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新天下想象：中国国际传播的价值根基

【内容摘要】 近年来，所谓的“逆全球化”成为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的不和谐之音，而中国则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人类共同命运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新全球化”的倡导者。在这一背景下，对民族复兴的希望触发了中国对传统“天下”观念的再次想象。本文从历史脉络中寻找和叙述中国“天下”观念的嬗变，探讨民族复兴的新天下想象，进而探索中国国际传播的价值根基所在。

【关 键 词】 民族复兴；天下；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国际传播

一、逆全球化与新天下想象

近年来，“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右势力暗潮涌动”“欧盟内部就中东难民问题争议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等国际事件表明，目前国际社会局部动荡加剧，阶级、民族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正掀起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一体化进程进入不断深度调整和自我修复的阶段。①在这一股浪潮中，西方各国争相保护本国利益，制定相应措施以求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取得先手。特别是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把“让美国再次伟大”设定为战略目标，考虑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举动无疑大大增加了国际政治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方向受到阻碍。

在这股“逆全球化”浪潮中，因各民族国家相互竞争而出现的种种乱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从“全球一体化发展”退回到“民族国家自我利益至上”的担忧。这种担忧一方面是源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代价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是对于西方传统强国既往现代性权力逻辑的严重疑虑。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天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需要摒弃僵化的‘现代化’模式，代之以尊重当地本土文化的思想形式。” ①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擎。这一轮全球化可以通过中国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来总结：一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二是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这两者显然与过去20年全球所经历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同，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这种情形下，与传播有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传播本来就是人类全球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更成为中国与世界重新确立关系的纽带。如何讲述中国所倡导的“新全球化”与既往的“全球化”的差异？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与以往不同的希望与信任？如何应对各种疑虑与挑战？中国的国际传播肩负重任。策略与渠道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中国国际传播应当与新一轮全球化的理念同行，创造既有差异性又有融通性、既具生命力又具包容力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当代主流的‘帝国—民族国家’逻辑中蕴含着帝国主义风险，值得反思。历史上中国的‘天下大同’的思想有潜力塑造国际传播的新景象。”②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提供了一个有潜力的观念触发点。因此，通过历史关照、重新阐释、理论融汇，本文立足于探讨民族复兴的新天下想象，进而探索中国国际传播的价值根基所在。

二、天下观念的历史想象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中，很早就有“天下为公”思想的记载。《礼记·礼运》中有“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的说法，指的是将天下看成一个家，将国家看成一个人，主张一个超越“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任何人无论作为哪个国家的公民，都具有身份上的相容性，既是本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儒、法、道各家在政治思想上的相融共济，为中国的“天下观”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观念展现出的“本国利益至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世界观，显然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

费孝通在《鄉土中国》中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形容为“差序格局”。他认为，我们的格局并非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像“一捆一捆清楚的柴”，而是“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形成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而且这些圈子“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 中国人心目中的“家—国—天下”正如费孝通所言的“水中波纹”，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体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不仅如此，有当代学者指出，“家”与“天下”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维中最具支配性地位，并且形成基本的解释框架：传统中国的价值中心是在“家”和“天下”上，其中极端重心是“家”，同样，当需要最后解释时，问题就还原到了“家”。因此，就中国思维来说，“国”就被解释为是比较大的家，天下则是最大的家，即所谓“四海一家”。在这个思维模式中，天下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只是各个地方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现代西方所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②这种思维模式渗透进了羁縻政策、朝贡体系等政治体的交往实践之中。可见，中国古代的“天下”格局历史悠久，它深植于中国人传统“家—国—天下”的观念体系。

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也有其不足，就是它多半建立在“想象”的图景之上，而这种想象又长期以来被当作现实。葛兆光通过对古代的山海经、职贡图、旅行记和地图的检视，讨论了这种想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③有趣的是，当这种想象被打破之后，一种新的想象替代了它。

三、民族与天下双重想象中的传播问题

“想象”对于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天下”观念十分重要。④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认为，中国概念的神学化自有其演化过程。按照古代中国的想象，天下之中心是中国。这个想象或许起源于地理感觉。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共同繁荣的国家，但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对于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体都惯称为某某人，如蒙古人、契丹人、鞑靼人等。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进程的拓展和“一战”的结束，基本上所有王朝（帝国）都落下帷幕或退居幕后，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他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能够在某一个社会有机体中形成，首先需要认识论的变化，即时间观念从神谕式时间转向横向的历史；其次，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促使基于某一世俗语言的共同体形成。想象是由传播所建构的，并且传播的革新对于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国际秩序基本单元的格局形成十分重要。

“民族”是一个需要“想象”的共同体，正如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也是建基在想象之上。想象实际上就是由传播建构的。地图既是一种典型的建制性工具，也是一种传播符号。在地图的绘制和传播过程中，想象也随之展开。近代地图与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它开始拥有了明确的边界。

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将中国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也开始重新定义自己对于“天下”的想象，并开始以另一种姿态进行内外传播，新兴的媒介工具也加入进来。

四、近代中国的观念转变与大众传播的兴起

14—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发展壮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欧洲及北美在科技、文化、军事、经济各个层面的巨大飞跃，为欧洲列强日后的殖民掠夺和资本积累创造了历史条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仍然生活在天下想象中。明朝大兴土木，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从国家层面强行阻隔南北方的来往，并在南部沿海为抵御倭寇设立海防，未能全面参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进程。清代以来，强烈的“外族意识”使统治者采用了更加严苛的文字狱等手段，从而在思想和行为上禁锢了国人积极开放、睁眼看世界的步伐。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不堪一击的清军一败涂地，中国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一度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

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象化为泡影，中国人开始重新想象“天下”的意义，重新定位中国在“天下”中的位置。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应按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标准划分，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具体可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在葛兆光看来，前两个阶段可以用“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来形容，而近现代的中国则经历了“一面镜子的时代”，即以西方为镜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驱动中国社会持续变动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科学”“平等/自由”“共和/民主”等这样一些理想型概念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目标。①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要目标，学习西方也成为了不落后挨打的主要道路。在这一阶段，中国以血的教训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在世界的位置，也强烈意识到了自身落后愚昧的社会状态。可见，中国的“天下”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化，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国人对“中央之国”的幻想有了彻底而清醒的反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象图景遭遇彻底颠覆。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速度”业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事实。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这让中国人有了与以往一百年不同的历史选择，也让国人拥有了审视世界的全新视角。

西方民族国家体系重建世界格局的时期也是大众传播勃兴的时期。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马歇尔·麦克卢汉早早就预言，世界将成为一个“地球村”。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动大众传播研究，起初仅聚焦于战争宣传、政治选举等领域，后来逐渐扩散至社会各个方面。然而，大众传播将世界更加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同时，却并未像一些技术决定论者幻想的那样，通过传播机器的功能来担保社会的和谐。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众传播业已成为大国实力展示的舞臺，西方主流大型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视机构长期垄断国际传播话语，虽然有“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短暂抗争，但这种不平等长期干预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主体认知过程，进而影响认知结果。

五、互联网时代：重新想象天下与大同

1996年，北京中关村的一块巨大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昭示着中国互联网的兴起。进入21世纪，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互联网也随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电脑的逐渐普及而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时至今日，中国已然与全球同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可以与国际互联网巨头竞争的中国力量；媒介融合成为整个传媒产业发展的方向；5G、8K、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让这个时代加速前进。

媒介格局的转变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面向，但它的技术意义也带来实践的全新拓展。在互联网时代，是否可能重新建立“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它是否可以重塑主体、重建制度、重寻价值，迸发新的活力？“整合了包括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跨越了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之后，互联网有可能将社会民主化的成果推上前台。”①中国在“新时代”对“天下”进行重新想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念中欲实现天下大同，是对自身实力自信的体现，也是对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勇于担当的体现。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交往日益密切，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将“想象”化为现实，不断向国际社会描绘“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理想。可见，“天下”观念随着历史发展拥有着不同以往的社会时代意义。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以及“重仁义轻利益”“负责任大国”等理念，正在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中国为参与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动，正是中国以“天下”为世界观、以“同发展，共富强”为准则的大国道义担当。

六、结 语

面对“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国正在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探寻“天下大同”等观念的精神财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笔者认为，中国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案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思路，这一思路正如王铭铭所言：是一种超越“人们满足于把国家当作力量与信仰的最高单位，从而王根据武力来扩张也成为正当之事”②的发展逻辑。经历了“天下”观念的“起承转合”，中国开始有能力对“天下”进行再一次想象。中国对于“新天下”观念的再次想象，正在成为一些学者观察世界发展、人类共同进步的新视角。

“超越民族国家”也将走向最大的理论包容性。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想象、西方的“世界主义”观念，有潜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被融会贯通，提供未来世界的新一番想象。这恰恰是中国当前国际传播应当深植的价值根基。

一些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基于“国强必霸”的历史经验。而在当下，中国正在汲取古代智慧，积极向世界诉说中国强大后的“天下”是“家国天下”，是四海一家之“天下”，这也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出发原点。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认为中国人的“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唯有透过与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份本色便失去意义。”①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真正成长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这与中国的发展哲学如出一辙，中国的发展绝非单个国家的强大，是与一衣带水的邻邦、与大洋彼岸的友国、与远隔重洋的大洲共同携手的繁荣。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既往帝国列强发展模式的“天下大国”。

当然，正如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的，知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社会权力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产物与纽带，它离不开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天下”的重新想象，也必然蕴含着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对“天下”的重新想象是中国对未来世界建设提供的中国智慧，这显然不是解决现有问题的唯一途径，也难以论证它一定就是最优方案，中国更无意将自己的想象强加于他人。天下体系的建构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不满于西方的价值评判体系而创造出的又一排他性的“世界标准”，对“天下”的想象不应落入“第二次中心主义”的窠臼。中国如何向世界人民讲述自己的故事，传达高尚动机和美好愿景？中国国际传播应当深思这种价值所在，然后才能制订相应的方式与策略。

（责任编辑：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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