盟资产类型对联盟治理机制的影响程度，具体表现为内部不确定性加强所有权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成正相关，技术不确定性加强了知识类资产和关系治理机制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政府对经济转型的实施力度逐渐加大，欧债危机的阴霾继续笼罩在世界经济的上空，我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不断加大，因此，联盟在选择治理机制的时候要考察联盟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重点关注技术不确定性较大时向联盟中投入何种类型的资产，并尽量防止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由于内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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