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表演遗产的世界意义

摘 要：昆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权威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名列其榜首，是在世界范围对中国昆曲于戏剧文化和古典文化遗产两个方面的肯定。其实，早在70年前，即20世纪30年代，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苏联莫斯科的世界顶级戏剧大师们，目睹中国昆曲后的心悦诚服，甚至近乎顶礼膜拜的惊奇和赞美，已是世界剧坛认识昆曲的先声。中国昆曲之为西方戏剧大师们所赞叹，就是西方戏剧吸取东方智慧，从中国昆曲诠释的希腊古剧诸特征中得到借鉴，同时也再度接续希腊传统而重新辉煌的希望所在。将中国昆曲仅仅定位为中国古典文化遗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昆曲由于蕴涵了人类共同的戏剧本质和特征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距离，能够在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汇日益增强的大趋势下，提供历史经验，为未来国际戏剧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戏曲艺术；昆曲；表演；文化遗产； 希腊古剧；国际性；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千百年来，源自欧洲的西方戏剧，和源自亚洲的东方戏剧，基本上是平行地各自生息，在各自的历史轨迹上走过各自的历程。20世纪以来，东西方学术文化接触交流逐渐见多，互受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新流派也不一而足。如中国引进西方话剧，成为中国戏剧的半壁江山；布莱希特研究中国戏曲，发展了他的“离间效果论”等等，都是世界戏剧文化史中的大事，影响都颇深远。这样的交流还只是局部而零星的，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因素。所以，直到目前，“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分野，仍然是现实存在。

但是，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化的日新月异，偌大地球，在时空意义上，已经可以用“村社”相比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各个学术领域全球整体的认识论之全面涌现。这种涌现有先有后，首先是直接关系社会生活的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生活方式等等。戏剧文化的全球认识论，目前尚未见提出，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按下18世纪伏尔泰时代，西方受中国《赵氏孤儿》影响的《中国孤儿》，以及其他西方人自出心裁的“中国戏”不说，20世纪先后若干次发生的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虽然产生程度不一、然而影响深刻的冲击，多次在西方有关代表人物中间，引起的由衷赞许和跨文化思考，东、西方戏剧相互走近，并进一步相互借鉴、融汇的趋向，已在有意或潜意识情况下发生。中国昆曲是东方戏剧中机制最完备、表现力最强也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形式。日本戏剧评论家尾崎宏次在给中国昆曲演员华文漪的信中说：“我是长久以来在探索着东方戏剧的源泉，而终于找到了中国的昆剧的。”①中国昆曲作为东方戏剧之代表，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传承的内在逻辑。其中除文学、音乐、舞蹈以外的“戏剧本体学”（研究特定戏剧形式本身结构体制和表现法则的学问），亦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因不属本文探讨范围，不作展开。但是中国昆曲对于西方戏剧的意义，在动摇和否定戏剧文化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催生了对于未来“国际戏剧”的全局性思考。

一、国际剧坛认识昆曲的先声 昆曲，由世界权威组织认定为名列榜首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21世纪初的盛事，是在世界范围对中国昆曲于戏剧文化和古典文化遗产两个方面的肯定。其实，早在70年前，即20世纪30年代，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苏联莫斯科的世界顶级戏剧大师们，目睹中国昆曲后的心悦诚服，甚至近乎顶礼膜拜的惊奇和赞美，已是世界剧坛认识昆曲的先声。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包括昆曲《铁冠图·刺虎》、《牡丹亭·闹学》在内的近二十齣剧目，在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剧院轮换演出，使经济大萧条的美国街头巷议中出现了罕见的兴奋话题。他们毫不吝惜地以“阿芙罗狄蒂”、“海伦”等无与伦比的西方美神桂冠，赠予梅兰芳。在众多热情赞誉的评论中，最具戏剧学价值的，是斯达克·扬（Stark Yong）的《梅兰芳》一文。②。他独具慧眼地从十几齣京剧中，特别将目光全部凝注于一齣昆曲《刺虎》，指名五次而不及其他。他对梅氏杰出表演举例六次，竟又全部举了昆曲中的角色费贞娥。他说：“我们看到梅兰芳演出的《费贞娥刺虎》，这是一出十六世纪明代的戏（应为十七世纪——引者注）。我拿它来举例是因为它是梅兰芳目前上演的剧目中最完整而令人赞叹的节目。”虽然他并不知道那是昆曲而不是京剧。在评论中，斯达克·扬表现出他深湛的戏剧学修养和对首次经眼的中国戏曲之敏锐洞察力。在这篇评论中，他在梅氏《刺虎》的表演里，看到昆曲的“本质纯洁性”，戏剧表现的“驰骋自由”能力，“美、雅致或崇高”，以及对希腊古剧诸多未解之谜的“最深刻的诠释”等等。评论家所关注的，都是世界范围有关戏剧学之普遍性基础课题。这是西方剧坛第一次对昆曲的深刻体认，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昆曲艺术学的本质，甚至是中国学术文化界、戏曲界，直至目前也尚未意识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还涉及西方戏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1935年4月，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梅兰芳怀着在美国巨大成功建立起来的信心前往莫斯科。因受国外学术界重视昆曲《刺虎》的启发，此行除了《刺虎》、《闹学》以外，又加上《断桥》、《思凡》两齣昆曲，增加了昆曲的演出比重，在莫斯科国立大剧院公演，受到又一次非同凡响的热烈欢迎。当时除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丹钦科、泰伊洛夫等名震世界剧坛的戏剧大师以外，莫斯科还聚集着英国戈登·克雷（又译克雷格）、德国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以及瑞典的斯约堡等对世界戏剧最具影响的戏剧家。演出结束后，苏方举行了一次讨论会。虽然有些大师并未邀请到会，但在拉尔斯·克莱贝尔格“复原研究”的《仙子的学生们》中，将所有看过演出的大师们都聚集在讨论会上，并根据他们讲话、文章、书信的可靠资料，集中而生动地写成他们的发言，表达了他们的真实观感③。在《仙子的学生们》中，那些世界级大师们一个个像课堂上的小学生一样，争相以理解中国戏曲为荣，争相以最早运用中国戏曲表现方式为能事，称中国戏曲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人民戏剧”，“这种戏剧的功能如此全面”，“蕴涵着一种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的种子。”他们异口同声地一致认为“从这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典范中学到许多东西”，是“一盏指导我们演员的明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西方戏剧艺术的原始幼稚”，并归咎于西方“落后的审美观”。作者写到戈登·克雷发言结束时说：“请允许一位年老的戏剧梦想家向一位把他的梦想变成生动现实的艺术家鞠躬致敬！”还使这位63岁的大师郑重地向比他年轻22岁的梅兰芳行鞠躬礼，用会场上“响亮的鼓掌声”传达了大师们的真实心声。当时作为西方戏剧泰斗和苏联官方尊为一代宗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克莱贝尔格的笔下也是“学生”中的一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按他的一贯作风还保持着至尊矜持，但也在中国昆曲面前以平等而谦逊的态度说中国戏曲“把我们征服了”，“伟大的艺术感动所有的人”。他还用中国戏曲的某些特征引证他的体系理论，并不忘以他的“演剧体系”为指证说：“伟大的艺术……极其可靠而惊人的相似。”这位倡导了西方写实戏剧内心体验方法，其影响几乎无远弗届的宗师级人物，很难得对其他学派的戏剧作出肯定性评语，但此时他也在不长的发言里对中国戏曲说了两次“第一流戏剧”，“使我们着迷的第一流戏剧”。有史以来，西方学者为拥有自希腊古剧以来无数引以为骄傲的剧作家和戏剧遗产而自豪。这次在一位西方学者的笔下，对初次谋面、素来陌生的异域戏剧，如此尽情倾泻热情、击节赞叹，竟相折腰，这样的事例，大概也是罕见的。这次莫斯科讨论会的档案中，提到昆曲《牡丹亭·闹学》和《铁冠图·刺虎》，但在《仙子的学生们》中，作者没有实指某一剧目为例，没有像斯达克·扬那样在全篇长文里只以一齣昆曲《刺虎》为范则，剖析其中费贞娥一角所表现的昆曲杰出表演方法和戏剧规律。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概括和泛指性的话语中体会到，那些被称为“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平的艺术形式”，“这种戏剧功能如此全面”，“古老的思维方式”、“阴阳原则的统一”等等艺术特点，应该是指轮番上演得较多的《刺虎》、《闹学》、《断桥》、《思凡》（爱森斯坦发言里提到《思凡》里的拂尘道具）等昆曲给这些大师们的印象。况且，京剧的形制和表现方法，主要来自昆曲，但其“戏剧功能”尚未达到昆曲的“全面”④，故将这次莫斯科的西方“仰慕者”们的惊喜，也看作是对中国昆曲的发现，应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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