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记忆与道德

计划”口号的池田政权不得不考虑扩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市场。[3]然而，过去那种缺乏政府保障、以短期小规模交易为主的“友好贸易”，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于1960年7月就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政权得到稳固之后便开始表现出对中日贸易的积极态度。在1962年5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池田宣布：“要使对中出口长期付款条件达到与西欧诸国同等的水平。”在池田政府的这种对中政策的背景下，支持中日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各种力量开始积极采取行动。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自然是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动向。随着日本政府近年来推行的信息公开政策，其中真相已经逐渐明晰。

在外务省已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四份文件：1，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曾经历任通商产业大臣及首任经济企画厅长官等职务的高碕达之助于1960年10月率十余名日本产业界代表访问中国期间，于12日与周恩来总理就中日贸易等问题进行直接会晤时的会谈记录——《周·高碕会谈记录》；2，时任全日空社长的冈崎嘉平太于1962年6月向政府提交的《冈崎构想》；3，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于同年8月6日针对此《构想》而拟就的《冈崎构想与其问题点》；4，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历任厚生大臣、农林大臣及文部大臣的松村谦三于同年9月提交给池田政府的一份报告，即由《商谈条件》及《要点》两部分构成的《松村报告》。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解读出当时“日本的保守党”中，认为应该“进而说服美国，中苏关系必须改善的人们”（高碕达之助对周恩来总理进行的说明），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具体行动。[4]

1960年高碕达之助等人来到北京的日子是10月10日。不言而喻，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它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1日中国政府方面举行了欢迎宴会，12日周恩来总理与高碕达之助进行了会谈。根据《周·高碕会谈记录》中的记述，此次会谈在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兼住所中进行。中方除周恩来总理外，只有翻译及秘书在场；而高碕达之助的随行人员只有一位翻译。所以可以说这场从10时30分至14时30分、长达约4小时的会谈，几乎是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的。会谈中，高碕达之助表明了自己的中国观、历史观、日本国民的历史观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之后，他专门说明：“现在池田勇人与吉田（茂）之间有很深的关系，但同时，池田的参谋是松村谦三。我的想法是尽一切努力说服池田，强化池田与松村的合作关系。”关于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高碕做了以下的发言：“这次我与和我目的一致的10余名日本产业界人士一起访问贵国，一是希望一睹贵国经济产业飞速发展的实际情况，二是希望以万隆会议精神为基础，双方的技术工作者彼此交换意见，从而为两国的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我还想借这次访中的机会，恳请阁下考虑我的一个建议：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种方法，我非常希望两国间的贸易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以便谋求更大的发展。所以，待明春我国政局稳定后，我希望以廖承志先生为首的贵国贸易方面的相关负责人能够访问日本，与我国有关的负责人充分交换意见，以争取到两国政府对两国间贸易发展的支持。日本政府自然会为此进行充分的准备，也恳请阁下为成就此事做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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