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与效率研究梁平

摘要：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3-0043-04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生产实践均表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纳尔森，200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约束十分明显，长期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这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技术进步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技术进步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赵蕾杨 等，2007)。而如何能够低成本地、快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自然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及其效率进行分析，以寻找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一、理论分析

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张培刚，2001)。而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必须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原创技术的产生来源于本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因此，科技、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建立人尽其才的制度。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是中国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从侧面可以看出科技教育也是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

图1为中国1978—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只有1.06亿元，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199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199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为5.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倍。而在随后的10年，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到了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已经到达了21.4亿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800.15亿元，“八五”时期为4124.43亿元，“九五”时期为8794.67亿元，“十五”时期为17476.55亿元。可以看出，在国家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教育财政投入都是成倍数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针对20世纪末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引擎”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认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农产品贸易不仅可以带来非农就业增长并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增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能力。Borensztein 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推断FDI对农业技术进步也有着扩散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低成本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经过30年来的发展，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额达310.3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统计显示，1985年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总额为3.71亿元，1990年为5.85亿元，2000年为122.78亿元，2006年已达到477.87亿元ZW(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7》。

其中，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EDU代表农民受教育程度ZW(用农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额，作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实质精神。ZW)，RD代表农业科技投入，IT代表农业的对外贸易， FDI代表外商对农业的直接投资，ε是其他方式的技术获取。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度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通常用农业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目前，理论界测算农业生产率的方法繁多，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又存在不足。近几年，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算领域，并日渐成熟。DEA方法之所以取代传统方法，成为农业生产率测算领域的主流方法，是由于该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越性。目前，DEA方法在农业生产率测算方面的实际运用大多是引入了Malmquist指数。本文也认同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由于该方法的运用已经成熟，本文就不再做详细介绍。在生产率测算方面的优越性，并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它是根据距离函数的原理定义的，因而和法雷尔效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生产率，首先必须确定相应的农业投入变量和农业产出变量。遵循变量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的原则，借鉴顾海等(2002)的变量选取方法，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1990年的不变价格)。选择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6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相关变量的数据整理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及资料。样本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新疆等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由于重庆数据资料可得性较差，计算时没有列入。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用软件Deap2.1计算得出农业生产率。图2是1985—2006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图，可以看到，在1986年、1989年、1991年、2005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的农业生产率均大于1，在1999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1.077，在计算年份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24，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平均有2.4％的增长。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技术进步TFP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EDU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ZW(这里以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来测算，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换算成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假设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是0，小学教育是5年，初中受到的教育是8年，高中受到的教育是11年，高中以上受到的教育是13年。利用统计资料上的每百人受到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百分比为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数法，算得每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ZW)；RD为农业科技投入，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表示；进出口IT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FDI用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农业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本文第三部分估计，EDU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的计算；RD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进出口IT采用了卢锋等(2001)提出的农业贸易产品HS与SITC编码统计号的对应关系，整理获取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的总额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整理。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的范围是1986—2006年。

为了缩小异方差，对EDU、RD、IT、FDI取对数，分别变为LEDU、LRD、LIT、LFDI。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部分年份为1，取对数时为0，所以不进行处理。如果时间数据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有数据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见表1。在6个变量中，TFP是平稳序列，LEDU、LRD、LIT、LFDI四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

上面方程表明，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也为弹性系数)为0.057，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良性的，发挥了应有作用。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弹性系数为0.1270，说明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方程还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对外开放还未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作用。虽然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农产品进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来自于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作用。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中国农村未来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能否实现，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靠农业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二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水平，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所以加大本国农业科研开发力度是必须的。三是要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对外开放和引进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顾海，孟令杰. 2002. 中国农业TFP增长及其构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0)：15-18.

卢锋，梅孝峰. 2001. “入世”农业影响的省区分布研究［EB/OL］//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1).tp：//.cn/qkpdf/cmyj/cmyj200903/cmyj20090308-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推荐访问： 中国农业 技术进步 路径 效率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