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好事”的吴玉章

总结部队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鲁艺决定成立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6月11日,鲁艺开始招收一年制部队学员。同时,鲁艺还组织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等剧社学员来鲁艺学习。

吴玉章注意到,如果单靠在延安鲁艺培养的那些艺术人才分出去,那是远远满足不了前方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的。加之当时战争环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论进行短期轮训或是长期培养,延安鲁艺要全部担当这一繁重任务都是有困难的。为此,必须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陆续创办鲁艺分校,以便为前方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1939年冬,在晋东南地区成立了鲁艺分校(又称太行鲁艺)。1941年2月,又在华中地区成立了鲁艺华中分院。1942年春,又在晋西北地区成立了晋西北鲁艺分校。

1943年3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院名仍叫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由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兼任,校址仍在桥儿沟。这时,延安大学下属各分院和校部均搬至桥儿沟,统一领导教学、科研、生产和整风等活动。

鲁艺为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文艺干部,仅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培养的正规学员就有700人左右,如果加上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及各分校、分院的学员,鲁艺为党培养输送的各类文艺干部数以万计。

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办延安大学

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正规大学。1941年7月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学校合并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初步研究,决定将陕北公学(1939年7月,原陕北公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后,同年11月在延安重建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陕北联合大学。7月30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后决定创办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8月28日,《解放日报》发布了延安大学成立的消息。

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吴玉章指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它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的结果。延安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一直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吴玉章回忆说:“我在延大工作时,常常请示毛主席。延安大学成立时,我们请示毛主席叫什么校名好,毛泽东同志说,还是延安大学好。”吴玉章在首届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更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教育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是毛泽东为延安大学制定的办学方针。延安大学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同吴玉章讨论学校的办学方针。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努力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当华北大学校长,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作为办公用房

华北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部分师生)、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开展国防教育。1948年春,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8年夏,华北大学成立。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担任副校长。

在华北大学创建之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1948年5月28日写信给吴玉章,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玉章同志,为了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读了周恩来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欣然接受。吴玉章后来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1948年7月15日,吴玉章从石家庄出发,乘坐马车到达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每天除了开会和审批急办文件之外,他总是拄着拐杖深入基层和教务部门、总务部门,督促检查两校合并急需解决的问题。吴玉章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以及伙食、衣服、被褥的准备工作。华北大学的创建,给正定县的党政军机关和广大群众带来了不少困难。两校合并后共有师生2000余人,而且学校还要继续扩招,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为妥善解决2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吴玉章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一次到基层发现一些单位的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十分紧张时,他一再向总务部门负责同志说,目前学校的用房虽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了很大力气解决得比较好,但仍然十分拥挤,可以把我的住房腾出一些让给校部作为办公用房。经过再三研究,吴玉章把住房压缩为一个大通间,办公室兼卧室,身边工作人员几个人共住一个大通间,其余的腾出给了组织科、干部科作为办公室兼卧室。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2000余师生的生活基本安排就绪。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参加了大会。吴玉章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八字校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在编制上,华北大学设立政治训练速成班(一部)、教育学院(二部)、文艺学院(三部)、研究部(四部)、农学院和工学院。华北大学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1948年12月30日,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度过了七十寿辰。华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吴玉章校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来了贺信,称赞他“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薄一波、徐特立、谢觉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发来了贺诗或贺信。

1949年4月4日,吴玉章率领华北大学师生进入北平。进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先后在平津两地招收学员1.4万多人,加上教职工在内,当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拥有师生近2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少有的。

吴玉章是在党内外享有盛誉的革命元老,当时虽然已是七十高龄,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教程,讲中国近50年来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史,还经常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形势任务报告。吴玉章每次讲课或者作报告,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讲一次课或者作一次报告,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然后亲自写出讲稿,并邀请有关同志到他家里来共同商量讨论讲稿。

每期学员毕业,吴玉章总是亲临讲话和勉励。一次,他在一部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毛泽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指示,对学员提出了三项要求: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完全彻底地把敌人消灭干净,要像打毒蛇那样,把它打死;实行社会革命,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掌握新技术,发展工商业。华北大学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

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早在1949年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直接领导。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央政法干校,成立一所新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195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为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部长,成仿吾为第二副校长兼研究部长。中共中央确定在原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后,吴玉章坚决拥护,积极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做好原华北大学结束工作的同时,吴玉章又认真做好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师资队伍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吴玉章出面主持召开了几次大小会议。如1949年9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今后的办学方针问题;1949年10月9日召开会议讨论聘请苏联教员和培养100名翻译问题;1949年10月14日为招生和房子之事召开会议,并在讨论后致信刘少奇;1949年12月31日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问题,关于教育部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以及确定学校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1950年1月4日召开会议传达刘少奇副主席关于招生计划的批示;1950年2月6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第一学期教学计划问题,创办校刊问题,房子问题及校牌、校徽、校歌等问题。

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众多的社会职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办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上。由于年逾古稀,工作繁重,吴玉章1950年得了重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探望吴玉章时,特意嘱托:吴老年事已高,不要让他做很多工作,只管大政方针就行了。但在病愈之后,吴玉章一如既往地工作。其间,他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重要行政领导职务的设想,表示乐于办学。周恩来尊重了他的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当时连像样的教室都不多,经常要露天上课,学生拿着小凳子一坐,就开始教学。那时大学都过着准军事生活,功课紧张,纪律严格。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热情很高,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这所全国性正规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吴玉章十分注重学校的工作秩序,强调计划性,要求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他还特别强调学校要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建立师生间的同志式关系。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他们,结合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吴玉章很重视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1958年后,当他发现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以致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时,便及时指出,学校终归是学校,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和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便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实事求是,学以致用,这种精神被一直保留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大批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吴玉章特别强调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他说:“苏联教授都是很有学问的,但他们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要把他们讲授的内容很好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是不可能做好教学工作的。”吴玉章坚持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不生搬硬套,不搞教条主义,活学活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在吴玉章的努力下,大量普通群众、工农干部进入了大学校园。1952年,吴玉章在青岛遇见青年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当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时,就邀请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郝建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郝建秀以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在速成中学要在四年内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难度很大。郝建秀开始感到很困难,一度想放弃,回工厂工作。吴玉章知道后,就找她谈心,耐心做工作,还请有经验的教师为她进行个别辅导,郝建秀的学习成绩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总是尽最大努力为办好学校多作贡献。他除了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外,对教职工在政治上的进步也是非常关心爱护的。每当开会或碰见各系各教研室领导时,他总是要询问一些老教师的情况和民主党派成员在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表现。吴玉章总是殷切地对各系各教研室的领导说:你们不但要会使用教师,你们更要会关心爱护教师,特别是要关心青年教师和从外校调进的一些老教师在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觉悟,努力改造世界观。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应以关心、爱护、教育为主,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并在批斗大会上说,郭影秋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是周总理调到国务院任秘书长的,后因学校工作需要,是我从周总理那里要来的,他是个好同志,不能打倒。

吴玉章经常深入教职工和学生的宿舍、食堂、教室和阅览室了解师生员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成长、壮大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玉章主张教育为革命和国家建设服务,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联系。他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倡并创办了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第一人。他重视提高教育质量,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重视科学研究。他关心师生,爱护师生,在非常时期不畏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大批师生。吴玉章为人民大学奠定的坚实基础,留下的光荣传统,形成的优良校风,塑造的办学风格,潜移默化地陶冶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师生不断奋进,吴玉章堪称是“人大之魂”。

为了办教育,吴玉章把自己的故居都捐了出来作为教室。1958年春,八十高龄的吴玉章在参加完成都会议后,回到阔别16年之久的故乡四川荣县蔡家堰村。回到家乡后,吴玉章来不及休息,就开始了解民情。当问到青少年入学读书还在寨子山上时,他就赶紧嘱咐陪同的县委书记说:“要设法改进,我搞革命几十年,跑了好多国家,悟出了一条真理:要使民富国强,就要提高全民文化科学水平。我们要普及教育,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入学。”他满怀对发展家乡教育的希望,无限深情地说:“我这次回老家,没有给家乡人民送什么礼物,就把我的家产赠给政府办学校,办一所培养教学人才的学校——师范校,以表我的心意。”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的这首自励诗,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吴玉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古稀之年的吴玉章,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玉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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