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斥慈禧对联看清末社会与南社的相互影响

报告》的一个估算资料（参见下表）看出，清朝廷每年用于支付已经腐朽的“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开支的财政数额，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这些官家系统中的“正规军”人员彼时已完全腐朽，成为“吃皇粮”的社会寄生虫。

当时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是湘军和淮军，与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期间招募的临时工——勇营、绿营（被称作练军），却并无国家编制，分布在全国各地。[8]

虽然甲午海战前清廷财政系统，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付在战争开支上，但是真正在战争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开支却占比很少，大部分是养痈为患。基于财政状况是政府最核心的利益，一份入不敷出的财务收支报告，足以为清政府的衰灭定调。

虽然慈禧个人的生日过得风光滋润，老百姓的日子却真是“膏血全枯”，垂死挣扎。加上甲午海战后签订的一系列赔款条约，清政府就是实在的“破产”状态了。

清末社会风雨飘摇，从上到下，都有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

2.2中日甲午海战后清廷对内的主要政策及社会变化

2.2.1实行“新政”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廷决定全面变革军事制度，仿照西法，在编练新军时采取了诸多措施，吸纳了一些知识分子从军。这些从军的社会精英，为中国的军事近代化注入了活力。

清末民族危机严重，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这使得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对现状的不满，对祖国的忧虑，促使他们走上革命救国之路。“今言革命者，欲借权倾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兵士”。[9]

1901年清政府开始全面的革新运动——“新政”，军事改革是这次改革的重头戏，由此导致社会对军人的极大需求。知识分子为谋出路积极投身军队，投笔从戎，使文武合一，他们改变了传统的部队风气。知识分子的军事化也带来了政治化，虽然使近代中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但由此开始了军人干政的不利局面。[10]

清朝廷的决策者们认为开设武备学堂和赴外军事留学都是培养西式军官的有效途径。1896年张之洞在湖北开设武备学堂，学员以120名为额。招生消息公布半月内报名投考者已4000人，校方于是对招生条件作出极为严格的限制，“但取有功名及祖父胞伯叔胞确登仕版之人”。[11]可见武备学堂门槛之高。自1901年清政府下诏正式废除武科以来，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热情随着各地军事教育机构的兴起持续升温。甲午以后的军事留学热，从1898年到1908年间，赴日游学陆军达1000余人，其规模及影响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2]民国报人王新命曾感叹：“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1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模式的重大转变”，也是自身观念与“事业格式”的转变。[14]

在等级森严的部队，军队等级越高者，得到的尊敬、财产、政治权利就越大，对他人的影响也越大。这些事实使军队里的升迁比别的职业具有更大的价值。[15]

新军的整个军制组织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仿效对象的。“而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基本上是科技、管理、甚至意识形态的复杂有机体，接受先进国家的军事体制，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价值观”。[16] “君主们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成为这支军队的牺牲品”。[17]这种历史的讽刺于辛亥革命中降临到清王朝头上。[18]

2.2.2废除科举制度

1905年清朝廷废除了延绵2000余年的科举制度，无疑对传统三维共构的社会釜底抽薪，去除了文化道统之一维。传统仕途被阻的同时，军人的社会威望和吸引力大为增加。

清末民初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断了读书做官上升通道的传统士绅阶层，开始各谋出路，大批传统知识分子集中军队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从下图也可以看出文官不如武将收入高，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武官吸引力更甚。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离开乡村以及乡绅进城的潮流出现，原先的乡村宗族社会的族统领导依据也因之弱化。原先的乡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新阶层随之发生裂变。因着新文化价值传播的熏陶，个人从家族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迅速形成西方概念下的民族国家体系，整个社会结构因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王权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受到挑战。

（理论上） （实际上） （城市近代社会结构） （乡村社会结构）

从此图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结构由原先简单的纵向化族系社会向独立多元化社会的裂变。清朝末年在报纸媒体中的“绅商学军”就是企图用传统的“士农工商”模式套用新的独立多元化社会现象，却给人一种要么是不曾存在，要么是已经被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印象。因为除了“绅商学军”，原先家族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被纳入民族国家成为独立的个体单元。

相较“绅商学”，新“军”在清朝末期社会所起的独特作用及其特性，是最受社会关注和重视的一个精英阶层。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忧外患之中的晚清政府，出于统治需要而大兴“尚武”、“文武并重”之举，实际操作中将效仿西方国家军制作为一项具体政策，从而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旧式绿营、勇营的新式军人集团，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3、南社的社会影响

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从军，是清末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们与文弱书生的行为方式彻底告别，走上了知识与武力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变化。知识分子的这种改变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局面，为诸军伐混战埋下伏笔，也对清末的时政格局以及军事文化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投笔从戎，也有大批精英有志之士，以笔为枪，参与到清末民初的社会洪流中。希望在浊世中为浑浑噩噩国民精神医病疗伤，“召唤国魂”，救亡图存，南社就是此时应运而生的。南社的兴衰发展进程可以辛亥革命为参照。南社在辛亥革命前处于上升扩张的健康发展期; 及至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南社成员开始分化，分化而使得内部矛盾凸显，由于是自发文人结社，分裂后期即为其消极匿声期。彼时不断出现新的组合，陆续有越社、广南社、淮南社、辽社、南社粤支部相继成立。全盛时期，全国入社者达一千一百八十余人。

3.1著名代表刊物

1899年到1905年是中国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清议报》、《新民丛报》在一段时期内引导着舆论界的潮流和走向。1900年后由中国教育会主办或教育会成员编创的《苏报》、《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童子世界》、《少年中国报》、《大陆》、《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觉民》等报刊，旗帜鲜明地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批评保皇派对专制政体的幻想，阐发革命的必要性，痛斥改良的危险性，以民族、国家的西式新理念警醒世人，形成了国内革命舆论的中心，与《清议报》、《新民丛报》分庭抗礼，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取而代之的趋势。

这一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当推《苏报》。《苏报》的主持人陈范、社论作者中的汪文博、柳亚子都是南社的骨干。《苏报》案后，《苏报》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

《国民日日报》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之祖 ”，《苏报》列第二。这份报纸主编章士钊，南社成员陈去病、苏曼殊参加了编辑工作，高旭、王无生、朱锡梁、包天笑、柳亚子、高燮等人则是该报的作者。

《警钟日报》于1904年创刊，是于1903年12月停刊的《国民日日报》的延续。《警钟日报》坚持《苏报》、《国民日日报》排满革命的办报宗旨，抨击封建专制政体，揭露清政府内政外交上的腐朽与无能。它还及时地向读者介绍国内外的革命活动，并公示了中华革命军“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这是“第一次在国内人民当中公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政治纲领。”[20]陈去病、林懈等人任编撰，高旭、高燮、柳亚子、蔡寅、王无生均为此报撰稿人。

妇女界和曲艺届也有刊物杂志阵地。有创刊较早、言论较激烈、革命倾向鲜明，同时影响也较大的妇女刊物《女子世界》，有南社女成员唐群英主编的《留日女学会杂志》;也有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 的中国最早的戏曲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南社丛刻》在这一时期是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它代表了革命文学的一个窗口阵地。

《民报》的问世是辛亥革命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近代报刊史上的大事件，带动了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在全国普遍开花。在《民报》的带动下，仅在日本创办24种报刊中，南社人创办、编辑的就有8种：《醒狮》、《复报》、《云南》、《洞庭波》、《鹃声》、《汉帜》、《晋乘》、《夏声》。南社人投身于新闻报刊业的这种突出比例在上海更高，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1905年至1911年的六年间，在上海先后出版的15种革命派报刊中，由南社人编创撰稿的就有10种：《国粹学报》、《竟业旬报》、《神州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越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克复学报》、《天铎报》。

国内的革命宣传曲折颇多也是这一段历史的特色。自《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相继被封后两年，《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主编。这份报纸僅出版37天，因邻居失火受殃及，编辑印刷营业部门皆覆灭火中。于右任于1909年5月15日又创办了《民呼日报》。92天后于右任被逐出租界，报纸被迫停刊。未及一月，《民吁日报》又诞生了。48天后《民吁日报》又被迫停刊。1910年10月10日《民立报》发刊。

《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获得极大成功的秘诀：“倘其适宜于此社会也，虽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气，时来时往于两大之间，时隐时现于吾人耳目之表，待时而生，自足风靡乎一世。[21]”，即适宜于社会，反映社会对进步、光明、公正、自由的追求。

南社人物最集中的是《太平洋报》，该报创刊于1912年4月1日，即便这份表现南社“全盛时代”的报纸也只出了半年左右就停刊了。

1905年前，南社人在新闻报刊业中崭露头角;1905年到辛亥革命前，南社人则成为革命派新闻报刊界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在革命运动中，南社人和这些报刊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3.2南社人的启示

南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数最多、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泛的文学社团。自成立之初便高举文学与革命的大旗，为辛亥革命呐喊，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助威。南社是一个正式的社团组织，以文学活动为主要形式，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团体。[22]

南社成员是革命者，是文人，“欲立一国之学术来救赎国魂”，是国魂的救赎者。南社人主张用革命文学来救赎国魂，而南社成员们就是国魂的救赎者。他们写诗撰文，编报创刊，以无畏、蓬勃的姿态出现在新闻界。

南社人冲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积极踊跃创刊办报，唤醒民众，培植精英;还在线下举行多次雅集。据马荣江老师考证从1909年11月13日到1949年4月16日新南社临时雅集，前后经历40年，共有十八次雅集。雅集以聚会为平台，举杯唱和后佳作迭出，聚会后即可结集一期文集。南社雅集成为当时诸多识字人士的精神期盼。《南社丛刻》22 集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刊。

南社是中国近代人数最多的自发的民间文学社团，其功绩和意义不容时代忽视。在册社员1600多人，另有近百人未填写“入社书”。认同社团主张，参加过活动，间接支持社团的成员难以计数。社团成员遍布全国各地，遍及 21 个省份，还有 18 人不明地域，另有1人为朝鲜国国籍。这又堪称中国近代活动范围最广泛的文学社团。[23]甲午战争时期的王韬、郑观应，维新运动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唐才常、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汪康年等人，在“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系列革命活动中，都曾以报人或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新闻报刊的舞台上，都有过参加南社的经历。

南社成员大多可以独当一面，如柳亚子，写过诸多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柳亚子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首先展现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柳亚子曾任编辑的报刊2种：1905年9月29日创刊的《醒狮》，编辑者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李叔同等;1906年5月创刊的《复报》，编辑者为柳亚子、田桐、高旭、高燮等。前面提到的于右任，将革命精神不断升华、贯穿始终陆续创办的《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也是一段报刊业的奇迹。

结语：

在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政治格局中，南社人从自发零星地在新闻报刊领域活动，到辛亥革命前在各省范围的小型组合，再到民国时期的大聚会，在推动革命高潮，保卫革命成果，促进民主化政治进程中，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新闻界最生机蓬勃的进步担当。涉及到报刊的版面、编辑、管理、发行、栏目增减、广告代理等业务，尤其在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理论宣传、教育等方面影响深远。

胡朴安曾在《南社诗话》中提到南社在新闻报刊业的作用：“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南社为革命文字之鼓吹。民国成立，民党报纸，其任编辑者，多半是南社社员，常与非民党报纸，以笔墨相战斗。”[24]

以报刊为阵地，南社人在此见证参与了诸多次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这些成熟精彩的“战役”从清末已经开始了，从章太炎斥慈禧对联和《警钟日报》为慈禧“祝寿”中可窥一斑。

周恩来评价柳亚子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正是新中国人对于南社经道义所担当的铮铮风骨与文人贡献的高度认同。

时至今日，南社精神仍然闪耀着灿烂的爱国主义光辉。

注释：

[1]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J].学术月刊，1984（05）：23-31.

[2]刘剑.章太炎撰联斥慈禧[J].国学，2013（04）：7.

[3]闾小波.《警钟日报》谐谑慈禧“万寿无疆”[J].文史杂志，1994（02）：23.

[4]俞前 王晓华 张庆军著《天下南社》P18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03

[5]赵增越.慈禧六十庆辰与中日甲午战争[J].中国档案，2014（09）：78-79.

[6]罗玉东：《光绪朝补教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

[7][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萨苏.覆灭之殇——北洋水师生死战记（八）[J].档案春秋，2015（03）：35-40.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G].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10]于美莲. 学人从军与晚清军人社会变迁[D].上海师范大学，2010.

[11]书鄂督张香帅创设武备学堂续示后.申报[N]. 1896- 12- 1.

[12]王莹莹，陈明.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现象探析[J].军事历史研究，2009（S1）：135-140.

[13]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14]王莹莹.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现象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8.

[15]（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 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6]赵中孚.近代中国军事因革与现代运动[J].台北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辑.

[17][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书店，1989.366、341、152、85.

[18]高钟.从“士农工商”到“绅商学军”——清末湖北社会结构之裂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44-50.

[19]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5（01）：14-35.

[20]俞前 王晓华 张庆军著《天下南社》P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03

[21]代派香港（中国日报）[J].民报（19）广告，19（）9-05-25.

[2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P258[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2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P259[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2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P403[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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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前 王晓华 张庆军著《天下南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03.

[4]冯自由.上海《民吁日报》小史汇[A].革命逸史：第3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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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G].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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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 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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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荣江.南社兴起的社会学思考[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01）：16-22+27.

[13]卢文芸.南社——新文化的前驱[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88-96.

[14]金红.南社现象与南社精神原论[J].北方论丛，2015（03）：38-43.

[15]罗玉东：《光绪朝补教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

[16]赵增越.慈禧六十庆辰与中日甲午战争[J].中国档案，2014（09）：78-79.

[17]闾小波.《警钟日报》谐谑慈禧“万寿无疆”[J].文史杂志，1994（02）：23.

[18]刘剑.章太炎撰联斥慈禧[J].国学，2013（04）：7.

[19]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J].学术月刊，1984（05）：23-31.

[20]萨苏.覆灭之殇——北洋水师生死战记（八）[J].档案春秋，2015（03）：35-40.

[21]王莹莹，陈明.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现象探析[J].军事历史研究，2009（S1）：135-140.

[22]高钟.从“士农工商”到“绅商学军”——清末湖北社会结构之裂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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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书鄂督张香帅创设武备学堂续示后.申报[N].189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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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莹莹.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现象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8.

[27]于美莲.学人从军与晚清军人社会变迁[D].上海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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