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新方法论》

王钟陵在继1988、1991年推出《中国中古诗歌史——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中国前期文化一心理研究——原始意识及文明发展分流之比较》这两部颇有影响的专著后，又推出了《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部填补学术空白的新著。它不只是作者对前两部著作运用新方法论的系统总结与理性升华，而且是在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以深沉反思为起点，力求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陈旧模式，楔入新方法论，企盼唤起适应时代新需求的学术取向的专题研究之作。

过去，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发展。王钟陵的《诗歌史》，不但上卷以理论为主，论述了汉代审美情趣，王充的“真美”观，中古文学特征——动情与气骨、真实与形似、新变与精致，以及简约、以少总多、隐秀等风尚、原则、范畴与理想之类理论问题，以领起下卷中古各代诗歌创作的史的论述，而且将这论中有史、史中有论的进程纳入作者历史哲学和方法论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古代史、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新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的命题与原则，就显得更为血肉丰满，有理有据。作者把方法看作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既反对文学史的纯客观论，又反对文学史的纯主观论，亦即反对视历史存在为一重的片面性，提出了“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从而要求文学史著作实现认识论与价值观的浑融，史与论的凝结，成为“一种依托于历史的理论创造”，成为“历史的真实内容和个人才华的合璧”。王钟陵在这方面辩证的理论与成功的实践，无疑有利于文学史研究的更新。

在“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原则”这一部分，作者除了提出上述原则、原理外，还提出如下原则：一、整体性原则，即处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横向和纵向的关系，直至从大文化系统上把握文学的生态环境等等；二、建立科学的逻辑结构的原则，即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路确定逻辑起点，从矛盾的向前运动上加以把握，从而辩证地展开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等等；三、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建构上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的原则，如认为只有提出一系列能反映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概念、范畴、命题并在论述中使其静态与动态有层次地交织，才能算是具备了理论形态的文学史著作。这些原则的提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富于独创性的。

《新方法论》又突出地强调了“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作者不仅有吸取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发展观，不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学方法，并提出了“历时性考察化入于共时性的逻辑模式之展开中”的观点，而且特辟专章以中古诗歌的流程为例来说明新逻辑学思路的运用，又以自己的《诗歌史》、《文化-心理研究》为例说明历史与逻辑二者可以有所偏重却不可偏废。这种从自己著作中提升理论，以理论来解剖自己著作的论证，本身就是一种方法。

在明确了逻辑思路之后，《新方法论》还进一步引人深思：如何使历史真实的第二重存在尽可能符契于历史真实的第一重存在？其回答是：应运用建立在主客体相互生成、时空关系、非线性的发展观三者相融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这体现了作者的独见之明。

原生态是《新方法论》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作者曾对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情状作了多方的描述、揭示和概括。他从东方国家形态出发，指出家族和宗族文学的结合体是原生态情状的最初层次，这是宗法制社会中文学产生所必然带上的胎记；乡邦文化和地域文学集群，是原生态情状的第二个层次；师友唱和、结社吟咏突破了以上两种狭隘圈子而浮升到全国性的层面上，是为第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原生态情状，呈现为一个金字塔形，而三者又共时并生，争相发展，冲突融汇，显扬沉沦……向着文学史生成。这一剖析颇有逻辑的说服力。

为了探究文学作品的代际传播，并对文学史的原生态运动作出历时性的勾画，作者从阐释学特别是接受美学的合理内核中化分出“读解”这一重要概念，指出：“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和意义性张扬，乃是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机制”。在后人的读解中，前代文化创造方才能获得意义性的存在；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在读解活动中交错杂糅，后世的文化建构也就在历史的延伸中渐次展开。人类的读解史是灵动的，故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命运。文学史原生态运动正是在不断读解中，在散佚和搜辑、沦亡与古籍整理的矛盾关系中生成、发展的。文学史家一方面应尊重前人读解这种历史性存在，又应将被前人读解遮蔽的部分尽可能地复原，并加以纠正、补充、调整、丰富，以显现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与艺术追求。因此，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复原和对此后的读解梳理，是文学史著作应有的两翼。

基于对黑格尔不够重视偶然性的发展观的扬弃，王钟陵在文坛沉浮中强调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互作用，并且列出了读解的转换与断裂、民族融合中的新趋、代系相继的读解中的片面化和符号化、传播中的文化衍生现象等十种情状，使人们看到了文学史历时性的原生态运动中的多样景观。然而，王钟陵又多方面揭示了文坛沉浮的内在节奏及其规律性，使不确定与确定、偶然与必然、无序与有序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在偶然性中生成有序的构筑。这就是《新方法论》所展示的逻辑体系。

中国文学史主要应由创作、理论、选评三个相互交织的部分组成。人们历来只注意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却忽视了选评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新方法论》则强调指出，蕴含于总集编纂中的选家的美学情趣和观念，经由总集的传播，可以引起种种效应，其构成发展契机的作用，至少可表现在影响一代风气、确立一种美学传统、促进文学流派形成、抟聚出一些文学史概念等方面，从而对文学史建构发生其重要影响。王钟陵认为，如果说，总集往往是联结阅读和写作这两方面的中介，那么，体现评家美学观的评点，便是联结被评之书与读者的中介，亦即中介的中介。这种评点之学，楔入于文学发展之中，也成为左右文学方向合力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创作和理论之外，他把文学史方法论的视线投向总集、评点这类中介，给以科学的评价，可谓别具只眼。事实正是如此，创作、理论、选评三个平行浮动、相互包容的领域，一体化于社会与历史的消长兴衰之中，从而交织出文学史的曲折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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