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传奇《三元记》官商联姻的意义看商人地位的提高

摘要:官商联姻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不可能到可能再到现实的结合。而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秩序在官商联姻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冲击。商人的地位在稳步提高。

关键词:士农工商; 等级秩序;儒商; 官商联姻

一 、《三元记》达到了官商联姻的最高顶峰

《三元记》是明传奇《六十种曲》中唯一以商人作为主人公的剧本,也是整个明传奇中为数不多的描写商人形象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剧本。

《三元记》又名《冯京三元记》,沈受先在宋元南戏同名剧基础上改编而成。从全剧看，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良贾冯商形象。正是由于冯商不断积累善行，终于感动神仙，使壮年无子的冯商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儿子，而且冯商之子冯京长大后连中“解元、会元、状元” 三元，还成了宰相富弼的乘龙快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达到了官商联姻的最高顶峰。

从《三元记》本身来看，全剧的主要角色，中心人物是冯商，而冯京只是一个陪衬。作者之所以取名《冯京三元记》强调的是结果。冯商之子冯京之所以能连中三元是因为冯商阴骘积善。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冯妻金氏捐金劝夫娶妾不妒，是为良妻。作品通过好人的圆满结局来昭示善行美德。

二 、从文学看“士” “商”的结合

《三元记》以商人为正面表现的主人公，突破了传统文学以描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为题材的窠臼，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明代社会中异军突起的一支新兴力量——商人，并先于时人看到了商人品德的闪光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描写商人的作品并非从《三元记》开始。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左传春秋》记载了郑国商人弦高以自己的牛犒劳欲攻打郑国的秦国军队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的事迹。弦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仍令人钦佩。但在此后的叙事作品中很难再看到商人的踪影。

到了唐宋传奇中才偶尔出现了一些商人身影，多是一些卑微者的形象。如唐人张读的传奇小说《闾丘子》描写了家产万计的大贾之子仇生为了做官，千方百计巴结名望极高的官僚郑氏。郑氏虽“累受其金钱赂遗”，然而却从未对这位商家子弟以礼相待，反而百般羞辱，责骂“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仇生自惭形秽，只得弃官闭门，最后忧郁而亡。《闾丘子》真实地表现了大兴科举制度的唐代社会士人是怎样清高不可一世，商人是怎样倍受侮辱、歧视的情景。士商之间或者说官商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宋元以后，商人地位明显提高。清人沈垚《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这句话反映了宋、元、明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增加。但是宋、元两代乃至明前期的通俗文学作品仍然存在着对经商传统的轻视，包括商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不能认同。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元代前期杂剧《老生儿》中的商人刘从善。他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了“泼天也似家私”。但他言语间却显露出自卑情绪和充满了对读书人的羡慕。如第二折[滚绣球]所唱：

“我道那读书的志气豪。为商的度量小。则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争似那勤学。为商的小钱番做大钱。读书的把白衣换做紫袍。则这的将来量教。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妆幺。有一日功名成就人争羡。”①

在刘从善看来，老来无子都是经商牟利惹的祸。

元代由于蒙古游牧民族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他们对农业先天重视不足，商业则得到畸形发展。因此在元杂剧中出现了一些涉及商人形象的作品。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认识不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废除了科举制度，使大部分读书人失去了走仕途荣身的道路而沦落到社会底层。

《老生儿》反映了元代前期商品经济虽也受到提倡并有所发展，但传统的商末意识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士人传统的优越意识依然很浓厚。

元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市民意识的崛起，商人地位大大提高，文人对此已不得不刮目相看。如元代后期杂剧代表作《东堂老》，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人东堂老的形象。是商人身份和儒者的品德相结合的“儒商”形象。

东堂老早年经商，获得晚年宽松的生活。但他更重视的是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学说。如第三折所唱：“则理会的诗书是觉世之师，忠孝是立身之本，这钱财是倘来之物。”②东堂老受邻居之托暗地里买下其子扬州奴出售的祖屋，教育扬州奴改掉恶习勤勉经商。最后东堂老遵守信义，将杨家家产归还扬州奴。在东堂老身上体现了儒家学说中的“孝道”、“信义”观念。扬州奴荡尽家产是不大孝；他最后改邪归正守住祖业是“孝”的表现。而东堂老在友人死后将巨额财产归还友人之子是“信义”的体现。

元杂剧中的“儒商”形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元代社会中确实存在“儒商”这类商人。由于元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低下，有一部分士人迫于生计弃儒经商。这一类商人虽然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但他们的伦理观价值观仍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在他们身上较少铜臭气市侩气而多有君子之风，被称为“儒商”。另一方面元杂剧作家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因此他们在塑造商人形象时，将自己的儒家理想赋予笔下的人物形象中。

《东堂老》反映了元代社会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加，商人的自信心得到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认同。如东堂老对扬州奴说：“我教你成个人物，做个财主。”可见在东堂老的意识中没有传统的成功人物的唯一标准：考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东堂老》反映了在传统的“士尊商卑”的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之间出现了某种松动，“士” “商”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三、《三元记》中光彩照人的商人形象

冯商年届四十，尚无子嗣。冯商没有经商的自卑，也不认为无子是经商惹的祸。这和《老生儿》中的刘从善完全不同。如第六出“女子图嫁一夫，男子原求一室。我和你虽然今日无子，安知去后不生育。”③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有钱的男子往往妻妾成群，而冯商居然是“男子原求一室”，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情爱观。妻子为了求得子嗣捐金让他买妾。冯商勉强卖妾后，在了解了女子的真实情况后依然遣返并不索取聘礼。这表现了冯商扶危助贫的侠义心肠和善解人意、体恤他人的美好品德。

“拒寝”一事也写得极为感人。王以德为报恩让妻子陪宿冯商一夜。门反锁，也已深，孤男寡女同居一室。冯商守身如玉，秉笔手书一夜。第十三出写道：“佳人窈窕。月闭与羞花。只是我雅操坚持不妄求。那败伦伤化岂良媒。休休。与你冰炭同炉两不相投。”③冯商能保持操守,他的理论依据很简单朴实：“若是他人妻子吾淫媾。吾家妻子遭人诱。这天报昭昭怎肯休。”③

“还金”一事对刻画冯商的形象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冯商归家途中，积雪深三尺，恰逢年关。他投宿旅店，欲第二天五更就行，赶回家过年。却发现枕头下有15包银子和一封书信。为了等待失主，他一连在旅店里逗留了五六日。终于等来了失主，拯救了失主家里两条人命。作为商人能拾金不昧比之一般人更令人钦佩。

“错认马匹”事也比较符合生活真实。

《三元记》通过“雪天赈灾”、“重义还妾”、“深夜拒寝”、“旅店还金” 、“错认马匹”等事情成功塑造了一个济危扶贫、重义轻利、拾金不昧、见色不贪的商人形象。

四、从明传奇《三元记》官商联姻的意义看商人地位的提高

“士农工商”，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同时，这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阶级特点，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

能代表商人没有地位的是范蠡的故事。范蠡，辅勾践灭吴，功劳巨大，但由于后期经商，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最能代表商人有地位的是冯商的故事。《三元记》彻底颠覆“士农工商”传统等级中“商末”地位。

纵观《三元记》全剧，剧本前半部分现实主义色彩较强，后半部分写官商联姻，因果报应的部分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奇思遐想，充分体现了传奇的特点。

官商联姻而且是商人的儿子和宰相的女儿，这在封建社会是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三元记》中这种传奇却具有了某种合理的逻辑性。冯商遣返的妾——张家女，后来成了宰相之妻，却仍未忘恩。当冯京出现时，她便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与他，只是因宰相不允，以为门户不当，只得作罢。后来宰相招状元为婿，结果状元是冯京，于是商人之子即新科状元和宰相之女结婚。冯京就是商人之子成为士人的典型，最后官商进行联姻。这与其说是有现实意义，不如说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商人的地位被提高到了颠峰状态。

“官商联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不可能到可能再到现实的结合。文学作品见证了这个过程。

唐人传奇《闾丘子》中巨商大贾之子仇生梦想做官，摆脱“商末”的低贱地位，而被高高在上的官僚嗤之以鼻的拒绝贬斥，无力消除的自卑和无法抗拒的士商之间的等级差别，使仇生郁郁而亡。

元代前期杂剧《老生儿》中的商人刘从善一改过去奸商形象，散家财济贫。但他这样做的初衷却是祈祷老天爷同情他，赐给他儿子，自卑地认为无子是上天对他经商的惩罚。

元代后期杂剧《东堂老》则塑造了一个“儒商”形象。东堂老不仅富有而且自信并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发生了某种倾斜和融合。士人开始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商人身上。

明前期的传奇《三元记》则大肆表彰商人的美德善行，并宣扬因行善而得到的“异想天开”的回报。《三元记》官商联姻的意义在于彻底颠覆了过去“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士” 是读书人，“仕”是读书人出来做官。“士”和 “仕”（官）不过是一步之遥，官和商的联姻是通过“士”这个中介来完成。商人曾经是社会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受人歧视的小人物最终受到了皇帝的注意并和宰相结成亲家。这似乎是一个梦想，但是它预示了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

果然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中国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连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加入到商业活动的行列中来了。甚至出现了弃学从商，弃官从商的现象。

明中后期长篇通俗小说《金瓶梅》、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二拍》等市井文学开始大量地描写商人，反映商人的日常生活。在才子佳人的言情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才子佳人商人的三角恋爱。在情场上竟然有商人战胜才子，赢得美人归的“奇事”了。商人地位的提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注释：

①《元曲选·老生儿》

②《元曲选·东堂老》

③《六十种曲·三元记》

参考文献：

[1]冯天瑜.明清文化散史[M].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2]李洵、薛红. 明清史[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3]毛晋.六十种曲[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

[4]藏晋叔.元曲选[M]. 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

[5]徐志啸.沈寿卿及其三元记[J].中国书籍与文化，1999年（2）。

[6]罗斯宁.元代商业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元杂剧商人新解[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2（6）。

[7]陈建平、李承锋.困惑与觉醒——〈老生儿〉与〈东堂老〉商人形象之比较[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6）。

（作者单位：新疆兵团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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