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Ａ·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方法论新论

摘要　在美国学界对于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威廉斯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他对美国外交的思想文化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重视不够。实际上，这是一种流行的谬见。威廉斯为美国外交史提供的不是一种经济解释框架，而是一种文化解释框架。然而，不管是将威廉斯的方法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还是归结为“唯心论”，都是对威廉斯外交史学的一种简单化解读。“简约主义”的标签不可轻易加在威廉斯的头上，因为他在其概念框架内清醒而巧妙地处理着观念与现实、结构性因素与人的能动作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对美国外交史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威廉·A·威廉斯，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论，经济决定论，唯心论

中图分类号　K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005—06

已故美国著名修正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在他生前身后均备受争议。本文将聚焦其方法论层面，对相关研究和评论辨伪辟谬，以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威廉斯为美国外交史研究提供的不是一种经济解释框架，而是一种文化解释框架；然而，无论是将威廉斯的方法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还是将其归结为“唯心论”的做法，都是对威廉斯外交史学的一种简单化解读。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研究，可谓体大思精，富有启发性。

关于威廉斯是经济决定论者的说法，由来已久，流传甚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威廉斯的第一部外交史著作《美俄关系史》出版之际，一些批评家就对威廉斯强调“经济因素”的倾向予以关注。一些评论者指出，威廉斯仅用“对经济优势地位的渴望”来解释美国外交，“可谓过于简化”。1959年威廉斯的代表作《美国外交的悲剧》出版后，福斯特·R·杜勒斯评论说，威廉斯“迷恋于一种近乎排他性的经济解释”。詹姆斯·沃布里则已经明确地把威廉斯称为“经济决定论者”。此外，约翰·布雷曼在评论威廉斯的《美国史纲》时，称威廉斯过于“天真和执迷不悟”，错误地试图“把美国的全部经历硬塞进对历史进行经济解释的紧身衣”，造成了一种唯有“美元符号”才是美国历史的“支配性”动力的假象。卡尔·N·代格勒尔在评论《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一书时，也称“威廉斯的解释与查尔斯·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极为相似”。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针对威廉斯的“门户开放命题”(Open DoorThesis)批评说，“门户开放史家(Open Door Histori—ans)都是教条主义式的学者，海外市场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挥着最为强大的作用，就是他们的信条”。

断言威廉斯为经济决定论者的一种变相说法是，威廉斯对美国外交之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运用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比较早地提出这一说法的，应当是戴维·F·杜拉斯克(David F.Trask)。杰拉德·A·库姆斯在其外交史学史著作中，也持此看法。

对威廉斯所谓经济决定论进行持续挞伐的，当属后修正派的领军人约翰·刘易斯·盖迪斯。1972年，在其处女作《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中，盖迪斯已把威廉斯视为修正派方法论缺陷的渊薮。他指出，修正派的视野“过于狭窄地聚焦于经济因素”，结果忽视了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操作的深刻影响”，而这种狭隘『生源于他们对“威廉斯观点之基本要素的承认与模仿”。1986年，盖迪斯又批评威廉斯的“门户开放”研究范式过于粗陋，它不仅不能说明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而且它把自身视为“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迫使全部美国外交史削足适履般地适应。盖迪斯认为威廉斯的美国外交政策观“与经典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极其相似”，主张对海外市场的追求决定了外交政策。在1990年发表的《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概念方法：跨学科视角》一文中，盖迪斯进一步指出，威廉斯的“门户开放”范式犯了“简约主义”(Reductionism)的错误，即以单一的原因或“一类单一的原因”(Single Categories of Causes)来解释复杂的事态。威廉斯等人“几乎是全然用经济术语来解释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权国家的兴起及其外交行为。这种方法尽管在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内资本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方面，具有明显的价值，但它对政党政治、国家安全考虑、国际动向、个性人物以及无法预见的事态等的作用，却几乎没有予以关注”。

总而言之，批评者们将矛头主要指向了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毋庸讳言，威廉斯在其某些作品的某些章节中，确实把美国外交政策行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客观需要。他对19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二战后危机再度爆发的强调，以及没有持续的海外市场扩张，美国经济就会受损的断言，都是适当的例子。表面上看，威廉斯把美国的扩张与对海外市场的寻求等同起来的某些论述，确实给人一种其分析框架是以经济利益和需要为中心的印象。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回顾威廉斯治学之路，通读其作品，不难发现，认定威廉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而对意识形态重视不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

威廉斯的批评者在指出其研究路径的“内向”性(即从国内因素的角度探寻外交政策的形成)这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并未对此加以深究，没有弄清楚威廉斯对前人的超越。

从国内因素的角度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并非威廉斯的首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主义史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查尔斯·比尔德就强调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领导者个人因素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战后，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托马斯·贝莱更是以强调国内“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闻名；威廉斯的导师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则从利益集团角度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正如包括威廉斯本人在内的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比尔德是威廉斯观点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对比尔德的史学遗产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超越，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比查尔斯具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或系统，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子系统，从小的方面谈，公众舆论、特殊利益集团等，都在或隐或显、或轻或重地影响外交决策。比尔德、贝莱、哈林顿等人的方法论都有一个缺陷，即把某些社会因素从社会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并由此透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威廉斯没有因循这条老路。他从17～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那里获得了思想的灵感。在1973年发表的《一名不妥协的修正主义者的告白》一文中，威廉斯写道，他从17世纪中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以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历史进程的观念，从19世纪末期德国

哲学家威廉·狄尔泰那里借用了“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一分析工具。

威廉斯坚持认为，人都是根据其对现实的认知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始终不在于他们是否思考，而在于他们如何思考、思考什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考察人们的世界观。威廉斯指出，德语中“世界观”的经典解释是：“关于世界及其如何运动的观念，同时它又是一种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危急年代，均据此一看法(Ouflook)采取行动的战略”。用通俗的英语加以解释：每一个社会都拥有一套为整个社会所信奉的关于社会现实的假定(Assumptions About Re-ality)，这些假定无时无刻地为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认知、他们对事物原由及后果的理解、他们的选择取向以及行动的范围，提供指导，施加限制。

探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关系的著名学者迈克尔·亨特是这样界定“意识形态”的：一套相互关联的信念或假定，这些信念或假定把现实体验的复杂性简化为易于理解的术语，并且提示出应对现实的适当方法。不难看出，威廉斯的“世界观”概念与亨特的“意识形态”概念基本上是可以画等号的，二者均指一种思想建构，这一思想建构形成了人们解释世界以及在其中采取行动的基础。在威廉斯看来，“世界观”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对社会环境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是解决人们“如何思考、思考什么”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正是从“世界观”这一研究路径出发，威廉斯踏上了重建美国外交史解释的修正主义学术之旅。

威廉斯论证说，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尤其是它在20世纪对维持“门户开放”的痴迷，源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处于美国人这种独特世界观中心的，是这样一种“核心信念：要实现(国内的)自由、利润和福利，就必需扩展市场，而且是拓展自由市场”。威廉斯把这种特殊的世界观称为“门户开放帝国主义(Open Door Imperialism)”。威廉斯的代表作《美国外交的悲剧》对“门户开放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生成、发展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指导，进行了探讨。诚如威廉斯本人所说：“此书实际上是关于一种意识形态如何在观念、利益集团压力以及市场资本主义动态进程三种因素的互动和整合中发展演变的。”也就是沃伦·F·金鲍尔所认识到的、属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性质的书。在该书中，威廉斯对观念和信仰的强调要远胜于他对客观经济需要的强调。他指出，不是经济需要本身，而是“关于经济之必要性的观点，赢得了广泛的认同”。驱使美国领导人在19～20世纪之交走向海外扩张的，是这样“一种核心观念：海外经济扩张是实现国内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至20世纪中期，“门户开放式扩张的理论、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在美国领导者身上已经内化(为信仰)，为他们所深信不疑”；由此，帝国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简言之，威廉斯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力，不是美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需要，而是“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内福利有赖于海外的经济活动”，“他们的种种行动，皆由这种假定而来”。正因如此，J·A·汤普逊不无遗憾地抱怨说，归根结底，威廉斯“不是从经济或政治角度，而是从观念层面”证明了海外经济扩张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与其说威廉斯为美国外交史提供的是一种经济解释的框架，毋宁说是一种文化解释的框架。威廉斯“门户开放”学说的这一特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从事“文化转向”的新一代学者所认识到。埃米利·s·卢森堡(Emily s.Rosenberg)把威廉斯引为自己的同道和先驱，认为其经典大作《美国外交的悲剧》，早就将经济诠释融入美国“门户开放帝国主义”文化之中。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也指出，威廉斯的全部作品都是围绕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展开的，是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视角加以解读和理解的，因为他所指的美国人的扩张主义“世界观”，可视为美国人的“精神”(Geist)，是凝聚社会整体并充斥于社会整体的主导性原则。然而，威廉斯外交史学的这一“天才的想象力，经常淹没于具有误导性的经济决定论的指责声浪中，而被忽视”。斯蒂芬森甚至认为，威廉斯的解释模型更应受到指责的是其“唯心论”(Idealism)而不是经济决定论；应该从前一视角，重写威廉斯史学史。

其实，斯蒂芬森的“唯心论”说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之见。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就已把威廉斯归为唯心论者，认为他把美国外交政策简化成了决策者意识的表达。威廉斯的学生托马斯·J·麦考密克也曾指出，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修正派从来都不是一门心思的一元唯物论者(Monocausal Materialism)，尽管一些平庸的实践者可能已使修正派朝这一方向庸俗化了。修正派之概念框架的关注点，历来是共同体的观念与追求利润的需要之间的价值观对立……威廉斯和其他一些修正主义者强调的重点，是关键人物、他们的复杂的世界观及按照这些世界观采取行动的自由意志，对资本积累需要这一结构性的决定因素的强调还在其次”。在麦考密克看来，修正派的弱点，是唯心主义发展过度与结构主义发展不足之间的不协调，而不是盖迪斯所说的“一元决定论”。但是，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唯心论”，都非赞誉之辞，因为它们都非辩证的，意味着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采取了一种“简约主义”的错误解释。这里涉及的是人文科学中两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即物质与意识、社会结构与能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其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来，观念的物质基础与观念的独立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各国学者，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之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学者提供了一个能够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那么威廉斯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实际上，那些指责威廉斯为经济决定论者的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威廉斯是从世界观/意识形态层面考察美国外交政策根源的，不过在他们看来，威廉斯所说的扩张主义世界观不过是马克思之意识形态概念的翻版而已，即意识形态是物质利益的反映。据此，亨特认为，威廉斯的方法论是“利益驱动论”(Interest-oriented)；在威廉斯这里，意识形态是功能性的，是美国资本家大亨用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实力，并借此实力去实现社会一政治控制的工具。詹姆斯·R·科尔斯也把威廉斯与加布里埃尔·科克、哈里·马格道夫等列为同类学者，这些学者都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由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罗伯特·塔克进行了一番冗长的分析，最终的结论也是：威廉斯的世界观概念，是资本主义这一社会一经济制度的反映。

但是，威廉斯对“观念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反映”

这一简单化的看法，并不苟同。在《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一书中，他写道：“不断变化的现实提出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要求，甚至推动着人们去接受那种新的世界意象(Image)。但是，新的愿景(Vision)并不会自动产生。它是从具体的人的富有判断力和思想性的想象中，缓慢而痛苦地产生出来的”。换言之，威廉斯并不认为观念是对变化的现实的直接反映，相反，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观念往往是更持久、更有力量的。那种把观念视为“有着经济方面的动因或由经济决定的”的看法，是“狭隘的、粗俗的”。

在物质经济与观念的关系问题上，威廉斯的基本立场在《美国史纲》一书中有比较清楚的表述。在该书前言部分，威廉斯解释说他写作的目的有三：(1)对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社会的结构和环境——即社会现实——进行大概描述；(2)归纳不同发展阶段的美国人对他们所青睐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和解释的特征；(3)对上述世界观如何从当下或记忆中的现实中产生，并反过来改造现实的途径，加以多方位的解释。威廉斯的基本观点是，扩张主义的世界观必须理解为一种“独立变量的观念”与现实之间辩证互动的产物；现实塑造观念，观念也塑造现实，不可以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正是“通过现存观念与经验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世界观才得以形成。

威廉斯把上述基本立场和观点运用到了对历史的具体分析上。在《美国史纲》中，他对1890年代后期的重大事态的描述与分析，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1890年代，美国决策者面对特定的社会经济现实——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做出的反应是，“加紧努力，以提出一些能够解释危机的根源并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的观念”。美国社会的成功和富足有赖于不断扩张的边界，这种由来已久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决策者，并使他们得出结论：海外经济扩张是国内问题解决方案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又比如，在《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一书中，威廉斯在分析出口导向的美国农业共同体的发展演变时，指出它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战的经历、1870年代后期农产品出口使农场主摆脱危机的成功，以及“对亚当·斯密和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心悦诚服的信奉与恪守”。

这些例子表明，威廉斯并没有把“扩张主义的世界观”当成一种先验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他在处理观念与现实的问题上，其方法论是历史的和实证的，而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泛泛而谈。而且，威廉斯的历史实证，不是即兴而作，而是始终在一个清晰而连贯的概念框架中展开的。在这个概念框架中，他清醒而巧妙地处理着观念与现实、结构性因素与人的能动作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

威廉斯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物质性、结构性因素是资本主义。在《美国史纲》一书中，他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把美国历史进程划分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自由放任(Laissez NousFaire)以及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ion Capitalism)三个阶段。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是塑造(Shape)美国历史及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物质性因素。但是，它的作用仅仅是塑造，而非决定。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演变之外，还有美国人思想的演变在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威廉斯看来，美国人的思想是以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观念为核心的，主张个人财产、自由市场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斯密，“成了美国的新哲学之王”，根据他的逻辑，“市场扩张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威廉斯的概念框架里，与资本主义这一物质因素并存、并行的还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因素。这种思想观念的遗产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基本公民自由权的成功与持续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中，威廉斯并没有完全否认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他认为，“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以及人的疯狂之举，但历史舞台上的绝大多数显赫人物，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关于世界的概念，意识清醒、目的明确地采取行动的”。

总之，威廉斯在对待观念与现实、结构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是稳重而精巧的。相反，他的批评者则是轻率的，他们的思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不是认为物质产生意识，就是主张观念是绝对独立的；不是认为结构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主张能动的人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认为历史进程是必然的，就是强调其偶然性。这种决然两分的思维方法，是威廉斯明智地加以拒绝的。

一个时代的主导观念是在这个时代的物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观念从来不是完全由现实决定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限制着人的选择，同时人的能动性反过来也雕镌形塑着这些结构。历史既不是纯粹必然的，也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这些关系上的复杂性，恐怕仅凭理论上的夸夸其谈是解决不了的。威廉斯认识到了理论的局限性，却没有简单地抛弃理论，没有一味地求助于某种幼稚的经验主义，而是努力平衡观念与物质、结构与人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解释美国外交史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门户开放帝国主义”是现实与观念的辩证统一体。用威廉斯本人的话说，是“关于现实的一个概念，它整合了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抽象的概念、既往的和现实中的政治、各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弥赛亚式的理想主义、社会一心理需要、历史意识和军事战略(诸因素)”。不过，威廉斯对这些变量并没有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而是有所突出、有所侧重。有学者归纳说，威廉斯关注的重点是“美国领导人(以及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之经济层面”。而在笔者看来，在世界观分析框架下，威廉斯经常用到的变量有三个：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及具体的经济利益要求。受威廉斯启发的其他后来的修正主义学者，正是从威廉斯这一高度概括的解释框架中选择了不同变量，作为他们解释美国外交史的出发点。

当代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J·霍根(MichaelJ.Hogan)不止一次地给予威廉斯外交史学高度评价。1987年在评论献给威廉斯的纪念文集《重新界定过去》一书时，霍根指出：“威廉斯的遗产迫使学者们去进一步思考国内因素与外交政策的联系、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等这些重要问题。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威廉斯激发了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批评性分析，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去寻求一种比他本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综合分析——不过，这种综合分析必须把他于30年前首先提出的一些见解糅合进来。”2004年霍根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演说，在对全球化时代美国外交史学的前景进行展望时又指出，威廉斯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也许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我们的研究领域内最具创造性的建树；他独一无二的贡献，是提出了卓越的美国外交史宏大叙事”。这些话都在提醒着我们：在对威廉斯外交史学(包括其方法论层面)进行评价时，必须首先看到它高度概括性和强烈的理论化的总特征。威廉斯的外交史学，不是要对美国外交的具体政策和重大事态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仔细的考证工作，而是要提出一个分析的框架。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评价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进展时所写的，“一种理论或一种模型，必然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没有一种理论或模型能够完全表示五花八门的现实的全部多样性及其变化。认为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将导致A.N.怀特所说的‘把具体性放错位置的谬误’”。由是观之，威廉斯外交史学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简约主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么说，当然不是提倡史学研究中的简约主义——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对美国外交实史进行精细化研究。而是说，我们在进行精细化研究的时候，不要忘了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这对于今天创新美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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