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戏剧考略

摘要：本文介绍了若干活跃于镇江地区的戏曲剧种。

关键词:扬剧；丹剧；花鼓戏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镇江地区是“勾吴”文化的发展地，西周初年称“宜”，为吴国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迄今已有三千余年文明史。永嘉以后成为我国重要都会之一，艺文歌舞已见繁华。据明《丹徒县志》记载，当时儒雅之风盛行，虽平民百姓，亦“吟咏不绝”。东吴古墓出土的“青瓷楼台百戏堆塑罐”，以及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羽人戏虎”砖刻壁画等丰富考古资料，说明古代戏兽、乐舞、说唱、杂耍等百戏在镇江一带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据考，东晋谢安石寓居京口，曾设“伎堂”（歌舞女子家班住所），这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镇江文艺团体。南朝宋武帝刘裕在京口的亲属府中也收养着艺伎。唐代，镇海节度使李锜更是家伎满堂，其妾润州才女杜秋娘，以善唱［金缕衣］曲而闻名于世。北宋学士刁约归隐镇江，修芷春坞观赏文艺表演。后人冯曙“芷春坞歌”曰：“忆昔刁公此案游，杯觞丝管最风流”。随着家乐班的公开演出，宋杂剧各地兴起，镇江官府也设立了教坊，掌管歌舞、杂剧的教习排练和演出事务。元杂剧在南方传播时，至顺《镇江府志》记载：“是时，镇江录事司（市区范围内），有本地乐人43户，232人”。可见，元代镇江的戏曲活动已具有一定规模。《丹徒县志.风俗篇》云：“清明之日，四野如市”，“歌儿舞女，遍海庭台”。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男女青年常“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明代正德皇帝巡行镇江，在杨一清府中观看戏班演出歌舞曲艺和《西厢记》，吴县王鏊记曰：“北固山前驻翠华，殷勤来访相臣家。……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夹白斋诗话》）。嘉靖年间（1522—1567），余姚腔流入镇江，弋阳腔也在南方一代传唱。万历以后,昆山腔流向大江南北，丹阳吴太乙家班中的小生吴亦史，演《牡丹亭还魂记》中的柳梦梅，甚得戏曲家潘之恒赞赏，作诗赠吴亦史，认为后来演此角者“极力模拟，皆不能及”。清代康乾年间（1662—1723 ），与镇江隔水相望的扬州，形成江南又一戏曲中心。当时的镇江，靠“十字黄金水道”和“九省通衢”之便，百业兴旺，时称“银码头”。凡南北各地办社往返扬州大多经过镇江，这对镇江的戏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使镇江的戏曲事业迈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

据考，有以下戏曲剧种在镇江这块土地上或产生，或流传，或发展。

一、“小开口”与扬剧

“小开口”得名在花鼓戏吸收了扬州清曲的曲目和唱腔作营业性演出之后。花鼓戏、扬州清曲于清.康乾年间流至镇江，兴于嘉道（1796—1851）。花鼓表演最早只有一小面（丑）一包头（旦），两人对歌舞，叫“打对子”或“踩双”。起始，演于每年的灯会，渐次发展到农间盛会和大户人家的喜庆寿诞，演出形式也由单对表演发展到“三小戏”（增加一小生）、“三包四面”七人轮番表演，开场与收场还出现“下满场”的集体歌舞场面。扬州清曲是流行在扬州、镇江、南京一带的素衣清唱曲种，源于明清俗曲。演唱形式“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曲牌、曲目众多，语言与花鼓戏均习用扬州方言。

1919年（一说1920年），镇江花鼓艺人藏雪梅、孔少兰、戴惠芬、吴兰芬等人，演唱花鼓戏时吸收扬州清曲的曲牌和曲目，并增加了丝弦伴奏，在镇江保安新街龙云楼茶馆作首次营业性演出，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他们的演唱多用小嗓门唱法，细腻委婉，随得名“小开口”。“小开口”在镇江产生后发展较快，同年藏雪梅、方少卿等人组成的“凤鸣社”就应邀赴杭州美记公司游乐场正式公演。1922年再次赴杭州在西湖大世界演出，深受当地观众欢迎，并传艺宣卷艺人，“小开口”唱腔对杭剧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后“小开口”定名为“维扬文戏”进入上海。在此之前，香火戏以“维扬大班”名较早进入上海演出。香火戏是古“傩”之遗存，是巫师做会、驱灾逐疫时的祭祀形式，演唱内容有神话、民间故事等。香火戏演出用锣鼓伴奏，演唱用大嗓门，粗放高亢，这和用丝弦伴奏、演唱委婉清丽的“小开口”形成鲜明对照，被人称之为“大开口”。大、小开口同时在上海演出，相比之下，“小开口”比“大开口”更受观众欢迎，演出盛况空前，故多数“大开口”艺人纷纷改唱“小开口”。1936年，“维扬戏剧研究会”成立，标志大、小开口组织上的合流，“维扬戏”名从此产生，因语言为扬州方言，俗称为“扬州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称为“扬剧”。

二、“啷当调”与丹剧

“啷当”源于盲女弹唱盲词，为丹阳、丹徒、金坛一带的地方说唱。盲词有三类：一是弹词，二是日间算命夜唱书的算命调，三是击鼓唱盲词（见《制曲枝语》、《啸亭杂录》）。丹阳说唱“啷当”属第三类。“啷当”得名于“啷当调”。据丹阳“黄秧下田谷进仓，打麦场上笃啷当”的农间习俗考证，“啷当调”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1），由丹阳善增观道士首唱，而后流于民间。盲艺人习唱啷当调约在咸丰年前后。民国初年丹阳设立救济院（亦称孤老院），收养十多名瞽目艺人，从事击鼓弹唱盲词，其内容有戏剧故事、民间传奇和“滩头”，都用“啷当调”。1930年后，盲艺人建立行班，正式命名“瞽目啷当”（简称“啷当”）。

“啷当”最早演唱形式为盲艺人操书弦（形似大三弦），侍童击皮鼓（木制扁圆形两面蒙牛皮的小鼓，单签敲击），沿门叫唱。啷当艺人柯宝、刘连生（啷当建行时打行和六行的领班），说其师传授时曾用书弦和皮鼓，后因购之不易改用竹板、竹鼓，随之演唱形式也改走唱为座唱。至此，“啷当”因受方言声调和本地民歌号子影响，已具有浓郁的丹阳乡土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啷当”除盲艺人演唱外，业余歌手也习唱成风。由业余歌手演唱的“啷当调”，先后参加了县、市、省的群众文艺汇演。1958年，丹阳大运河水利工程指挥部建立一支以说唱“啷当”为主的文艺演出队，影响遍及丹阳城乡。在此基础上，丹阳县开办“文艺骨干培训班”（俗称啷当训练班），于1959年元旦前夕首次公演以啷当音乐谱写的剧目《闹革新》、《能不够》等，而后建团赴武进、金坛等地做营业性演出，丹剧啷当戏——丹剧就此传开。

三、句容的花鼓戏

句容是古都南京的外围，屡遭兵燹之苦。句容县志记载：“咸丰丙辰（1856）、庚申（1860）两遭兵火，乱后遗黎不及十之二”，因而广募佃户。至光绪十四年（1888）“荆豫客民来开辟殆尽”，两地的民间艺术亦随着移民流入境内。句容的花鼓戏由“打五件”（艺人肩扛长凳式架子，架着鼓、锣、钹、堂锣和云板，两人操作）起家，沿门敲打演唱。唱腔以湖北花鼓调、河南灯曲为主。后因艺人增多，由乐器分开演奏逐渐过渡到演员、乐队专职化直至组成戏班。经民间艺人的长期实践，融湖北花鼓调与本地民间歌舞为一体，在表演上则借鉴徽调和京剧艺术，从而形成以［陶腔］、［四平］、［北扭子］、［悲腔］为主体，以“花腔”（各式小调）为衬托得相对独立的花鼓戏剧种。

据花鼓戏老艺人记述，［陶腔］、［四平］、［悲腔］由湖北传入，［北扭子］来自河南罗山、光山、商城一带；部分“花腔”是荆豫民歌小调与本地民间音乐汇集而成。花鼓戏班演出长期用锣鼓伴奏，人声帮腔，故有“嘡嘡班”或“咳咳调”之称。1957年，受皖南花鼓戏影响，伴奏中加入丝弦。

苏、浙、皖交界地区的花鼓戏同出一源，因境域有别而略有差异。按艺人的习惯分上下两路。上路（又称南京路），泛指江苏句容、溧水一带；下路（又称宁国路），包括安徽广穗、朗溪、宣城、宁国及浙江长兴一带。上路以“方九戏班”（约1915—1950）为代表，上演花鼓戏传统剧目36本，小戏60余出。其代表人物有方元庆（号方九）、陈金山、杨光荣等。

句容的花鼓戏在新中国成立后未组建专业剧团，但花鼓戏业余演出活动一直未间断过。

京剧、锡剧、江淮戏及其它京剧流布全国，镇江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和商埠，京班来者甚多。清代同光（1862—1908）之际，王鸿寿的徽京合班曾在镇江及苏南一带唱红。光绪三年名伶杨月楼应长江水师提督之召，在镇江同乐园首演《安天会》，为北方京剧演员落苏开始。周信芳九岁在镇江登台，“麒麟童”由此传扬开去。镇江人喜爱京剧艺术，京剧票社从民国初年兴起到抗战前就建了二十多个。建国后，镇江及其所辖地区先后组建过四个京剧专业团体，演职员共达四百余人。

锡剧是由滩簧发展演化而成。据成书于清.嘉庆四年的《红楼复梦》记述，镇江祝府过寿，“走夹道至宝墨堂灯棚下唱滩簧”，由此而见，1799年以前镇江已演唱滩簧。1950年镇江大戏院落成，首请王彬彬、梅兰珍所在的民间职业滩簧班开台，续有沈佩华、王兰英等在京江大戏院公演锡剧。1952年后，镇江所辖县均建专业锡剧团，并创作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受到观众好评。

二十年代，江淮戏由上海流入苏南，镇江市江淮戏流行区，拥有众多的观众。民国二十三年（1934），江淮戏艺人张筱亭、耿一飞等在镇江新园林演出，续有朱姓艺人“大丫头”等在登仙桥戏院献艺。此后江淮戏便常年驻足镇江。1953年后，镇江建专业淮剧团。剧团新编剧目《状元梦》、《舍妻审妻》等，在省内外获得一定影响。主要演员李少华演唱［拉调］，节奏快慢交错，韵味浓郁醇厚，在淮剧演唱中独树一帜。

建国前镇江未见有越剧记载。1951年金城大戏院开始上演越剧，王慧芳、黎明（绰号“小老牌”）等越剧名伶先后来镇江演出。1954年后，镇江、丹阳等地相继建立专业越剧团。因语言有别，镇江观众，学唱越剧的少见。

此外，1983年，市辖句容县还组建过黄梅戏专业剧团，学演了《血染红袍》、《孝女冤》、《柳玉娘》等一批剧目。

以上京剧、锡剧、江淮戏及其它剧种流入镇江，从剧目到演唱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因受方言和演出环境制约，除上文提到的淮剧演员李少华演唱的［拉调］，在淮剧演唱中独树一帜外，其他剧种大多未形成特有的表演风格和艺术流派。

（责任编辑：郭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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