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述略

编者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年付梓以来，以选题新颖、叙事生动而为人所知。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其纳入“新闻传播学文库”，出版了“修订版”。清华大学博士生李海波依据本书体例，重新构思撰写了这篇述略，本刊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导 论

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一千多年后仍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致。唐代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达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这个无与伦比的历史文明，吸引着后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可以说，唐代是现代学术王国中的一方沃土。

相比于对唐代其他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比较冷清寂寥。实际上，由于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思想言论的自由，唐代的新闻传播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繁荣，多姿多彩。比如，“进奏院状”便被认为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对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探讨，呈现了唐人在新闻传播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活剧。

唐代是一个青春洋溢、充满诗意与激情的时代，历史学同样追求真善美与想象力，《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不是罗列史料，堆砌事实，不是制造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的木乃伊，而在于复活一段新闻传播的历史画面。通过这幅画卷，我们可以窥视这个诗意时代的社会场景。

邸院与驿传

公元785年的一天，三朝元老李泌在首都长安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与会者有陕州进奏官，以及身在长安的部分陕州将领和官吏。在此之前，陕州发生了叛乱，一名军官杀死了地方长官，并威胁中央朝廷承认他的既得地位。在“记者会”上，李泌发布了一些误导性的消息，试图迷惑叛乱者。果然，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叛军那里。几天后，李泌孤身一人进入陕州，完美地解决了叛乱。

消息是从进奏官那里传到地方的。他们是地方藩镇和诸道长官派驻首都的亲信，主要任务是通风报信，一方面向朝廷汇报地方的事项，一方面向地方传递情报。他们的办事处，叫做进奏院，这是一项制度化的安排。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本章第一部分考察了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

唐玄宗年间，备受宠爱的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女之一）喜欢吃荔枝，每年荔枝成熟季节，皇帝便命人将新鲜的荔枝，从南方以最快的速度送进宫里。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幅画面：宽敞的官道上风尘滚滚，一匹马在飞速奔跑，骑马的人背着几束荔枝，神色严峻而焦灼，不停地扬鞭驰马，到了一个驿站后飞快换上另外一匹马，如此不停歇地接力奔跑，终于将新鲜的荔枝送到了皇宫大内。

这个故事经由诗人杜牧的著名诗篇，而广为流传。故事中传递荔枝的方式，被称作驿传系统，这是帝国最重要的官方传播网络、“生命线”，在唐代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程度。驿传系统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系统，将中央与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成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本章第二部分考察了驿传系统的由来、演变，以及驿站和驿骑的运作方式。

邸院和驿传决定了整个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面貌、特征，因此放在全书第一章进行讨论，为后面的论述提供必不可少的历史场景。这好比放映电影之前，先要拉起一块银幕。

传播方式（上）

中国最早的报纸产生于何时？唐代是否诞生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报纸？这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争议不休，分歧很大。第二章考量辨析了三个关键史料，力图澄清这个重大问题。

大中五年（852年）左右，学者孙樵在湖北得到了一些书面材料，按照日期记载了皇帝和百官每天的一些具体活动，孙樵以为这是朝廷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与朋友们讨论之后，孙樵发现这些材料其实是一百多年前的。孙樵所记载的这些按日记事的材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不过反对的意见也很多。本章第一部分辨析了各种意见，认为目前的证据无法证实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份报纸，但是这种定期发布的政府公报，却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个超越性的突破，称得上中国报业的源头。其历史地位与象征意味，类似于古罗马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

大历（766～779年）年间有位著名才子韩翃，他与柳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典型的才子佳人桥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有关韩翃的记述中，有一条轶闻为新闻史家所关注，大意是年老困顿郁郁不得志的韩翃，一天夜里突然有朋友登门道喜，说皇帝已经委任他重要的官职，这让韩翃喜出望外。他的朋友是从一份类似公文的书面材料中得知这个消息的。这份材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存在报纸的证据。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了各种意见，认为这不能作为唐代已有报纸的最重要理由，其性质应属新闻信。

公元880年前后，敦煌地区的一位军事将领赶走了入侵的吐蕃人，成为当地实质上的长官，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朝廷的正式授权，于是三番五次派使节去首都长安求取证书。这个地区设在首都的进奏官，不断地把进展情况以“进奏院状”的方式，从长安发到敦煌。历经千年风雨，这些“进奏院状”保留下了两份，被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偷走，现在分别藏在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这两份实物，究竟算报纸还是文书呢？本章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详致的讨论，认为准确的定位应该是新闻信，属于报业发展三部曲“新闻信、新闻书、新闻纸”中的第一阶段。16世纪欧洲的新闻信，被认为是西方近代报纸的前身，“进奏院状”在中国古代新闻事业中同样意义重大。

传播方式（中）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在登基之前，当她还是皇太后时，就已经完全控制了朝政。公元684年，她废掉了不听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安排另外一个儿子做皇帝。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不满，一名军事将领在南方举兵反抗。在开战之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为这位将领起草了一份精彩的讨伐檄文，控诉、咒骂武则天的罪行。文章传到武则天手里，她读到精彩之处，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会心微笑，还责怪宰相没能发现这样的人才。这篇檄文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无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仅仅两个月之后，这名军事将领就兵败自杀了，骆宾王则亡命江湖。六年后，武则天又废掉了另外一个儿子，自己当上了皇帝。

骆宾王所写的檄文，也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本章探讨了檄文和露布（报捷文书）两种传播方式，相比邸报和进奏院状报，檄文和露布以往很少为研究者所关注，但他们在唐代起着向全国通报军国大事的重要作用。在印刷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条件下，檄文和露布是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手段。拿破仑曾说，记者的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一纸檄文同样胜过十万大军。

本章还梳理了三个关键概念——新闻、传播与新闻传播，通过中国古代典籍和现代新闻学著述、常识与学理的比较分析，厘清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为全书的论述界定了讨论对象。

传播方式（下）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皇帝，史书记载他长相英俊，聪明果断，且多才多艺，擅长书法和音乐。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唐玄宗统治唐朝44年，是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他的统治前期，帝国达到了鼎盛的极致，但后期他怠慢朝政，引起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也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756年的一天，安禄山的叛军攻破了潼关，这是保卫首都长安最重要的关隘，这天晚上，唐玄宗在都城里面向东方遥望，希望看到传递平安信息的烽火，但迟迟没有看到，唐玄宗知道大事不妙了。第二天，驿骑送来了羽书，唐玄宗读完之后了解了详细情况。几天后，唐玄宗逃离了长安，奔向南方的成都。在路上，因为将领和士兵的胁迫，唐玄宗不得已缢死了他心爱的杨贵妃。

唐玄宗所翘首以盼的烽火和羽书，同样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通报军情，在诗词里面频繁出现。本章第一部分考察了这两种军事传播方式的缘起、演变、功能等。

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了榜文和告示，也是官方的新闻传播手段。在唐代的各类官方告示中，一年一度的进士榜最牵动人心，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时政府的重要职位都由进士担任，读书人一旦通过了科举考试，名字出现在进士榜之中，就意味着这个人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

本章最后探讨了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手段——起居注，这是关于皇帝言谈和活动的详细纪录，皇帝本人不能翻看，而是秘密藏起来，留给后代参考。起居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项制度化的设置，目的之一在于为撰写官方历史著作提供可靠的材料。

新闻传播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有个人魅力的皇帝，他以开明豁达而闻名，其善于接受批评的事迹，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所称道。那个时代，有个重要的官员名叫魏征，经常批评他，有一次唐太宗忍无可忍，在后宫对皇后说：“我迟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不过，唐太宗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公元643年，魏征因病去世，唐太宗伤感地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去世，遂亡一镜矣。”

英国思想家卡莱尔曾说过，有的帝王英雄以有声有色的一生铸就了一个时代。李世民无疑是唐朝的人格化身，事实上后人也往往将他的个人形象等同于整个唐朝。他对待批评意见的开放心态，或许也能象征着唐代开朗、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这是我们理解唐人传播理念的重要背景。本章在讨论唐代官方的传播理念前，先介绍了这种奋发向上的时代氛围，另外交代了文体改革的情况。

唐代著名历史著作《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大量唐太宗和魏征等大臣讨论问题、批评奏报的情形。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了这本名著，以此来考察当时的传播思想。1896年，“中国近现代史上名气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报纸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理论，引起了很大影响，实际上，早在一千多年前，晚唐政治家陆贽就提出过相似观点，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陆贽说的是广泛意义上的信息交流。本章接下来细致讨论了陆贽的理论。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历史与新闻关系密切，刘知几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作传播理念来看待，并且对于今天的新闻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本章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士人传播——总论

前五章集中探究了唐代的官方传播，从本章开始转入对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的考察。这三者犹如三匹骏马，共同牵引着唐代新闻传播这辆大车。其中，官方传播好比正中间的主力，承载的重量最大，并且负责把握方向，值得在前面花费大量的篇幅。不过，在两边一起拉车的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同样功不可没，不容忽略。

荆轲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公元前227年他刺杀秦王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妇孺皆知。在当时，荆轲被称为“士”。不过到了唐代，“士”基本指的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本章首先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探讨了“士”这个概念（及群体）的含义、演变、群体特征。

唐代的社会风气，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前者古典精神，大漠风尘的英雄主义；后者近世情趣，小桥流水的平民主义。与此对应，唐代的士人风貌也是前后有别。本章第二部分考察了唐代士人传播的行为主体的情况。

士人传播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通过文字进行沟通，比如书信、诗歌、著述。尤其是诗歌在传播活动中地位突出，因为这是诗歌大繁荣的黄金时代，诗歌在唐代就像流行歌曲在当代。士人群体的消息传布、信息流通非常活跃，甚至能影响朝廷决策。本章最后对唐代士人传播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性的讨论，涉及士人传播的面貌、构成要素、特征、影响等。

士人传播——分论（上）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诗人唐求不愿做官，而是隐居山林，通过写诗来自我娱乐，表达心志，寄托感情。每当写出好诗，他便把纸张捻成一团，放在一个水瓢中，然后投入江中，任由水瓢漂流，并且祈祷：“倘若这个水瓢没有被江水打翻，那么获得它的人就能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他的祈祷并非每次都会落空，总有少部分的水瓢被人获得。在唐求的一生之中，他从来没有公开过诗稿，但通过这种方式，他有30多首诗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诗还在当时的社会上广为流传。

唐求的这种奇怪的传播方式，并非当时士人传播的常规，最普遍、最常用的手段还是书信和著述，这正是本章讨论的主题。首先是书信，这在士人的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就像居家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唐代士人的书信，内容涉及广泛，比如圣人之道、学术、游历、情感等，既有个性化的内容，也有政局演化、国运兴衰、世道变迁等社会性内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很多人把纯粹的诗文作为书信的内容，这在唐朝十分普遍，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诗坛佳话。

另外一种常规的传播方式是笔记小说（随笔），记载了大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世态民情、社会风尚、掌故琐闻、人物事迹等，就像是一篇篇生动的新闻作品。比如唐人笔记里就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位于陕西的华山以险峻著称，一些山路近乎垂直于平地，非常恐怖惊人；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心生好奇，便与朋友一起攀登华山，到达顶峰后，韩愈发现无法原路返回（太陡峭），于是写下了遗书，然后情绪崩溃，发疯一样嚎啕痛哭；当地县令获得消息后赶到，派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韩愈从山上救下来。

士人传播——分论（下）

唐朝中期有两位杰出的诗人，白居易和元稹，他们的深厚友情是文坛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话。两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一生仅唱酬之作就多达一千多首。两人的身世也很相似，在官场上都是沉浮不定，动不动便被朝廷贬出京师，打发到遥远的州府。于是，两人经常在驿路上奔波，而每到一个驿站，他们都喜欢在墙壁上寻觅友人的题诗，以慰藉倾慕之意和思念之情。他们的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元稹骑马来到首都长安郊区的一个驿站，下马之后，元稹直接奔向驿站的墙壁，寻找朋友白居易的题诗；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但墙壁上很脏，布满了鸟粪、青苔和灰尘，为了看清楚一些，元稹用衣服一点点擦掉尘垢；整整一天，元稹就站在白居易题诗的墙壁下，沉默不语，直到必须上路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个故事中提到的传播方式，就是题壁，是唐代士人传播中司空见惯但又别开生面的手段，也是本章讨论的主题。

唐代士人题壁的场所，最常见的是寺院、驿站、公共场所，另外，还包括酒店、旅馆、私宅、妓院、桥柱、县衙、仓库、景区……总之，一切可以题诗的地方。

题壁的内容，涵盖了送别、乡愁、同情、志向、勉励、感谢、赞扬、不平、嘲讽，等等。很少涉及战争和政治。

题壁的目的，在于传播，在于广为人知，也确实收到了可观的效果。题壁是唐诗传播重要的一环，也是促进唐诗兴盛的因素之一。

民间传播

“如果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我国，即中华文化圈，只是单纯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经典部分，那还远远谈不上被同化；而当他深入到我们文化中的民俗部分，并有了决定意义的认同，从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价值取向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规范，他才算得上‘中国通’，或者说被‘中国化’了。”

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论述，强调了民间文化的重要性。任何文明的源头活水都出自民间，看似无足轻重的芸芸众生往往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精英文化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民间文化才是巨大而隐形的冰山主体。在讨论完官方传播和士人传播之后，本书最后一章考察民间传播。

所谓民间，以农人为主，另外包括伶人、商贾、僧道、医卜、渔夫、樵子、工匠、歌妓等。民间传播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人际网络的口耳相传，正因为如此，保存下来的材料可能仅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们试图通过有限的材料，去窥视当时民间传播的情形，或许类似通过一块砖头来想象万里长城的雄姿。

歌谣谚语是民间传播的主要方式，因为短小凝练，押韵上口，便于朗诵记忆，广泛传播。比如唱歌，这在今天是一种专门化的艺术和职业，而在唐代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在很多诗文中得到了印证。

唐代民间传播还有一种形式独特而影响广泛的传播形式，即敦煌文献中最为世人所关注的“变文”。当时民间艺人以说唱的形式进行表演，使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社会事件等，表演时一边说唱故事，一边展示图画。说唱表演的文字记录，便是“变文”。

结 语

“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使我们信服他的观点是正确可靠的；读过他的书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仿佛是用另一双眼睛看世界了。我们从形而上学家身上学到东西所用的方式，与我们从肖像画家或哲理诗人那里学到东西的方式是一样的。”这是沃尔什对历史哲学的期许，也是结语部分希望达到的目的。

历史科学立足于经验的现象，致力于提供过去事件的真实图景。历史哲学的旨趣，则在于追求意义。结语部分便是对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一种历史哲学的透视。在前面探讨的历史形态的基础上，最后尝试着探讨其间尚未明朗的历史意义，力图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确认其历史地位。

总体而言，唐代既是古典世界的终结，又是近世社会的开端。与此相应，既往的传播史演化为后来的新闻史。两者嬗替与过渡大致处于唐代的后期，其间新兴的“进奏院状”、笔记小说与说唱活动，这三种早期的原始媒介，使新闻传播全方位地从无序走上有序，实现了意义重大的一次飞跃。○

书讯

白润生新作《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白凯文）的新作《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白凯文少数民族文化文选》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对白润生从事写作的回顾和总结。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收入文集中的62篇（不含代序和后记与附录），是从一百来篇所谓论文（确切地说，就是字数比较多的长文章）中筛选出来的……有全局宏观研究，也有微观个案研究；有学术会议的主题发言，也有分会场的研讨文字；62篇文章分为十辑，有对某一学术观点的陈述，也有就某一学术现象的碰撞；有作者学术研究的心得，也有对名家名著的评析。这一切都以我自己的思维方式，自我认知的深度，来诠释同一个理念，即发展与繁荣少数民族文化”。

作者又说，“十八大胜利闭幕后，‘树立文化民生理念，强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确立文化民生理念，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人人能够理解文化民生内涵，人人弘扬文化民生精神，人人都高举文化民生的旗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宣传和践行，以期形成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其实这才是我出版这部文集的真实意图”。

这部著作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参考书，全书共计59.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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