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提 要：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关键词：韩国；历史编纂学；民族主义；现代化

韩国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性思考既不在以历史本质为核心的思辨历史哲学层面，也不在以历史知识本质为核心的分析历史哲学层面，而是更多体现在狭义历史编纂学层面即历史叙述实践中。1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亚洲各国以至欧美国家的历史学中都可以看到，但对于理解韩国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取向意义更为突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脱离了对民族主义的分析，要理解韩国历史学的基本观念、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从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演进历程入手，探寻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根源和特点，以求在史学理论和国际史学的层面对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以及民族主义历史学本身提出一种大致的看法。

早期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及其在殖民地时期的式微

“小中华”的意识，进而对于朝鲜民族文化自我的体认逐步增强。到19世纪末，清朝腐朽不堪，列强环伺，朝鲜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种局面下，朝鲜思想界和历史家强化了脱离中国藩属和文化附属地位的倾向，开始明确地将朝鲜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独立历史的民族加以叙述。当时先已在中国与日本流行起来的西方民族国家思想也传入朝鲜，为朝鲜近代启蒙、开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方向。

此一时期的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以申采浩、朴殷植、郑寅普为主要代表，其史学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参与目的，认为历史的基本内容就是民族发生和消亡及与异民族斗争的往事，要在殖民化危机面前明确本民族的主体性，就必须明确朝鲜民族的悠久和伟大性，通过重新叙述历史，建立起朝鲜民族认同的基础和自信心。为此，他们宣扬檀君朝鲜说，否认箕子朝鲜说，1呼吁以高句丽为中心重构朝鲜历史，尽量抹杀或者批判朝鲜历史上的慕华、事大观念，甚至表达出民族扩张主义的言论。例如，申采浩不仅认为高句丽是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强大政权，而且主张恢复高句丽旧疆，“认为韩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上古从北方向南发展，而中古以后从南方向北发展，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一定能收复高句丽旧疆，重光檀君遗史。”2他以这种心态对檀君传说以及高句丽、百济、新罗历史所做的表述，都强调它们曾经对中国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甚至提出，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曾经占领山东、浙江。申采浩还在对朝鲜王朝的慕华思想进行批判时强调，中古以后朝鲜半岛的慕华之风导致朝鲜人自甘附庸，充满奴性，而朝鲜人所倾慕的中华文化的很大部分，其实是从朝鲜文化而来，中国史的相当部分是韩民族创造的。稍后的郑寅普继承申采浩的民族史观，在其《五千年来朝鲜的魂》中提出了一个“魂的历史观”。所谓魂，指体现在韩朝历史中的韩国人的文化精神，其渊源就是檀君。由于相关的历史资料缺乏，郑寅普采用民俗学方法弥补史料的不足，认为檀君之魂已经转化成为朝鲜人的生活方式、习惯、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朝鲜历史与朝鲜文化是同一的”。3

中国甲午战败，被迫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朝鲜民族主义史学家将此视为一次解放，并对历史上的事大主义进行清算。但是，摆脱中国藩属地位对于朝鲜同时意味着失去了抵御日本吞并的能力。刚刚从清朝藩属国变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大韩帝国”存在了仅仅13年，就被日本吞并。4这将朝鲜民族主义者置于甚为尴尬的境地。他们直接面对将朝鲜民族灭杀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亟需反驳日本帝国主义为永久吞并朝鲜而制造的日鲜同祖论、满鲜史观，以及相关的韩朝历史他律性、停滞性、党派性、民族性等旨在磨灭朝鲜民族独立意识的论说，又依然能够感受到慕华事大历史经历对现实朝鲜民族精神的遮蔽。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遭遇亡国之痛，这使得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探索，是一种救国的实践，因而比在亚洲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激昂。

日鲜同祖论宣称日本自太古以来就支配朝鲜，韩日同种，满蒙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也是其同种，因此日本吞并朝鲜是使朝鲜回到富强的本家。他律性论主张韩国历史是在中国、蒙古、日本等外力干

涉、支配下推演的，因而韩国无法自主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日本指导下才有可能。满鲜史观将朝鲜史纳入满洲史，宣扬朝鲜历史不过是大陆势力更迭余波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朝鲜人的半岛性格、事大主义。停滞性论认为韩朝长期停滞在古代社会，缺乏步入近代社会的能力，必须依赖日本的帮助和指导才能从其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党派性论认为党派斗争贯彻于朝鲜历史，而这种党派斗争的背后是朝鲜人的民族劣根性，这是朝鲜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民族性论主张韩国人本性低贱，是事大的、模仿的民族，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1这些历史观念一起构成的由日本帝国主义学者灌输和宣扬的殖民主义史学，显然是日本推行永久统治朝鲜乃至亚洲政策的工具，在落实为历史的具体事实叙述时，充斥着无数歪曲事实的内容。但是，借助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来自日本的“实证”史学方法论，这种殖民主义史学成为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最具有影响力的“官方”历史叙述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后，这些观念的影响仍然长期流传。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在殖民地时期朝鲜半岛从来没有止息，但是朝鲜半岛正规体制内的现代历史学架构，却是以当时京城帝国大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因而长期浸泡在殖民主义的观念溶液中。“日韩合并”之后的京城帝国大学，将朝鲜史纳入“东洋史”范围，把探明朝鲜的“东洋性”及其对日本代表的“内地”之从属性做为目标。当时，“京城帝大史学科由国史学、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个专业构成。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日本内地大学史学科相似的三分科体制，但是朝鲜史取代了西洋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科。这种分科体制不仅导致世界史视野的缺乏，也瓦解了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国史不仅被编入‘东洋史学’的学问范畴，还被分解为‘支那史’和‘满鲜史’，这样的分科也体现了京城帝大史学科要将日本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东亚国家间的位阶秩序体现到历史学范畴的企图……其基本特征就是用日本帝国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2这就造成了韩朝历史学与日本现代历史学相似的两翼呼应状况：从研究技术角度看，推崇的是实证主义，或称“唯事实主义”，模仿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检验和历史事实的个别性、特殊性，倾向于选择微观课题，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细密分析方法，标榜为了解过去而研究过去，讳言宏观理论或普遍化知识；从研究的现实性角度看，则这种历史学实际上又被融于为日本大陆政策做学术张本的殖民地史学大框架中，或者在面对大量服务于日本殖民主义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说时保持失语状态。在这种基本背景中，在纯学术、实证研究领域形成较大影响的历史学家，以李丙焘、李相佰、李弘植等为代表，他们皆有日本史学影响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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