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依然不能绕过的鲁迅

一、试图绕过鲁迅的两种倾向

201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各地照例(或破例)都有一些纪念活动。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总在想，其实也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纪念的。这话说来蹊跷，但事实如此，因为许多所谓纪念，不过勉强做点应景文章，实际倒巴不得早点绕过了事。

现在有人不仅要绕过鲁迅，也想绕过鲁迅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作“现代”的那个短暂而复杂的三十年。某种意义上，“鲁迅=中国现代”，他是现代中国文化公认的一座高峰。绕过鲁迅，就非得绕过现代，反之亦然。

绕过的方法不外两种，第一是从当代起跳，跳过现代，直接回到古代，将整个中国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五四，根本就没有现代三十年对传统的反省，根本就没有因为这种反省而造成的现代中国文化。这么一跳，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似乎顿时就都成了古人，于是乎心安理得地大谈国学，大讲国粹，天天爬起来看古装戏，热闹非凡地辩论新出土的文物是真是假，为一些古人故里的归属争得面红耳赤。上网冲浪、发送微博的现代人，仿佛很容易就又体验到汉唐威仪、明清盛世乃至先秦、三国、宋、辽、金、元、明各朝代的金戈铁马与机变权谋，当然也少不了想象中的那些声色犬马；不仅祖宗的许多荣光被反复展览，就连过去的耻辱也一遍遍搬出来作为新的荣光的烘托。现在所讲的民族文化大复兴，当然不同于蔡元培先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混合着批判、怀疑、继承、“拿来”并且创造的复兴方式，而是简单地回到古代，在当今世界多元和多极化格局中，傲然扛出祖宗来，而其潜台词，正是鲁迅当年借一乡间无赖说出来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第二种办法是既不要现代，也不要古代，只要当代，只鼓励研究当代，好像当代中国从无到有，突然发生，不仅与漫长的古代无关，也与距离最近的现代无关。

这办法，和前一种凡事靠着祖宗，似乎冰炭难容，实际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前者看似要回到古代，其实是虚伪的复古，目的也是迷恋当下，差别在于不是直接地抓住当下，而是间接地要古人来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当下。其实任何复古都是虚伪的，因为复古者自己也知道不可能真的回归往昔。但今天的复古者更虚伪，因为他们对古代中国不仅没多少感情，比起现代那些筚路蓝缕“整理国故”的大师们，也并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研究，不过用各种“科研项目”的名义从纳税人那里巧取豪夺，弄来大笔“科研经费”，印了许多“科研成果”，制作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古装戏而已。不断地提到古人，不断地请古人出来跑龙套，无非是觉得老祖宗还有一点剩余价值。等到发现这办法其实也不怎么灵，老祖宗并无多少可以反复利用的剩余价值，那就会毫不客气，一脚踢开。鲁迅不也曾有过同样的遭遇吗?所以表面上复古，骨子里还是“古为今用”，也就是起古人于地下，请他们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样的假复古，不是和只要当代而不要现代与古代的做法，殊途同归吗?

第二种看似迷恋当下，其实并非迷恋当下的一切。比如他们就不会迷恋富士康的工作环境，不会迷恋朝不保夕的煤黑子的墨黑的井下，不会迷恋每天用黄豆蒸饭作为正餐的小学生的生活，不会迷恋拆迁狂潮中钉子户的愤怒和绝望，而只是迷恋在当下活得最好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此迷恋当下，也就是当下一部分幸福的人们的自我迷恋和自我膨胀——手上有权和钱，也似乎有了一点据说能够永垂不朽的成绩，就以为可以霸占自己的时代，垄断对当代的解释，视当代为囊中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自家最伟大，茫茫宇宙，唯有自己拥有的当下和恣肆地活在当下的自己及其同类，浑然不管这样的当下实际情况如何，反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内的谄媚者挠痒痒早就嫌不过瘾了，又从国外聘请“海归派”或真的洋大人来做更高级的吹鼓手，让他们“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中国发现新思维”，还有那足以对抗普世价值的更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

无论虚伪的复古，还是狂妄的当下迷恋，都必然要绕过现代、绕过鲁迅。稍微读过一点鲁迅的书，稍微了解一点现代的历史，就不会主张复古，更不会对眼下一切盲目叫好。各种复古主义者，各种当下迷恋者，都不会喜欢鲁迅，也不会喜欢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因为他们不可能在鲁迅和“现代”那里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如果他们愿意读一点鲁迅，愿意切实地研究中国的现代，倒是很容易看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副尊容。

奥斯卡·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画像》序言里说，

十九世纪不喜欢现实主义，正如卡利班因为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孔而生气；十九世纪不喜欢浪漫主义，正如卡利班因为在镜中没有看见自己的面孔而生气。

王尔德认为19世纪一些要人们跟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那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卡利班一样，既不喜欢现实主义，也不喜欢浪漫主义，因为他们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面镜子里只能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属于自己的那副真实的丑陋的面容，看不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并不属于自己的那副理想的漂亮的面孔。中国的一切不喜欢研究现代、总希望绕过鲁迅的复古主义者和当下迷恋者的情形，大抵如此。

在纪念鲁迅一百三十周年诞辰的时候，回归古代或迷恋当下的两种倾向很值得关注，否则所谓纪念，就真的容易变成“为了忘却的记念”。

二、不能绕过现代三十年的传统

鲁迅文学活动展开于1907到1936年，正好三十年。他生前曾计划将全部作品辑成《三十年集》出版，这个书名比笼统的《全集》更能帮助读者了解鲁迅的时代意义。

这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三十年，在这前后，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代中国一脚跨进现代。今天看来，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这个大变局并未结束，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仍然是21世纪海内外华人必须面对的基本挑战。有人称之为“未完成的现代”，是很恰当的，那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仍处于这个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延长线上，这三十年以后那段被称为“当代”的时期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和这三十年密不可分，因此我们无论怎样探索未来的道路，都无法绕过这个历史阶段。

一般来说，过去发生的一切对我们都有意义，当我们向未来迈进时，过去的一切都无法绕过。但比较而言，我们更无法绕过离我们最近的传统，因为我们自身许多问题就属于这个传统。

如果说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浪漫主义”地希望回到古代，或“现实主义”地企图仅仅抓紧当下，那么显然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现代一当然也要回避现代在当代的诸多历史延伸物。

就拿一度热闹非凡的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今可谓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过去许多佼佼者和领军人物，现在要么转向古代和近代，粹然而为学者；要么一头扎进当下，做沆瀣一气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这个术语一度被误读为鲁迅那样的关心社会而凡事不肯含糊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即使“跛者不忘其履”，充其量也

只能做一点小骂大帮忙或纯粹自娱自乐的“文化研究”，而等到这样的“文化研究”也被冷落，就只好弄起“文化产业”来了。

吊诡的是，与此同时，“现代”这两个汉字的使用频率又空前之高，与之相关的“后现代”、“现代性”两个概念几乎占据中国学术界的所有领域，成为大小学者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关键词。但只要略考其代表人物的宏论崇议，就很容易发现，其实他们最缺乏研究的，恰恰正是中国的“现代”，包括这个“现代”在相当长一段被称作“当代”的时期的历史延伸物。

前一阵子，以研究“现代性”为学术包装的某些新左人士，提倡要总结十七年和“文革”“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成功经验”，以此为他们对当下的政治筹划张目。但可惜这段历史早就有过定论，而且毕竟“去古未远”，历史的创伤仍在滴血，历史的冤魂仍在哭喊，所以他们也明知道很难翻案，于是就选择权威定论和大众共识里缺失的“基本建设”这一环做突破口，认定那一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许多“基本建设”，为此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奠定了宝贵的(简直是主要的)物质基础，某种程度上今天的经济腾飞正受惠于那个时期的“基本建设”。由此推论，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能丢!尽管这种论述方式的“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偏颇一望而知，但“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不正是那个时期遗传下来、至今仍然享用不尽的思想遗产吗?不管怎样，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只要多抓几个崇高宏伟的大项目，就能万喙尽息而高歌盛世了。新左人士这一招确实有点出奇制胜的味道。但最近又有人说，不对，即使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那段时期的“基本建设”也属于非常愚笨、非常浪费的粗放型生产，它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和它所奠定的至今难以摆脱的高控制性计划生产模式一样，都贻害无穷。两种意见，孰是孰非，不妨拭目以待。正常的学术环境下，这样的争论相当有益，问题是不仅新左人士的高论没有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反面意见也并没有拿出翔实的数据，大家都着眼于当下对策性研究，不过顺便“研究”了一下过去而已。

不仅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多少信得过的研究，对“现代”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也都是很薄弱吗?比如那似乎不需要多少专门数据来支撑的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如今在李泽厚先生80年代的成果基础上究竟推进了多少?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类似梁启超、钱穆对近代中国学术提纲挈领雅俗共赏的经典表述吗?一部似乎被写滥了的现代文学史，不是还有许多暗角需要照亮、还有许多基本史实需要澄清，不是至今还没有一部中文系本科毕业生能够不需要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啃下去的现代文学史专著或教科书吗?倘若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学术思想史、经济运作史、政治理念史、军事发展史、语言变迁史包括早就被弃若敝屣的现代文学史统统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必要的常识普及，光在理论话语层面大讲特讲“后现代”和“现代性”，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对现代三十年及其历史延伸物研究不够，必然无法正确地看待鲁迅。最近吴中杰教授出版了他的《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用大量事实说明在当代，凡真正具有鲁迅精神的鲁迅的学生结局都很悲惨。但恰恰有许多人认为，鲁迅在当代扮演了颇不光彩的帮凶文人的角色，他们四处寻找鲁迅做帮凶的证据，好理直气壮地将鲁迅遗忘。最后找到一条证据，就是鲁迅主张“遵命文学”，鲁迅是“听将令”的，所以必然要为政治所利用!但吴中杰教授用确凿的事实说明，鲁迅所谓“遵命文学”，所谓“听将令”，只是一种调侃，一种讽刺，一种有特定含义的文学修辞，他自己是绝不“遵命”、绝不“听将令”的!另外，20年代末“革命文学之争”，鲁迅逝世前“两个口号”之争，吴中杰教授认为目前的定论其实也有问题。那两次争论，表面上是所谓宗派主义和政治路线之争，实际上却主要是通过个人实际体验来写真实或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出发看待现实这两种文学观念的较量。这些在鲁迅研究界以往都被归人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而打发过去，现由已经退休、不拿一分“项目经费”的吴中杰教授加以重新研究，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以鲁迅研究力量之强大，尚且出现这种对基本事实的误解，推而广之，对中国现代的了解，岂不更加可怕地贫乏吗?

一个对自己最近的传统缺乏研究的民族，一个对自己刚刚走过的道路和正在走着的道路缺乏认识的民族，动不动就说要复兴伟大的传统，动不动就说要开创美好的未来，是不是有点太性急了呢?

三、不能绕过离我们最近的大师

在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前后，中国产生了许多文化巨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鲁迅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和现代三十年涌现的许多大师们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

共性在于，鲁迅和许多现代文化大师们一样，深刻触及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三十年所面临的、如今仍然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怎样对待传统、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结构和深层文化心理的改革、个人的觉醒及其困境和出路，诸如此类。

个性在于，鲁迅并非通过抽象的理论著作来探讨这些问题，或者诉诸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用文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深切的人生经验和情感经验来应对，把这些问题连同他个人的解决方案熔铸为鲜明、生动、饱满的文学语言以及在这种语言之上矗立起来的文学形象，让凡具有初等文化修养的国人都能理解。文学的方式不仅更深刻，也给人以文学所特有的更直观、更强烈、更持久的启迪。这是鲁迅与现代中国其他文化大师最大的不同。

毛泽东在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三家”合起来就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其中“文学家”居首位，这个表述很准确。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贡献很多，但这些贡献最后都落实为文学。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这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对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

从世界范围看，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经典，其中文学经典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未必都是最高的表现形态。但文学在中国现代的地位非常特殊。

首先，许多现代中国文化大师的主要贡献可能不是文学，却都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曾经一度参加过文学运动，或者其述学的语言带有相当的文学性，或者所专攻的领域就是文学研究。文学使他们走出了相对狭隘的学术和社会活动领域，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钱锺书、李泽厚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没有文学的帮助，至少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学术影响力。

而就文学来说，鲁迅的地位无人匹敌。在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领域，许多现代文化师的成就可能都不亚于甚至超过鲁迅，但论到著作的经典意义，鲁迅的散文、小说和杂文绝对首屈一指，别的大师著作或许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毕竟不是文学，其经典意义更多仍然局限

于纯学术范围。鲁迅著作的经典性却具有古人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特点，融人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太深，使读者不知不觉受到影响。

和现代中国众多文化大师们相比，鲁迅离我们更近。这是心理上的“近”，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包含更直接、更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命气息，给人的启示带着更鲜明的形象性、更真实的生命体验、更浓烈的情感冲击，为全民族所熟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经典。没有哪位大师的著作像鲁迅的文学那样贴近中国读者的心。“鲁迅先生”四个字，不但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敬爱，更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熟悉与亲近。

我们不能绕过离我们最近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更不能绕过离我们最近的现代文化传统中在心理上最靠近我们的这一位大师。

四、“不能绕过”之种种

鲁迅的不能绕过，不妨举其大者，略作申说。

比如鲁迅逝世至今七十多年，不管谁，只要对现实问题谈得稍微尖锐一些，就容易获得“当代鲁迅”的称号。这说明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直面人生、大胆地说出真话的良心、勇气和智慧，首推鲁迅，而且我们也仍然期待着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会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尽管我们知道这恐怕很难，但我们依然期待着，因为鲁迅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而鲁迅精神的不能够发扬，也正指示着民族精神的某种根本缺陷，因而令我们忧思难忘。

有学者说，中国文学史给“现代文学”的篇幅太多了；修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现代文学”只配单列一章或一节。这位学者似乎忘记了，如果没有现代文学以及和现代文学一起生长的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没有鲁迅，就根本没有这位学者所托身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也不会有这位学者在撰写他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时实际使用的语言。仅仅着眼于时间的长短，“现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确实不算什么，但如果着眼于文学的质量，着眼于文学对整个民族精神的触动，着眼于文学的新的思想，新的感受，新的形式，新的技巧，新的语言，那么“现代文学”放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会有什么愧色，鲁迅和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大家相比，也都不会有什么愧色。不仅如此，我敢说，中国再出现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机会，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时代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岂能轻易绕开?

又比如，鲁迅说中国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又说，无论政治结构如何变，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国民性”。这两个基本命题，今天不仍然需要大讲特讲吗?

“发展是硬道理”，据说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但生存和温饱在许多地区、许多特定时期，仍不可偏废，三者有时并非简单的递进关系。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有人不得温饱，也有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为总是有^要借发展为借口，公然妨害大多数人的生存和温饱，最后弄得大家连究竟要怎样的发展，究竟要发展什么，究竟为什么要不停地、可持续地发展，也一片模糊。所以鲁迅还有这样的提醒：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

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改革国民性”，更是任重而道远。大家已经看到，经济社会背后潜藏着更加本质的文化素质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真正健康持久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素质作为核心的支撑。另一方面，经济可以短时间实现腾飞，文化素质的提高却并不那么容易，相反破坏与堕落倒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鲁迅的说法，他们认为首要的还是发展经济和改善体制。体制完善，经济繁荣，国民素质自然而然就会提高。但不管怎样见仁见智，恐怕谁也不敢说我们可以绕过“改革国民性”这个命题而只要发展经济和改善体制，因为就算将来经济足够繁荣了，体制足够完善了，“国民性”或国民素质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

也有学者说，“改革国民性”是西方学者的提法，带有浓厚的“东方学”色彩，如果老讲“改革国民性”，就会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跑，上了他们的当!其实这是误会。20年代中期鲁迅在《两地书》中正面提出这个说法，固然吸取了某些域外学者的理论，但主要还是依靠他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并没有被这些理论所限制。而且他的思想也并不局限于中国。早在1907年前后，鲁迅就批判了西方现代重物质而轻精神、重群体而轻个人的“文化偏至”，提出“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韵主张。“改革国民性”，或20年代初在《(呐喊)自序》提出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都是对1907年前后的“旧事”的“重提”，是“立人”说的继续，固然针对着中国，却也具有全球视野。鲁迅的这一基本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和学说层面的偶一提倡，而是落实为文学活动，清醒坚韧地奋斗了一生。比起实际的奋斗，他的理论的提倡，实在显得过于谦逊，也过于温和了。这不是今天见到的旋生旋灭的某个时髦理论，而是一颗活在现代中国的我们民族难得一见的伟大心灵的终身的呐喊，说它是西方理论的简单附和，不仅是学术上的无知，也是超过当年陈西滢的剽窃说的对于鲁迅的更大的污蔑。

还比如，现在一些人越来越喜欢讲大国、强国之类的话，包括不少一度有所不满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被这种大而强的梦话所感动(当然也包括被许多实际的好处所抚慰)，自己也积极参与编织这种梦话，却不太容易看到本来的缺点和新发的毛病。但是与此同时，又总是喜欢看着外国人的脸色，不管干什么事，首先总希望得到他们的夸奖，才有真正的成就感。这，有没有值得警惕的“阿Q精神”呢?

“阿Q精神”有多方面，自大和自卑的交织是主要一项。比如对外国人，不是过分自大，就是过分自卑，难得真正的不卑不亢。《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立此存照》(三)，对这个问题谈得很深刻，可惜一直不太受重视。这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10月5日，距鲁迅逝世仅十四天。促使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因由，是当时上海报纸在报道美国电影导演Josef Von Steinberg和演员D．Fairbanks时，批评他们导和演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是“辱华影片”，算是对他们保持一种“舆论的谴责”，但又希望他们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对自己过去电影中有关中国的不合实际的污蔑有所忏悔，从而在以后涉及中国的影片中说中国好话。鲁迅看了这些新闻报道，忍不住写了这一篇杂文。他没有过多纠缠于美国人的电影是否“辱华”，他关心的主要还是国人的“阿Q精神”。他说：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

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把中国的“舆论谴责”放在心里，

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竟有多大的权威。

这话说得多么尖刻，辛辣，又多么沉痛!在外国人那里吃了亏，无计可施，就在自己家里拼命开动宣传机器进行“舆论谴责”，好像外国人很在乎，其实这样的“舆论”只有对自己人还自以为有点“权威”罢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怪事?鲁迅说这是“自欺欺人”。但普通的成语“自欺欺人”容易一笔带过，鲁迅详细加以解释，给我们的启

发更深刻。他说，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

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

安于“自欺”久了，以为别人也可以被“欺”，这就好像长期进行愚民政策，以为也可以照样去“愚”外国的“民”，结果只能证明自己愚不可及，所以这样的自欺欺人的“舆论谴责”，目的可能真是想反抗别人的侮辱，结果却招来更大的屈辱。

对外人的“辱华”，正确态度应该怎样呢?鲁迅的话，至今仍然不无帮助：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就是说，了解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并非无益处”，但自家事，自家应该最明白，不必非要从外国人哪里“打听印象”，这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必非要从外国人那里讨个说法，这才心安理得，取得了什么合法性。外国人的话，无论好坏，只有一个用处，就是促使我们反省。如果自己不做功夫，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自己心里没一本账，只把外国人的话当终极裁判，那不管表面上如何强悍，骨子里已经自欺欺人到了极点，自卑到了极点，也就是阿Q到了极点。

再比如，现在中国要在国际上宣传自己的文化，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出一位象征性标志性的大师做代表，像英国用莎士比亚，德国用歌德，西班牙用塞万提斯，意大利用但丁，俄罗斯用托尔斯泰。中国用谁?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孔子。但孔子能代表中国文化吗?恐怕很难，首先在古代就通不过。孔子可以代表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本身就很复杂。孔子以前的儒不同于孔子以后的儒，宋以后的儒不同于宋以前的儒。我们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其他众多民间信仰，先秦就还有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的学说，这些孔子都无法代表。当然，如果所谓“代表”仅仅是形式上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一个符号，那么姑且让孔子代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也未尝不可，但从五四到今天，中国人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发展现代中国文化的初步方案，一百多年来由此造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及其未来走向，孔子无论如何是没法代表的。毛泽东说孔子是古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有两个圣人。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是否可以既打孔子牌，也打鲁迅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果只有孔子，没有鲁迅，那样的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而不是已经加入世界格局、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道路、至今仍在发展变化的新生的中国文化。鲁迅的绕不开，不仅在大家聚在一起思考全民族共同问题时如此，当我们离开这些公共话题，回到家里关起门来一个人独处时，也是如此。

为什么?因为鲁迅作品处理“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最深切。鲁迅前期非常强调个性。后期融人集体，但在集体中仍坚持自我，尊重个性。他主张“睁了眼看”，不仅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还要“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也就是说，他不但要“睁了眼”看清客观的现实，也希望大家一起“睁了眼”看清主观的自我。现在互联网将越来越多的人聚在一起，但恰恰在互联网大家庭，个人的孤独感更加显明。孤独感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积极面是，孤独感让我们意识到个人存在的与众不同，意识到个人存在所应享有的自由和所应承担的责任。消极面是，孤独感让我们意识到个人存在的软弱无助，因为个人的许多事情，爱与恨，生与死，祸与福，平安与惧怕，充实与空虚，别人都无法代替。不管积极或消极，当我们感到孤独时，鲁迅就离我们更近了。许多外国朋友喜欢鲁迅，首先不是佩服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而是佩眼他对现代人孤独命运的体认。鲁迅或许并没有为孤独的现代个人提供理想的出路，但他是现代中国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对人类存在的孤独感作出积极思考的最深切的一位。鲁迅是具有自我意识与孤独感的读者的好朋友。

鲁迅的不能绕开可以谈很多，姑举这些为例。为说明问题，这些差不多也就够了，但如果有人看了此文，再有所补充、订正，那对于作者，自然是非常高兴、应该预先感谢的事了。

2011年9月14日写，2011年10月14日改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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