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能否继续引领世界

“80后”女孩莎茹拉是一名骨科医生。打开她的手机，竟然是一张张血肉模糊的肢体照片。“这些都是我每一次做手术的图片。其中毁损严重、修复重建难度大的手术，我都会拍术前、术后的照片，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也许其他同龄女孩见到这些照片早已花容失色，莎茹拉向《瞭望东方周刊》谈及她的工作时却是神采奕奕：“你看，这一张的患者是个3岁小孩，血管、神经、骨头彻底断裂，皮肤毁损非常严重，清创后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找到了血管、神经。”

现年已经80多岁的我国显微外科泰斗于仲嘉，几十年高强度的手术甚至让他的身体机能都发生了改变。“我现在白天一天都不上厕所，但晚上上厕所特别多。”

于仲嘉当着本刊记者的面卷起裤腿，小腿肚明显肿胀。“缝小血管很费时，经常一站就得20多个小时。”

这在显微外科领域是家常便饭。正是一代代医护工作者的付出，让遭受严重创伤的患者重拾希望，也让我国显微外科在过去50年间领先于世界。

50年前的“世界第一”

1963年1月2日清晨，作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当时唯一的住院医生，陈中伟接收了一名断了手的青年工人。工人名叫王存柏，因操作不慎，被机床纵向切断左手，惨不忍睹。

一同赶来的工友张文明拿起套在脏手套里面的断手，交给现场紧张施救的医护人员，“还能不能接上去？”

以王存柏的故事最先发表长篇通讯，并应邀和巴金等人一起创作了报告文学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张煦棠，向本刊记者介绍，作为一名骨科医生，接骨头对陈中伟来说可谓小菜一碟，但接手成功的关键是血管修复。

张煦棠说，得知消息后，外科副主任钱允庆医生也迅速赶来，很快投入手术准备。8个小时之后，陈中伟、钱允庆等人合力攻克诸多难关，成功将王存柏的断手接上。手术后，通过一系列的康复训练，王存柏失而复得的手逐渐有了正常体温、感知，6个月后能自主伸屈、写字、提重物。

王存柏的断手接活了！

断肢再植，一直是近现代医学史上国际医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早在1903年，国外就开始了针对动物的实验研究。在全人类摸索了整整60年后，中国的两位医生率先完成了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

1963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王存柏断肢再植成功的消息，并专门配发了社论《为什么断手再植能够成功》。同一天，张煦棠采写的长达12000字的长篇通讯《接手记》也在上海《文汇报》刊出。

这一消息迅速在全国引发震动，国家邮政局还曾专门发行一枚《断肢再植》的纪念邮票。

尽管此前国际上曾有过类似的手术案例，但远不如王存柏的手术成功。1964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学会大会上，中国首例断肢再植的荣誉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陈中伟也因此被赞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

就在消息见报后的第二天，正在上海陪同索马里总理访问的周恩来总理获知这一消息，告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我要见见这位创造奇迹的年轻人，并请他们吃顿饭。”此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人先后多次接见陈中伟、钱允庆等人。

“中国手”

医务工作者非常清楚，断肢再植不仅需要接骨头、神经、皮肤，还需要接通血管。尤其是血管，可谓其中的关键，没有血管为离断的肢体输送血液，肢体便无法存活。

1964年，上海六院外科医生于仲嘉调入骨科，开始探索血管吻合术。在此基础上，上海六院骨科专门成立了断肢再植研究室，对手术显微镜、显微手术器械及无损伤吻合血管的细小针、线进行研究。这为肢体再植与再造修复的四肢显微外科技术提供了发展的基石。

其时，正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迭起，我国诸多工业从无到有纷纷涌现。受限于劳动保护意识的欠缺和落后，因操作不慎导致的肢体创伤不断出现。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院长裴国献说，这也是促进我国显微外科技术得以迅猛发展的客观条件。

就在王存柏的故事经由媒体报道传遍全国的时候，大批肢体残疾的病患纷纷涌向上海六院，其中就有来自陕西农村的高天社。

断肢可以再植，那已经失去双手的病人是否还能重获双手？怀揣这一梦想，高天社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到了于仲嘉。高天社在修水库爆破过程中失去了双手，假肢并不让他满意。

在经过数以千次的严格试验之后，1978年10月21日，时任上海六院骨科主任于仲嘉决心为高天社实施“再造手”手术。

于仲嘉用一种高强度的钢材，做成“丫”字型的人造掌骨钢叉，接在断臂桡骨的残端上，代替缺失的掌骨，外面再覆盖上手臂的肌肉、血管、神经和皮肤，做成人造手掌，然后再在手掌的基础上移植两个脚趾做手指。

于仲嘉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当年的手术持续了12小时。一个月后，于仲嘉开始指导高天社进行康复训练，仅仅三个月新手就有了勾、抓能力，半年后可以吃饭、写信，甚至还能提起15磅重的东西。

高天社的手再造成功了，这也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的第一例有感觉、能活动的新手。这一创举很快传遍世界，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此拍摄了《中国手》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在国外，它被称为“China hand（中国手）”。

1983年，于仲嘉和他的同事为19岁的新疆姑娘韩小玲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双手缺失再造手术，同样取得成功。手术后，韩小玲双手功能恢复良好。据媒体报道，她可以提水浇花、弹风琴，后来还当上了幼儿园教师。

1982年，卫生部派于仲嘉前往法国里昂参加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会议，获得大会唯一的首奖；1985年，于仲嘉凭借“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术”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这是我国临床医学界的最高奖励。同一年，我国将于仲嘉的“再造手”带到日本筑波世界医学博览会，他的肢体再造技术从此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

引领世界的50年

1963年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获得成功后，国际医学开启了显微外科的大门。这是中国医学对当代国际医学最重大的贡献之一。

直到如今，中国的断肢再植技术依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创伤外科主任医师侯春林向本刊记者评价：“断肢再植是将组织通过血管接通，使得组织得到再生，这在医学上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有价值的技术，为显微外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思路。”

1963年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成功时，侯春林还是一名医学研究生，“当时在报纸上看到断肢再植成功，非常兴奋，学校还组织听取了报告会，印象非常深刻。”

从那以后，显微外科技术开始广泛用于临床，全面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断肢（指）再植不断普及，成功率提高。随着显微外科器械的改进和吻合技术的提高，使各种小儿断指、撕脱性断指、爆炸性断指等复杂断指均再植成功，再植适应症不断扩大。

诸多国际首例均在我国显微外科领域诞生。

1966年，杨东岳成功开展了世界首例第二足趾移植再造手指；1986年，陆裕朴等报告了首例10 指离断再植成功；1970 年，顾玉东首创膈神经移位术，1986 年又首创侧颈7 神经移位术；1979 年，杨凡果发明了前臂皮瓣，在国际上誉为“中国皮瓣”；此后，顾玉东与侯春林提出皮瓣设计的“点、线、面、弧”概念，并成为皮瓣设计的重要指导原则；1999年8月，裴国献成功开展亚洲第一例，世界第三、四例同种异体手移植；2002年4月，裴国献领导的课题组成员采用组织工程的方法结合显微外科技术，在国际上首次于大型动物体内构建成功带血管的组织工程化人工骨，并以此修复缺损的羊胫骨获得成功；2009年，谢昌平为一单手离断面多达17节的女工再植成功，术后手指功能全部恢复，这一病例堪称世界之最。

自1986年1月我国医生陆裕朴、葛竟在世界上首次成功为一例双手10指完全离断患者进行断肢再植至今，全世界共完成十指离断再植31例，我国占26例。

侯春林说，目前中国的断肢再植技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参加培训要排队等上两年

在侯春林看来，断肢再植的成功不仅实现了足趾移植、游离皮瓣移植等技术，更推动了组织移植和再造外科的发展，让外科手术从宏观进入微观，在此基础上带动了整形外科、颌面外科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

在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刘小林的印象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显微外科最为活跃的时候，几乎所有医院都以开设显微外科作为衡量其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志，医疗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均以从事显微外科为荣。

1963年在上海六院成立了“中国上海国际四肢显微外科培训中心”，进修医生除了来自我国各地，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泰国、巴西、菲律宾等国家的外科及骨科医生，培训医生数千人。

六院骨科第三任主任曾炳芳是培训中心的授课教师，他向本刊记者介绍，每年报名进修的医生非常多，往往要排队等上两年才能获得培训名额。

“每一名进修医生都会成为当地的断肢再植手术医生。”曾炳芳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让每个来学习的医生都能学到最先进的断肢再植技术，让更多肢体离断的病人重新拥有健全的四肢。

“技术要求很高，却赚不到钱”

到上海六院前，莎茹拉在日本做了多年的手外科神经再生领域研究。但她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断肢再植手术。“日本人口少，工人少，事故也相对较少，手外伤并不常见，更多的是对手部神经移植方面的研究。”

回国后，莎茹拉成为上海六院骨科医生中仅有的两名女医生之一。见到本刊记者时，她已经连续36小时没有睡觉。在骨科，一台创伤手术经常要耗费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

裴国献认为，显微外科对智能和体能的要求很高，需要耗费冗长的手术时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并承担较大的手术风险。“没有巨大的奉献精神难以胜任。”

对显微外科更大的冲击还在于市场化的影响。多数创伤病人属于一线劳动者，经济能力有限，而当前国家的医疗保障还难以完全覆盖这些人群，医院和医生在这些手术中的经济收益很难保证。

于仲嘉感叹，受到创伤的病人大多是家庭的顶梁柱，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毁灭的可能就是整个家庭。

裴国献指出，显微外科手术更多的是医生经验和技术的投入，很少涉及医用耗材、用药等以往作为医院收入主要来源的部分，只是简单地根据手术标准收费。这造成的无奈现实是，显微外科承担的风险、付出的艰辛与所得到的回报极度不等值，迫于无奈许多医院的显微外科因此改换门庭，一些医生也转向其他回报更高的专业。

刘小林也认为，显微外科依赖于高技术的手工劳动，但在新的学科形成以后相应的装备体系和耗材并没有进展，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效益，而在市场化条件下手工劳动的经济回报极为有限。“显微外科创新性很强、技术要求很高，却赚不到钱。”

此外，显微外科如果仅作为一项外科技术，任何手术学科都可应用，临床病人无法归属具体科室，也是当前面临的尴尬之一。

目前，显微外科是教育部规定的三级学科，并未被列为单独的临床专科。这也使得在数十年前的热潮过后，国内许多医院原有的显微外科逐渐被撤销，或被合并入手外科、整形外科等相关学科，依然挂出“显微外科”牌子的医院已不多见。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冲击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显微外科发展逐渐放缓，业内一些专家称之为“平台期”。裴国献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因为不发展就意味着退步。”

显微外科复兴不能光强调奉献精神

在裴国献看来，我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显微外科迅猛发展，如今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再突破必然很难。

上海六院骨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长青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老医生带新医生的基本技能教育体制在这里已沿袭多年。“在我们科，会接手指是基本功，接活10个手指也成为升任主治医师最基本的条件。”

对于我国显微外科的未来发展，张长青认为要结合当前的医改，认真改善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调整收入结构、提高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逐步消除医疗市场化对显微外科领域的发展制约。

“这是显微外科发展走出困境的根本性、决定性举措。”裴国献说，显微外科在依靠医疗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理念和技术创新，从形态学、方法学、手术学的研究模式逐渐过渡到显微外科与新型生物材料、内窥镜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及再生医学等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实现多学科、多领域融合与交叉的跨学科发展。

刘小林也呼吁：“在市场化的冲击下，显微外科的复兴不能光强调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国家的政策导向和重视程度极为重要。”

（本刊记者王智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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