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体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学界关注实录并对之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可是，对于代有修纂、规制宏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录来讲，以往的研究显然还非常薄弱，系统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如今，谢贵安教授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厚重之作，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的细节考订，都多有创新，值得重视。

第一，该书系统考察了实录起源、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对实录修纂机构、史料来源及走向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而成为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实录修纂自南朝萧、梁开始，一直到清代结束，其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发展变化，为此，作者进行系统考察，指出实录自南朝梁代起源以后，到唐朝迎来了修纂的第一个高峰，五代、宋、辽、夏、金、元时期是实录纂修的持续发展期，明代是中国古代实录修纂的巅峰期，到清代，随着君主专制皇朝的衰落，以强化皇权为特征的实录修纂也衰落下来，趋于实录修纂的尾声，最终为实录修纂制度画上了句号。在考察实录发展的过程中，作者还对前人没有关注过的五代实录和西夏等朝实录进行了考订和缕述，补上了实录研究中的缺环。系统功能的优点是系统质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通过作者的系统梳理，使人们清晰地看到实录演变发展的轨迹，这样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属首次。

中国古代实录基本上都是官修史书，对此，作者在系统考察了实录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后，对实录的修纂机构以及管理制度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从唐代史馆、宋代馆阁、国史院、实录院、元代翰林国史院、明代史馆到清代实录馆等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修纂机构进行了勾画和描述；从人事管理、业务管理和后勤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实录修纂中的管理制度，指出了这些管理制度的效果及弊端。以往的研究，较少注意实录修纂机构及其管理制度，作者的这番考察，把实录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实录体史书以大量储备史料见长，是人们研究历史必须依靠的史料宝库。那么，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情况又如何呢?对于这一问题，前人的研究明显不足。作者在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指出政府档案、起居注、时政记以及日历等原始档案和注记文献是实录体史书的史料来源，实录体史书汇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新修史书的史料基础，流向国史、纪传体正史、编年体史书、杂史等等。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实录是古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吸纳了历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古代最重要且篇幅最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国史、纪传体史书等的修纂所采择，在古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实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的结论令人信服。

第二，该书首次对实录体史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在前人成果的各个空隙之间，拾遗补缺，触及许多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

由于当今学风浮躁，学术创新之作实属凤毛麟角，故而人们在评论一部学术著作时，总是忌讳用“填补学术空白”之类的用语，而事实上，能担当此类殊荣的著作确实是少之又少。可是，在读过《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后，深感这是一部在诸多方面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尤其是在实录体史学理论方面，建树颇多。其一，作者将标准的实录体明确界定为“编年附传体”，并认为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实录去掉了人物传记，成为纯粹的编年体，是实录的一种变体。关于实录的体裁特征，前人虽有论述，但意见很不统一，作者经过认真分析，指出实录是“编年附传体”。作者认为，编年是实录体最基本的外在形式，它缘于《起居注》和《日历》的特性，但同时它又具有纪传体的形式特征。《唐实录》、《五代实录》、《宋实录》、《明实录》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人物传记。人们在编纂实录时，以编年顺序为叙事的基本线索，相机切入人物传记，经过精心处理和融会，形成了新的“编年附传”式的体裁——实录体。作者充分肯定实录体的价值，指出实录体是和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并驾齐驱的史书体裁，自成一系，世代不绝。经过作者的论述，实录的体裁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为今后的研究扫清了障碍。其二，在实录的直书与曲笔问题上，作者也提出了富有理论价值的个人见解。作者认为，实录中的直书与曲笔是实录修纂中的基本矛盾，构成一体二翼、相反相成的关系，实录中既有曲笔，又有直书，直书与曲笔处在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作者还明确指明实录中曲笔的范围和限度，认为曲笔事故易发地带主要在三个区域：帝王事迹、臣僚事迹以及涉及个人恩怨和敏感问题的典章奏疏，其三，作者对实录体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论述。实录体史学是专制皇权制度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它的价值，从而为今天史学发展服务呢?对此，作者认为，实录中充斥的皇权专制主义思想、官本位意识、歧视妇女的男权主义观念、无视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动的褊狭视野、曲笔观念以及官场作风和马虎态度等等，都是要摒弃的。但同时，实录中所反映的珍视中华文明的观念、传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传道精神、以史为鉴的致用精神、直书意识、管理经验以及史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等等，都是要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该书将实录编纂置于中国古代专制皇权的政治、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以实录编纂为纽结，深入考察了实录编纂与政治、社会的相互作用，放宽了史学史研究的视野，揭示了政治与史学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为人们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提供了借鉴。

作者所致力考察的实录修纂与党争的关系、实录修纂与家族的关系以及实录修纂与少数民族汉化的关系这三部分内容是该书最具创新性的部分。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修史不是孤立的学术行为，特别是官修史书，往往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目的，牵动社会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从而成了政治倾轧的焦点，折射出传统史学泛政治化的特点。对此，该书作者有深刻的认识，他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细致分析，从史学史和政治史两个角度对实录修纂加以解读，指出在专制社会里，激烈的党争往往会影响到实录的修纂，从而造成曲笔。作者考察了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争和明代东林与阉党之争对实录修纂的影响，让人们真切看到政治与史学相互作用的鲜活场景，使人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以及在朋党争斗之下历史学尊严的丧失。

中国传统世袭史官制度导致了史学家族的出现，从而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这种“世家修史”在实录修纂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家修史，会形成一定的传统，使实录修纂得到一定的质量保证，但同时也会产生相互包庇和联手作弊的问题，影响实录修纂的真实性。作者致力于揭示实录编纂中世家修史现象，把史学研究的触角扩展到家族文化研究，不仅拓宽了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且为社会史的研究贡献了智慧。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和清朝等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也有连续不断的实录修纂，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修纂实录的现象，作者认为这既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由部落民主制向皇帝专制制度转变的象征，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政权在实录修纂过程中，基本上仿照汉族王朝实录修纂的观念、制度、体例等，但同时也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打上民族的烙印。作者从实录修纂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拓展了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研究的空间，为探讨民族融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案例。

第四，该书纠谬补缺，考订严谨，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般的细密考证，在书中尚有许多，善不觉其小，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扎实的治学功力，

一部洋洋50万言的巨著，所研究的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在创获良多的情况下，也留下了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作者用了很大力气考察了实录修纂中史学世家的情况，但罗列情况居多，理论分析欠少，关于史学世家对实录修纂的影响的分析也显得单薄，揭示家族文化与史书修纂相互影响的任务还很艰巨。在党争与实录修纂相互影响问题上，作者完全可以再进行深入发掘和理论总结，但也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没能进行高度理论概括。另外，既然考察实录编纂的情况，就不能不考察实录编纂机构中史官的情况，诸如史官的来源、去向，史官与总裁之间的矛盾，史官之间学术意见的分歧等等，这一点显然还未完全做到。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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