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学术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2-0028-0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战中，“新思潮派”成员、“中国农村派”成员、张闻天、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邓拓等马克思主义者与“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动力派”、国民党“改组派”、“中国经济派”等围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展开了论战。论战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者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论成为主导，并为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理论界所认同。目前，许多学者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诸领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深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期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客观情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与社会危机的正反对比、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与宣传等诸多因素，为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政治与实践契机。论战各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解中国历史和现实，争取论战的话语权。

译介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人民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工作。从1927年到1937年，共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著作100多种，仅一些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的马恩列斯著作达113种之多。从1929年到1935年，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共产党刊”为罪名查禁和查扣的书刊近500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其生平事业的书籍数十种，从中可以窥见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盛况。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和出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针对性地新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相关著作，以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方面的著作为主。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译》等；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等；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近代唯物论史》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何兹全先生回忆说：“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这些著作的输入和出版为论战提供了必备的理论条件。二是出版的著作以单行本为主，较少在报刊上连载。除一些节译本、摘译本外，全译本开始增多，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首次出现全译本；有的著作有重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的著作同时出现许多版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四个版本。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步向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过渡，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向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转变。在1928年到1930年出版的十本“马克思研究丛书”中，仅有2本是马克思的原著，其余8本是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四是输人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以苏联为主，日本、欧洲渠道退居次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西洛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等六部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等、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等及德国狄慈根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等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五是翻译质量较五四时期有所提高，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受翻译水平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质量仍很粗糙。侯外庐在回忆译读《资本论》时说：“我们的译本既是不成熟的，又是未完成的，在它问世的年代，仅仅聊胜于无。”李一氓也说，他当时的译本“意义不清，文句不顺”，“今天连自己也念不下去”。

论战期间，介绍、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系统和全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成为时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此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偏误。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将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别人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有鉴于此，王礼锡曾将这场论战看做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参加论战的王宜昌也说：“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也广为知晓。经过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李达的努力，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逐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所注意，论战期间“风靡了全国”。同时，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被广为引用和争鸣。郭沫若首次将其用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树立了标杆。

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情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论战各方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研究和分析，但结论不同，甚至相反。从根本上看，这是由论战各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新生命派”等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夸大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以此否认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否认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胡秋原后来说，这场论战是“反对封建社会论”、“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目的在于“非共和反共”。对此，“新思潮派”等马克思主义者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原则出发，注意从主观与客观、理论和材料、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上把握中西经

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共同趋向，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契合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情依据。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各方由现实返溯历史、由城市转入农村，探讨了民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新生命派”、“动力派”等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绝对地破坏了封建主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发展阶段、程度及其表现形式方面，他们又有所不同，“新生命派”中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国民党“改组派”有“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的看法，“托陈取消派”则是封建主义“残余”社会观。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的国家，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没有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具有任何的合法性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苏区实行军事“围剿”也就名正言顺了。

面对众多反对者的挞伐，“新思潮派”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正确决议和斯大林多数派的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以及农村革命斗争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有序演进理论来剖析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批驳了“新生命派”等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机械论认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更不是非资本主义非封建主义的“五鬼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反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帝国主义是“革命当前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郭沫若、吕振羽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欧洲社会历史发展并无绝对不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而成为半封建经济，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而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农村中，大量存在的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以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的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因此，中国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论证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合法性，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三、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这场论战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提出了变革思维方式，破除唯心史观，确立唯物史观的任务，“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是通过这场论战而建立起来的。

首先，形成了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得以成立的主体条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吴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社会史研究为学术背景，出版了一些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建立”。由于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还存在“公式化”、“片面化”的缺点，以致该书刚出版时，“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尽管如此，也并不影响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开创性地位。李麦麦称之为“近几年来中国出版界中最时髦、最出风头的一本著作”。事实上，论战中的许多学者大都在批评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中形成自己的古史观。在史学上地位仅次于郭沫若的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形成了独特的古史发展观。还有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等文章，邓拓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等文章，吴泽的《殷代经济研究》、《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打破了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垄断局面。

其次，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为基础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的先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董作宾先生指出，郭沫若“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吕振羽稍后于郭沫若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在具体的阶段划分上与郭沫若有所区别，但更有说服力，尤其是他的史前期研究在当时别具一格。林甘泉先生指出，吕振羽“把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与新出土的考古文物结合起来，把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整理出一个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体系来”。在研究对象上，重点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历史分期，也有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哲学研究、经济史等分支领域。

再次，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论战首先确立了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即从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客观物质条件出发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历史发展基本脉络。吕振羽指出，离开人们在历史研究中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实际状况，将会“陷入迷途”和出现“十分无力的窘状”，“只有从社会自身之本质的最基础的东西方面去把握，则建筑于其上层的种种东西及一切现象，才能正确的被我们认识，因为一切上层建筑，对于其本身都是不能说明的”。后人因此称之为“唯物史观学派”，以与实证主义史学派、相对主义史学派相区别。其次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材料、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历史，需要研究者与对研究材料的收集、选取、占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综合。与考据学派史学家偏重材料的做法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将科学理论与历史材料进行“视界融合”，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限制。郭沫若说，“我们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别人已经穿旧了的衣裳”，因

此，只有占有详尽的材料，同时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最后是运用世界眼光，将中国社会史研究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立体的把握。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四、探索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需要的新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理论旨趣。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运动中的实践探索相比，论战主要是从理论上探索和论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从而推动了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工农红军的发展。

第一，明确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指示、要求去开展革命运动，必然地以城市为重心，并由此向农村扩展。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实际，缺乏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实际状况的分析，最终导致党内出现右倾和“左”倾错误。论战中，张闻天、钱俊瑞、薛暮桥等分析了农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农村中大量存在的是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以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关系，它们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主要地位和起支配作用，中国农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依存的最后、最坚固的堡垒。因此，中国革命的重心只能是农村而非城市。陈翰笙在广东等地农村调查后指出：“凡是研究过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那种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中国农民不但在受封建主义之害，而且也在受资本主义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国生产不足之害，也在受国外生产过剩之害。”通过这场论战，从理论上回答了“城市中心沦”者的诘难，也批判了反对在中国农村开展革命运动的观点。

第二，佐证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结论的科学性。“中国经济派”否认中国农村中存在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否认中国农村中存在地主和农民阶级对立，认为“中国在1927年以后，农村已经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已经占优势。所以农村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问题，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对此，“中国农村派”认为，农村中依然大量存在封建土地租佃关系，农民依然没有脱却封建的农奴性，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是农村中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农村破产不是生产不发达，而是根源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陈翰笙、薛暮桥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农村中普遍存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地主与大量无地少地的“饥饿佃农”，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成为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基础主要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绝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束缚，既不能成为像“飞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又无充分土地可以保障自己的独立生活。陈翰笙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村居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划分方式基本一致。“中国农村派”的调查和学术研究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的调查研究如出一辙，反映了农村中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相呼应。

第三，肯定暴力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式。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而非改良，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李培林先生指出，这场论战对中国农村出路的探讨实际上是从改良和革命两大视角，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从改良的视角有生产要素路径和传统文化路径，从革命的视角有农业生产技术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路径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工业相结合的路径。因而，“中国农村派”等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批判“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改良路线，也要反对“中国经济派”忽视改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张。尤其是后者，他们深受“托派”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只要“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并把土地加以彻底的改造，然后民族的生产力就可蓬勃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只有革命的手段和武装斗争的方式，才是改变农村土地关系，打破农村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最佳途径。“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

五、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它最初萌发于李大钊提倡以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之时，通过这场论战及其前后的中国哲学史沧战、新启蒙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得到强有力地推进，应用范围由史学领域逐步拓展到哲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自然科学领域。

首先，以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均“将生产方式看作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也提出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唯物的观点三个原则。吕振羽则认为“史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看作是“唯一”或“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论战者看来，因为它指出了一个科学的真理，即人类社会以经济基础为根本的发展规律，它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和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从而有助于求取全部的历史真实。

其次，重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特征。多数论战者从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基础出发去判别社会发展的规律、特点、过程。郭湛波指出，当时的论战者认识到，“解答中国社会问题，非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可；要想明了中国社会史，非先得明了中国经济史不可”。正因为唯物史观从经济领域探求社会历史变迁，使得论战各方注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经济史料进行收集、应用和解释。如郭沫若、吕振羽、陶希圣等引用《诗经》、《尚书》和二十四史等史学著作中的大量经济性史料文献进行分析，张闻天、任曙、严灵峰等多次使用海关册、轮船、钱庄、丝厂的经济性数据资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进入尾声之际，陶希圣创办了《食货》杂志，研究中国经济史，毋宁说他不受唯物史观的经济演进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意义的观点的影响。

再次，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成为考量学术研究党性的基本依据。论战各方均依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使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论证和批判，是这场论战的重要特征。李振宏先生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考察阶级社会的历史，毫无疑问仍然是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则。”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是如此，研究其他学科也是如此。论战发生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使得论战各方必然分属一定的阶级阵营，学术研究中包含和体现阶级话语也同样不可避免。李泽厚先生认为，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背景下开展的这场论战，其无情的批判音调比起科玄论战中朋友间温情脉脉的讨论而言简直换了人间，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这场学术论争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显示着极其强烈的党性。学术讨论(科学)的现实目的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异常明确。因而这种收获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同时是意识形态性的。即是说，这场论战无法远离阶级斗争的场景，阶级分析方法成为梳理论战迷乱阵势的中心线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都在为自己所属的阶级阵营寻找社会的、历史的根据。

总之，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在政治、革命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学术论辩，它既在世界视野和阶级话语下建构起宏大叙事，又在唯物史观路径下寻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性质的判定；它既深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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