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元代水浒戏研究

摘要：20世纪以来对元代水浒戏的研究，是沿着“现代化历程”的轨迹，探求元代水浒戏真实面貌的一个过程。经过世纪初的初步构建，世纪半的飞速发展，在“文革”之后达到了全面繁荣。随着研究者的理论观念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不断突破，元代水浒戏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延伸、扩展、深化，研究体系也更为完备，除了传统的历史学、艺术学研究角度外，又向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向开掘，包括社会学、生态学、传播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是一个传统现代化的过程。

关键词：戏曲艺术；水浒戏研究；现代化历程；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以取材于历史上北宋末年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由于创作者较多、作品数量甚众而自成一类，人们称之为“水浒戏”。通过对比元明清三代的戏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元代都是水浒戏创作最繁盛的一个朝代，水浒戏不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广大学者试图对其认识和研究。明清学者对元代水浒戏的研究，多是在剧目著录、选本收录的过程中，对其做蜻蜓点水式的点评，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真正的学术自觉始于王国维。我们把元代水浒戏研究放在一个大的戏剧观念上来看，他是元杂剧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自然是和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转化和拓展紧密联系。“关于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学术历程，学术界称之为‘现代化历程’，即引进和吸收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①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系统地掌握了西方哲学、美学及其科学方法后对元代水浒戏进行理性的研究开始到现在，从整体上来看，研究工作呈现多元化多角度的局面。观念、方法有差异，研究的问题、角度不同。较多的是侧重文化的、社会的研究，也涉及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型学科方向开掘，包括生态学、民俗学、观众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等。

一、世纪初的初步构建

文学史家浦江清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当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②王国维是近代用科学方法研究元杂剧的第一人，他在不忽视戏剧诸因素的同时，侧重于文学、文献研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1908年到1911年，他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曲角色考》等一系列资料搜集研究类著作，并于1912年推出了戏曲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在此书中“从《录鬼簿》之次序，并补其所未载者，叙录之”③，指出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为元代水浒戏中“我辈今日所据以为研究之资者”。④他的思想认识、戏剧观和科学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世纪的。

吴梅在《元剧研究》、《中国戏曲概论》、《曲海目疏证》等著作中对元水浒戏剧作家与作品都有所考证，并从传统曲学角度对部分剧目和作家做了简要而精当的点评。如指出李文蔚《燕青博鱼》“描绘市井，声色俱肖，尤非寻常词人所及”。⑤评价高文秀“东平高氏，力追汉卿，毕生绝艺，雕绘梁山”。⑥

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注意用社会的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元代水浒戏，代表学者是胡适、鲁迅、郑振铎。这一时期元代水浒戏研究的最大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元代水浒剧目的钩沉

由于大多数元代水浒戏的作者佚名、有目无篇、不同作者相同剧目等等现象，造成了元代水浒戏数目统计上的困难和分歧，研究者们一家有一家的观点。如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提出关于梁山好汉的戏目有19种；1929年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对《水浒传》成书之前的水浒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认为现存元代及明初的“水浒剧本”共有7种；30年代林培志在《水浒戏》一文中提出元代水浒杂剧30种，明清水浒传奇25种。

2.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元水浒戏的研究主要依附于《水浒传》的研究，偏重于考证，追本溯源，探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并没有将水浒戏看作一个独立的领域来进行研究。代表作品有胡适《〈水浒传〉考证》、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李玄伯《水浒故事的演变》、李逸侯《水浒新序》、赵苕狂《〈水浒传〉考》等。胡适断定元代的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一大渊源，但“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⑦“当时的戏曲家对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⑧“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於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⑨再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之《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一章中说到，在元人杂剧中，“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⑩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推断元代“一定有一部《水浒传》，有一个完全的水浒故事”，“当时的一种《水浒传》已与今本相差不远，或者今本之中有一种竟是由元人底本演化而来的，而元人的戏曲的叙述则本与这部小说不同。”

二、世纪之半后的飞速发展

“世纪之半不仅是一个时间段落，将百年一分为二，更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形成前半叶与后半叶迥然不同的两个段落区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上层建筑的变更，学术界也随之产生了剧烈的变动。学者们一方面批判地承袭前半叶的学术观点、研究方向和方法；另一方面更为“强调戏曲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价值取向、思想评判也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定位，对于作家作品的讨论、研究往往显示出政治性高于学术性的倾向。

比如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所批判的“各剧里所有的情节，往往雷同……全都是正人被害，英雄报恩，而以奸夫淫妇授首为结束”这一特点，王季思先生则认为是“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人民的革命性”，充分肯定了其积极的斗争意义。北大中文系1955级主编的《文学史》、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等都认为元代水浒戏是将梁山好汉当作了起义英雄加以歌颂的。

关于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的研究仍在继续，但基本上是在承袭胡适观点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如何心在《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一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论证《水浒传》与元代水浒杂剧的承继关系。聂绀弩在《〈水浒〉五论》中说：“至少，那些与《水浒》有关的，都可能就是《水浒》的原始材料。所以，这些剧作家，也可能是《水浒》小说的若干程度的作者。”但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如严敦易在《〈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中提出《水浒传》没有从杂剧中取材，没有受其启发。

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成果，体现在对水浒戏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上。50年代傅惜华对现存的元代水浒戏进行整理后编定了《水浒戏曲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水浒戏曲集》第一册收录了现存的元明水浒戏，但现在学术界所公认的元代无名氏所作的《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4部作品被作为明代水浒戏收录。傅惜华对每剧的作者、著录情况、版本信息等都进行了考证，为之后的水浒戏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基础。

同时，傅惜华在《水浒戏曲集》中第一次提出了“水浒戏”的概念，标志着水浒戏正式脱离依附于《水浒传》的身份，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范畴，元代水浒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较频繁的登上学术研究的舞台。一些学者对元代水浒戏的某一作品或者剧中某一人物形象作了详细研究，如魏家骏《匕首与投枪：谈〈李逵负荆〉》（《江苏文艺》，1975年第10期）、徐朔方《元代的水浒杂剧及其代表作〈李逵负荆〉》（《戏曲杂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谭行《〈李逵负荆〉的思想和艺术》（《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7期）等。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头组织编写的“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水浒戏作家及其作品时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论述，如在论及康进之时指出“他的《李逵赴京》是现传元人水浒戏最优秀的作品”，“李逵是元代水浒戏中最重要的角色”，“作者写梁山环境和人物性格，即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概括了现实的素材，同时赋予环境与人物以理想的色彩”。这种结论的得出与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元代水浒戏研究在文献整理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为后来的水浒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对水浒戏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康进之、高文秀二人，对作品的研究聚焦在《李逵负荆》、《双献功》二剧，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仅涉及李逵一人，同时受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左倾的烙印非常明显，评价的标准往往是革命性高于学术性。

三、“文革”后的全面繁荣

“10年‘文革’，学术被极端的政治、政治运动代替，学者们成为被改造、批判的对象。”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元代水浒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元代水浒戏的研究才逐渐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时期，开始向更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对诸如作家作品考论、作品风格，题材、内容、结构等，都有了广泛深入的开掘。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有意识的从审美意识、元人心理、悲喜剧理论、民风民俗以及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新的视角上展开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格局相比，整体上文章数量更多、研究队伍更大、涉及领域更宽。

（一）专著研究成果突出

郭豫衡《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学史专著在元代文学的章节都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元代水浒戏，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水浒戏来源、与《水浒传》关系、水浒戏内涵转变、水浒戏主题传统的形成、出现原因、剧情、艺术手法、人物性格和形象以及戏曲语言等方面都做了精妙的论述。

相比较于文学史，戏曲史类专著对于元代水浒戏的探讨更为详细，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李修生《元杂剧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许金榜的《中国戏曲文学史》（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春祥《元杂剧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元代水浒戏作家、剧作、人物形象都做了详细分析，并以水浒戏为例论述了元代戏曲的审美形态。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准备，水浒戏研究终于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显示了自己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是王晓家的《水浒戏考论》和刘靖之的《元人水浒戏研究》。王晓家的《水浒戏考论》将水浒戏曲视作一个整体，将元代水浒戏作为其中发展的一个阶段进行研究。对从古至今的290多种水浒戏从历史源流、本事来源、思想艺术、人物塑造以及演出情况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但无论是文献的考证，还是史的论述，都很简略。刘靖之的《元人水浒戏研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元代水浒戏的理论专著，他对现存的10种元代水浒戏的著录与版本、宾白与曲文、人物、故事内容和布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并对元代之后水浒杂剧和水浒文学等也有所考证，可谓是1990年之前元代水浒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二）论文视角百花齐放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从1979年到目前为止，涉及到元代水浒戏研究的论文共有107篇：

1.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

（1）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研究

元代水浒戏对于《水浒传》成书所起的作用，仍不时在学界引起探讨，虽然这一时期仍有学者表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如曲家源认为元代水浒戏并非《水浒传》的来源，陈松柏断言《水浒传》的成书与“水浒杂剧无涉”，但学界基本承认其沿袭的关系，如董玉洪在《略论元代水浒戏对小说的影响》中提出：“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元代水浒剧作家创作了大量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生动故事，塑造了十余位英雄丰富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水浒传》正是在借鉴吸收这些故事的内容情节基础上，加以发挥，才达到了巨制名篇的水平。”王丹丹《元明清水浒戏与小说本〈水浒传〉之关系探究》（《时代文学》，2011年12月上月版）、齐裕焜《水浒戏的贡献不可抹杀》（《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田兴国《元人“水浒”戏——〈水浒传〉小说成书的重要基础平议》（《水浒争鸣》第十辑，2008年）、戚珊珊《试论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之间的相承关系》（中国海洋大学，2008硕士论文）等都持此观点。

（2）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对比研究

在肯定了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承袭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从某一方面考察，对两者做进一步的细化对比研究，如胡灵霞《元水浒戏之“替天行道”思想对〈水浒传〉主题的奠基》（《当代人》，2008年6月下半月版）、胡浮艳《从〈宣和遗事〉〈水浒传〉到〈水浒记〉——对阎婆惜故事流变的考察》（《水浒争鸣》第十辑，2008年）、李继伟《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家庭女性形象之比较》（《语文学刊》，2008年第21期）、涂江艳《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比较》（江西财经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涂江艳《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的主题比较》（《沧桑》2006年第5期）、涂秀虹《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等。

2.以元代水浒戏作为独立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以元代水浒戏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大量涌现，约有50多篇：

（1）有的学者从元代水浒戏的内容、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等传统研究角度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开掘。如朱晓宇《论元杂剧中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主题》（《文学界》，2010年第10期）、王齐洲《元代水浒戏三题》（《江汉论坛》，2000年第8期）、江蛰君《论水浒戏》（《光明日报》，1998年5月14日）、陈桂生《论元代的水浒戏》（《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宋子俊《试论元代水浒戏的思想价值及其地位》（《西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梁积荣《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山西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黄竹三《元代水浒戏的思想倾向》（《水浒争鸣》第二辑，1983年）等。

（2）有的学者将元明清水浒戏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发展演变进行纵向对比研究。如王丹丹《元明清水浒戏特征及其成因初探》（《长城》，2010年第6期）、白小金《元明清水浒杂剧简论》（《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强《元明水浒戏主题的嬗变》（河北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刘方政《义的实践与忠的努力——论元明水浒戏》（《齐鲁学刊》，1992年第6期）。

（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元代水浒戏与同时代的其他类型戏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如朱仰东《从宋人“说话四家数”看元代水浒戏归为公案剧的合理性》（《天中学刊》，2011年第2期）、胡玲霞《元代三国戏与水浒戏的比较研究》（湖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李之亮《元杂剧中的宋朝戏》（《戏曲艺术》，2004年第2期）、佘大平《照耀人心的双日——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这一时期的论文与其他阶段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多学者有意识的从新的视角甚至是跨学科的角度对元代水浒戏进行研究。他们或是从社会学角度：如王前程《元人水浒戏的创作模式与宋元民族意识》（《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孙宁《穷亦兼善天下——试论元代水浒戏中体现的作者的人格理想》（《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朱小利《元杂剧“水浒戏”中家庭婚姻问题的社会内涵》（《四川戏剧》，2006年第6期）、陈建平《水浒戏与中国侠义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博士论文）、胡淑芳《元杂剧情节模式与元代社会》（《艺术百家》，2000年第4期）；或是从价值观念的角度：仇爱丽《元代“水浒戏”女性意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或是从心理学角度：陈娟娟《元末明初水浒戏创作模式及其心态的嬗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或是从接受美学角度：朱仰东《元明水浒戏美学趣向肤说》（《五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齐学东《水浒故事的接受美学》（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或是从传播学角度：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李献芳《水浒戏在黄河流域的发展》（《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还有学者从批评史的角度对水浒戏研究进行研究：如窦开虎《20世纪水浒戏研究述评》（《水浒争鸣》第十二辑，2010年）、张国光《一篇综论元明清水浒戏的力作——江蛰君先生遗稿〈论水浒戏〉读后》（《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王丽娟《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等。

3.以元代水浒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以元代水浒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有30篇：

（1）对水浒人物形象进行整体性研究

如冯晓《元明清水浒戏英雄形象与侠义精神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吴华峰《文人化的草莽英雄——论元杂剧水浒戏的人物特征》（《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对某一人物形象进行细化研究

对于水浒英雄形象的研究还是以李逵为主，共有17篇。如李秋晨《论水浒戏中的喜剧李逵和〈水浒传〉中的悲剧李逵》（《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翁敏华《由几部水浒剧看李逵“狂欢节小丑”形象》（《戏曲研究》，2010年第2期）、张静《论李逵形象的演变》（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蔡健《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中李逵形象比较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梁洁《现存元杂剧中李逵形象的人文关照》（《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荆清珍《论元代“水浒戏”之李逵形象》（《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裴云龙《文人对游民的认同与隔膜——剖析李逵形象从水浒戏到〈水浒传〉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凡安《吸收·分解·延伸·传奇化——从元杂剧水浒戏看〈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塑造》（《水浒争鸣》第六辑，2006年）、陈建平《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探析——兼论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人物描写的演变发展关系》（《水浒争鸣》第八辑，2005年）、罗书华《中国传奇喜剧英雄生成考论——张飞、李逵》（《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宋子俊《元杂剧中的李逵和鲁智深形象考述——兼论〈水浒传〉与水浒戏的继承与发展》（《戏曲研究》，1995年第1期）、郑喜林《元杂剧张飞、李逵形象与观众审美心理》（《渤海学刊》，1992年第4期）、林文山《封建时代革命农民的典型——李逵》（《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陈汝衡《元明杂剧中的黑旋风李逵》（《戏曲艺术》，1979年第12期）等。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李逵形象的喜剧性特征上，这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关于元杂剧悲喜剧理论的探讨有关。

这一时期还有7篇论文涉及到梁山好汉中的其他人物——宋江、王矮虎、刘唐、鲁智深、张飞、燕青。如黄欣《〈大妇小妻还牢末〉中刘唐形象的矛盾性及其意义》（《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宋子俊《元杂剧中的李逵和鲁智深形象考述——兼论〈水浒传〉与水浒戏的继承与发展》（《戏曲研究》，1995年第1期）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目光投向元代水浒戏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上：如张福洪《论元水浒戏对女性形象的道德评判》（《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仇爱丽《扭曲的镜像——元代水浒戏女性形象试析》（《文学前沿》，2008年第2期）、李继伟《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家庭女性形象之比较》（《语文学刊》，2008年第21期）、朱仰东《〈争报恩〉中李千娇形象新论》（《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陈建平《漠视与异化——男权强势话语支配下的元明清水浒戏女侠形象》（《水浒争鸣》第九辑，2006年）、涂秀虹《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学者们对“贤妇型的男性想象：水浒戏中贤妇形象”、“睡美人型的男性建构：水浒戏中弱势被救女性”和“淫妇型的男性恐惧：水浒戏中淫妇形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4.以某一作品、作家为研究对象

由于“《李逵负荆》是现传元人水浒戏里最优秀的作品”，所以这一时期对单篇作品的研究仍是多集中在《李逵负荆》一剧上，如刘清华《论〈李逵负荆〉杂剧中“不协调”手法的运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杨有山等《试论〈李逵负荆〉的歌颂性喜剧特征》（《四川戏剧》，2009年第6期）、黄田子《论〈李逵负荆〉对元杂剧的贡献》（《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徐子方《〈李逵负荆〉简说》（《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陈文《关于〈李逵负荆〉》（《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门立功《康进之及其〈李逵负荆〉》（《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唐清弟《谈元杂剧〈李逵负荆〉的心理描写》（《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仁立《〈李逵负荆〉喜剧效果的形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华世忠《细节之升华生活之化解——谈康进之及其〈李逵负荆〉》（《阜阳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也有涉及到其他剧目的，如伊永文《从〈燕青博鱼〉看市民的戏剧欣赏习惯》（《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张筱梅《〈燕青博鱼〉与宋元关扑风习》（《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前一篇文章是从接受美学角度、后一篇文章是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元代水浒戏的成果。

对剧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康进之和高文秀两人身上，如王晓家《高文秀杂剧考论》（《戏曲研究》，2004年第2期）、辛一江《高文秀及其杂剧创作》（《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孔繁信《略论高文秀的杂剧》（《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古今《高文秀杂剧简论》（《聊城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王晓家《康进之与他的“水浒戏”》（《齐鲁艺苑》，1983年）等。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对元代水浒戏的研究，是探求元代水浒戏真实面貌的一个过程。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研究者的理论观念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不断突破，元代水浒戏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延伸、扩展、深化，研究体系也更为完备，除了传统的历史学、艺术学研究角度外，又向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向开掘，包括社会学、生态学、传播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等，是一个传统现代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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