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

提要

马相伯对中国修辞学有三大贡献：一是他开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修辞学教育的先河，二是他对辩论修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三是他对翻译修辞的认识至今仍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马相伯　修辞学教育　论辩修辞　翻译修辞

一、引 言

前段时间，笔者在参与教育部课题《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撰写时，发现在已出版的十二部中国修辞学史著作中，都遗漏了杰出的修辞学教育家马相伯。

我们之所以把马相伯作为修辞学教育家，主要是因为他确实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教育和研究中有启蒙和发轫之功。马相伯不仅创建了复旦大学，更重要的，他也开创了复旦大学乃至中国修辞学教育与研究的新纪元。从他开始，复旦大学历代都有著名的修辞学家；也是从他开始，复旦大学始终都十分重视修辞学教育——不但重视修辞理论的传授，而且重视演讲、辩论等言语交际方面的训练。可以说，复旦大学始终是中国修辞学的主要阵地。

就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而言，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就已经具有了自觉的修辞意识，而马相伯实际上参与了《马氏文通》的写作与修改，故把《马氏文通》作为马相伯的成果也顺理成章。另外，马相伯是著名的演讲家，并且在1902年对蔡元培等的拉丁文教学中、在1903年复旦前身震旦学院的课程设置中，都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演讲论辩能力，从而开了中国修辞学教育的先河。尤其是1905年创立复旦公学以后，他对中国的修辞学教育和修辞学理论的贡献更为突出。所以，把马相伯作为复旦大学修辞学研究的起点、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创者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

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至今有三种说法：一是马建忠独著，二是兄弟合著，三是马相伯独著而署弟名。我们同意第二种说法，主要根据是马相伯自己的陈述。在《一日一谈》之三八“关于马眉叔先生”的对话中，记者说：“令弟三先生的《马氏文通》的序及后序，诚如先生所言。三先生之文固可传，而《马氏文通》，尤为不刊之书。此书对于中国文字之革新及研究方法，厥功甚伟。”马相伯回答：“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方法书，在《马氏文通》出版时代，实在是破天荒，举例过少，学者将要由征信而解疑。”(朱维铮，1996：1128-1129；以下引自该著的只标示页码)由此可知，《马氏文通》的主要作者或日第一作者是马建忠，但马相伯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一、马相伯参与了《马氏文通》内容及体系的“切磋琢磨”，这无疑是一种作者行为；二、马相伯删除了原作的三分之二文字，这是对论著内容及用例的修改，当然也是作者行为。仅此两点，就可以证明马相伯也是《马氏文通》的作者之一。

关于《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我们(高万云，2008)总结了四个方而(句法修辞、语音修辞、辞格和语体风格)，这里主要论述马相伯的修辞学教育和独立的修辞学研究。

二、关于修辞教育与论辩之术

马相伯的著述中很少用到“修辞”二字，在一百多万字的《马相伯集》中，只有《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一文中出现一次，《致知浅说》中出现两次。然而，马相伯却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早在幼年，他就熟读四书五经，已经有较深厚的儒学根底。十一岁他从家乡镇江来到上海，进入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在这里他不但学习神学，而且也学习西方科学；不但学习拉丁文和法文等西方语言，而且也学习语言的艺术运用技巧，如演讲、辩论以及修辞理论等。所以，马相伯很早就对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的著作非常熟悉，尤其对西赛罗推崇备至，并练就了一副好口才。张若谷在《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中指出：“相老不但精通拉丁、法、英诸国言语，而且擅长口才，有中国第一演说家之目(张之洞语)。他是天生的一个大雄辩家，演说起来从没有预备草稿，在登台前，他踱来踏去只消打一个腹稿，一开口便若银瓶泻水地滔滔不绝了。”(朱维铮等，2005：246)不仅如此，马相伯还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大学教学中。

1902年，南洋公学教授蔡元培带领二十四名学生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季宰六(cicero)(今译为西赛罗——高按)的演说。”(第1106页)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很注重学生演讲才能的培养，后来他回忆：“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第lll0页)这一教学形式一直延续到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马相伯回忆道：“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是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我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以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学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人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从这时候起的。”(第1151页)马相伯说的“规则”就是1905年由马相伯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之第十六章“演说规则”，全文如下：

一、每星期或星期六下午开演说会，校长及校员、教员登堂演说。

二、非星期日，有特别事应讨论者，于课暇开谈话会。

三、中国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其聚散之仪

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故于演说会外，诸生可于暇时随时开议，推举首座书

记，其问题古今间立，以凭论决。自会合举员，至于出占决胜，勒为成规，以便习练语

言，摩厉识力。并由校长、校员及教员分期监视。(第60页)

马相伯不但是中国修辞教育——演讲、辩论教育的第一人，而且对修辞、演讲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散落在其他各种著述中，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关于语言的功用及“为文之道”

1914年，马相伯在“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谈到，音乐美而无形，绘画美而无声。然而却能陶情冶性。接着马氏以此为衬托，专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的功用：

诸君试思乐仅借耳，已如彼，画仅借目，又如此，而况文字固双借也乎!故法国称

文艺曰佩莱勒脱，亦黄绢幼妇，绝妙好辞也。然其为美也，术也，非以双借，正以双不

借。双不借，故能入环中，超象外，不根于耳而有声，不根于目而有色。(第139页)而在谈到文学的“为文之道”时，则完全是在谈修辞问题：

凡文家所重为文之道，日：文须明白透彻，文须清真雅驯，文须精确了当，文须简

要畅达，文须天机活泼，文须庄重矜严，文须适如其事，文须层出不穷，文须抑扬顿

挫，音节相宜。总此九须，益以三要：一要义理透发，推陈出新，非从事致知格物不可；

二要层次分明，先后相属，非谙练原言原名不可；三要文字妥贴，风雅宜人，非多读大

家著作不可；法国修辞之要盖如此，或述焉，或作焉，或译焉，译古译今，无美不备。

(第140页)这里借“法国修辞之要”，谈自己对修辞的看法，可说是很有见地。

2)辩论之法

马相伯没有专门论辩论的著作或论文，然而，在他为震旦学生拟定的哲学著作《致知浅说》卷之一逻辑学部分《原言》中，专辟两章论述辩论问题，即第六篇第四章之“推论贵辩诘”和第五章之“揭示辩论法理”。而这些知识对我们现在仍有指导意义。我们之所以把《致知浅说·原言》中的部分内容指为修辞学知识(至少与修辞学叠合)，主要是因为马相伯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西赛罗的传统认识，即认为修辞学就是说服学，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1991：24)，这自然决定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演讲与辩论，也决定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同体异能关系。马相伯在《致知浅说》“小引”中谈到把《原言》安排在全书之首的原因：“其所以首之者，修辞之学，西庠必从此入门。不徒所论易知；不知，则理想失其诠显，推想瞀其伦次。语日‘必先利其器’，原言其明理之利器欤?”(第640页)可以看出，马氏是把这部分内容也看作修辞学的。不过，我们这里只截取与修辞学具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a. 辩论之“用”这是揭示辩论的各种功能。在“揭示辩论法理”开头，作者就指出“治辩有何益”：“一令探实真理，二令破灭虚妄，三可察知见道之真，悟道之敏。斗诤者如角觝，觝戏者，正所谓攻错其智能也。尤于两可之论，两造之辞，指喻或含糊，名言或溢量，执一偏者，往往懒于自反，惟逼于送难问疑，始克言言蹈实，念念反观。以后念察前念，上下四旁无遁形，悉叩两端竭以原言之规则焉。”(第728-729页)马氏又分述辩论四“用”：

一，日apodictica seu probans理证。其用在搜集理由，疏证立量真实，诱导听者

服从也。法固不外前章所论明证，用一定，用两可等。但对辩以前，首当留意，所欲疏

证者，心了然否，语的当否。题目有应分段者，分段之。题字有应界说者，界说之。题

理有应划清者划清之。题文之摄义摄真，一一牢记勿忘焉可。

二，曰elenctica seu confutans破斥。其用，在攻击所立比量，所设论题。一在指证

对敌之言陈有妄，二在剖证相违之题理反真。故破斥之先，须洞明对敌之理由；破斥

之时，须悉按对敌之文句，一一駮正之。或攻其结纽之不明，或斥其前提之未妥。或诋

其前提而加以分别，分别其义理而加以辩证。纵有片分之真，无济于比量之成立云

云。可见破斥，亦函有理证之精神焉。

三，日apologetica seu defindens辩护。意在捍卫吾道，用在抗御敌攻。其保证所

立之量也，悉取对方訾议，而衡以论衡，使不得妄为轻重焉。须知宾主对辩，一破斥，

一辩护，即所谓concertatl’on scientifica理家之争辩也。

四，日sophistica seu litigiosa讯辩，斗辩。其用在摧挫挟智挟诈之人，使不能逞

也。(第721页)

这四条虽说是分述辩论的功用，但同时也在谈修辞运作和注意事项。如“理证”其用在“诱导听者服从”，但同时又告诫读者应留意题目之分段、题字之界说、题理之划清和题文之摄义摄真等。“破斥”之用在攻击敌之判断和论题，但同时又指出破斥的步骤与方法。“辩护”、“斗辩”两条更是展开详述，既有理论性，也具实用价值。

b.　间接辩论十法马相伯归纳出间接辩论的十种方法，大部分都非常有实用价值。马相伯认为，间接辩论法就是“从旁侧击，以显正文，而令反对者，无由置辩也。”(第721-722页)这是说，所谓间接辩论之法，是借鉴逻辑知识，迂回切入，诱敌深入的辩论方式：

一为驱纳法，“驱而纳诸陷阱之中，令自救自悟也。”(第722页)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诱敌深入，引人人谷等。

二为否否法，“否决相违论，具有理由，以此逼令敌自证也。”(第722页)这一方法的法理是：推求所有，没有相违者，论可成立；无因则无果；凭空杜撰之论宜作家否决；不认可莫须有者；应言应记之事而无记载则不足凭。

三为紧拶法，“于敌言陈，剥夺其公性也。“(第722页)或指明与经验不符合，与某事不印可；或指斥论体，爻像结纽之欠通；或信其论调，以他事证之，以显其不通。

四为对付法，“敌之原理机言，伪妄可疑，不问；姑用为证据以攻之。于显正虽无补，但开悟敌人，自认其妄，令知吾道之真，却利器也。”(第722页)此即现在所说的归谬法。

五为陷盾法，“就其所设之理由，所申之结论，指证其以为真者反伪，伪者反真。种种弱点，强以彼矛陷彼盾也。”(第723页)这是揭示论敌之自相矛盾。

六为转攻法，“即用敌之中权，敌之攻具，转以相攻也。”(第723页)这是借敌之概念或判断来反驳的方法。

七为盘诘法，“姑置敌言敌问，转询其不愿说不能说也以难之。”(第723页)其是这是岔开问话转问敌难答之题。

八、九、十分别是“讥无知”、“讥无耻”、“讥奸愉”则是对无知之人、无耻之徒、无稽之说给以回击的间接辩论方法。

另外，《致知浅说》中还对诡辩有所揭示，不少方面与修辞有紧密关系，马氏指出诡辩在语言方面(所谓“声文”)主要有四大表现：其一，“文同义否”，这是指因词语的多义性造成的歧解，如将海船分给一半，既可以理解为整体数量的一半，也可理解为每只船锯开的一半。其二，语义含糊，这是指因结构的模棱性造成的两训，如“尔往而归断不能死于战地也”，断句到“而归”则生，断句到“断不能”则死。其三，误以似同，这是指因违反推理规则造成的诡辩，如“你不是我，我是人，所以你不是人。”其四，误于离合，这是指因强予分合造成的多解，如“数非皆偶或奇”，离析则通，合解则妄。以上四条是揭示诡辩者利用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故作歧解的情况，往往与修辞技法有紧密关系。另外，马氏还从逻辑关系(所谓“事实”)方面指出诡辩的七种类型：以偶为常，泛而系之，不知诤点(相违)，以宗为因，因所非因，以他类此，以多诘问。这些描写，主要在告诉读者，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手的修辞圈套，不然就可能陷于被动。马相伯指出：“此等小术小巧，乃正所谓多方以误之，原不足登大雅之堂。但宾主气盛之际，亦足以乱人心曲，不可不知。”(第728页)可以看出，这多是从修辞的角度来谈的。

最后，马相伯还继承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专门论述了“辩论法规矩”，对辩论之序、敌证之规、立证之规、批答之言和辩诤法式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大量例证说明各个类型的操作方法，至今仍有着指导意义。

三、关于翻译修辞

马相伯通拉丁、法、英、意、希腊、日、朝鲜等多种外语，一生共翻译《度数大全》百余卷、《新史合编直讲》、《救世福音》等数百万字。在中外语言接触、文化碰撞过程中，马相伯自然对语言

间互译互释有着深切的体会，当然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又多属翻译修辞范畴。

首先，马氏对翻译的认识建立在对语言的根本认识之上。他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1905年，他为复旦公学制定的章程中就指出：“东西成学之士，当国之家，国文而外，鲜不旁通三四国者。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第50页)因为，“多识一国之语言，即多友一国之贤才。盖语言文字者，一国贤才藉以表著其道术，而人类交换知识之媒介也。”(第506页)而在《(古文拾级)序》中更从功能的角度阐说这个问题：“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故观国者，每即以其文字以觇之，未有文字浮浅委琐，陈腐狭陋，而理想不愧于文明者。……其用不外言事与言理，而其要则在启新知，以择别改从。”接着指出：“文字则固一国聪明才智会萃之林，心力脑神表诠之地。”他特别指出“我国语言，其足以发明心志”，进而强调“盖言事言理，贵有物有序，非深于哲学，精于名学者不能，而辞藻尤非多读多记不能。(第101页)

正因为马氏认识到了语言的这一根本性质，所以他对外语使用的对象与语境就有着较为到位的见解。马相伯并不是一味地主张中国人单向地学外语，他也主张来中国的外国人也要学好汉语，不然就不能很好地沟通。如他在《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中回答“西方传教士是否该学汉语，了解汉文化”的提问时回答：“中国亦有普通语言。语言通，而后社会情形，往来礼俗，始能不隔膜，不猜疑；文字通，而后与士大夫交际有道，观感有方。可惜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令教与教判然两国，格不相通。”(第362页)这是说，他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入异地，学外语，就是为了了解异国之文化与知识。而如果在本土交流，无须用外语“接谈”，更不能以某一外语取代汉语。“夫大同之世，诚不能不通列邦之语，顾何必通国学堂，必专以某文为主课?”(第141页)这一是因为“文自文，问学自问学，德性自德性，出奴人主，甚无谓矣!”(第142页)二是因为“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他特别指出：“可是我们的青年，有点太好新奇了，学到欧西文字中一个‘摩登’字，或画一个‘模特儿’，自己就以为就够时髦了。说说笑笑，尚可原情。如果一律都要数典忘祖，老夫认为很可痛哭!”(第566页)这里说的其实是修辞的适情应境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学校不考虑教育目的和对象以一种外语为主课，还是学生不考虑场景以镶嵌外语词语为时尚，都是可悲可笑的。所以，马氏在《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的结尾指出：“利用法文则可，倾心法文则不可，盖吾自有吾国文在。”(第142页)可以说，这是对修辞过程中高效选择语种的较为科学的表述。

其次，揭示汉语言的特点。马相伯多次谈到汉语的特点。他在1912年拟就的《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中谈到汉语拼音化时指出：“我国文字之难，以其虚实死活，但视其位，而无定形。如‘明明德’二‘明’字，上活下死，其辨在位不在形。加以天下万民，皆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但传语言之音则易。我国不然，故难。”(第135页)这与《马氏文通》中“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之文义何如”是一致的，还有，“我国文字繁重，不易解识，且文言不能一致。”(第506页)这是汉语的特点，既是汉语的优点，同时也造成了汉语在使用过程中的种种制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主张在翻译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特点：“我国文之虚实死活，一则本无定形，故无一言一字，可与拉丁文所训悉同，无溢量无不足者；二则又无定位，故无一语一句，可与拉丁文前后雁行，弗失明弗乖次者。其道无他，亦惟于文身句身，审慎又审慎。”(第586页)也就是说，只有明白了汉语汉字的特点，才有可能准确翻译。

第三，关于经文的翻译修辞。马相伯是天主教徒，是神学博士，他一生翻译最多的就是《圣经》，所以他的翻译思想也大都是关于经文翻译的。1929年他发表《统一经文刍议》，谈到经文翻译的原则：“一，贵简明，义理畅达；二，贵庄重，雅俗共赏；三，尤贵确当，无悖信德道理。”(第504页)而他认为最难译的就是那些“信德道理”，因为超性之义理，无此思想故无相对应的语词。因此，马氏主张或者“直译其音”，或者“仿佛其义”。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马氏认为经文翻译既不能只重华藻，也不能太过俚俗。重华藻则分心，重俚俗则伤雅。所以他认为“经文不可杂以土语官白。然经文之奥义，不妨加以注释。经传中之地名人名，译音亦亟须统一，而文字不必好事更张。”而“浅近文言能统一中国经文。”(第505页)在《(救世福音对译)叙》中，他又特别谈到“译文不用俚言，求其能达意故。”(第585页)他也特别强调本族语中特有的精神：词气，并主张使用古代已有的概念，“盖译者易也，换易彼此语言，使相解也。顾词气尤在所重。《圣经》字句，义蕴无穷，不敢贪易，偏重一解。只求贴切原文，不避生硬，然非见于古文者，亦不敢用，用亦只取其平浅者，盖对译原为大人译故。”(第586页)这一点，他自己的其他译述也是很好的证明，如他写的《致知浅说》，多数概念都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如Philosophia译为“致知”而不译为“哲学”，abstractioni译为“玄搞”而不译为“抽象”等等。

马氏对《圣经》尊崇备致，所以他认为对《圣经》的翻译必须“谨从本义”，这与同时代的严复不同。如他在《贝沙罗司牧马师大裔族费来弟氏安德勒自序》中谈及他对《新史合编新译注》的翻译原则时说：“余之译成意大利文也，遇有通解义繁者，必谨从本义。不敢忘璠译非传语，亦不敢强圣史就私臆，亦不敢以私臆窥圣史。往往翻译者多犯此病。余每就正佛兰西译本，意大利译本，不敢率从，必按切通行本辣丁文而翻译之，无丝毫轻重出入，亦若不知有注疏也者，而偏袒一解，反令阅者莫释原文原义所指归。诚哉所译未免径径抱定字面，然余宁见为迂拘，而不敢稍腧目录部所订书禁部章。”(第588页)也就是说，马氏认为，翻译，尤其是对《圣经》的翻译必须忠于原文，不能任意篡改。而这也正是中国“修辞立其诚”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马相伯对统一翻译人名地名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曾在《(新史合编直讲>音译名称合璧》的“引言”中指出：“汉文音译人地等名，往往同名异译。盖由汉字同音者多，而方音又各异，于是字异而音亦异。例如：天竺、身毒、印度，幸知所指则同，不然，史家能无聚讼?加以文人每喜损减其音，而考古者偏勇于附会。……然以音译之异同，致不因字异而异，音同而同，而读译者大苦矣!”(第123页)马氏认为，由于汉字同音字多，且汉语不同方言对同一汉字的发音又不同，从而造成了音译人名地名的大混乱，给读译者带来了莫大的困难。所以他主张尽可能地统一译名，或者在译文后列出原名与译名的对比文字。不仅对人名地名，就是对一般的概念也应如此，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他为什么要选用中国古代已有的概念去对译西方概念的原因。

再如在《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中回答“能否统一教理问答及经文”时，马氏回答：“旧有经言问答，本来统一，新译之书，能采用旧译名词更妙。”(第361页)再如1933年缅甸仰光孙西满等致函马相伯，说西洋之“修士”、“修女”在中国称谓十分混乱，如称修士的有兄弟、先生、依理满、相公，称修女更有姐妹、大姑、姑奶奶、姆姆、姑娘、姑婆等等，十分混乱，恳请马氏主持“釐定名词”。马氏回复说：“此举最好有一专门辞源，解释语源，确定意义。所问一节，想各地一律，称‘修士“修女’；故即以‘修士“修女’为统一名词，乃所谓‘约定俗成’者也。”(第1088页)这与前面提到的观点是一致的。

四、其 他

除了上面提到的《马氏文通》、修辞教育和翻译修辞，马相伯还有对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这一点也是不能忽略的。在《一日一谈》之十二“文谈”中，马相伯这样评价《左传》和《史记》：

研完中国的古文，自然要以《左氏》为第一部好书。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格都

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又似天衣

无缝；有时候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语妙天下。此种谨严巧妙，几

夺天工的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视为宗匠，即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

臬，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承袭下来。(第1088页)

《史记》不独记言记事，并且写有一种极悲愤的情绪，如他的《游侠列传》，竟说出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这已非左氏之文所能有。(第1088页)他这样评价李白杜甫：

李太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他的诗却不能学，我们

亦不宜教后生去学他。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而他的性格却与李白不同，他处处

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

的诗也是无美不备。细腻处真是“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意境高妙处。

却又是“想入非非”。我们虽然学不到他，其实更不必死板地模仿他，然而他确实是中

国文学上一个极好的模范。(第1089页)特别是对杜甫的描写才能，马相伯是佩服之至，他专门引用杜甫的《骢马行》、《房兵曹胡马》和《瘦马行》进行修辞鉴赏，不少方面很有一些细读式批评的意味。(第1125-1126页)

由上可以看出，马相伯的修辞教育虽未有多少文字性的东西留下来中，但他的作法一直影响着复旦大学的教育理念，复旦到现在为止不变的论辩传统就是从马相伯开始的。马相伯的修辞思想虽不成体系，但这都是自觉的思考，他和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的结合修辞讲语法、他关于翻译的认识，在语言学界、在翻译界尤其是宗教翻译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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