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唐村武术史料再考略》之回应（下）

（接上期）

二、唐村碑刻中的武术资料问题

唐村碑刻中的武术资料是唐村武术史料中的又一重要组成，其现存的碑刻有《李自奇墓碑》，以及《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和据说是东汉末徐庶母亲撰写的碑文等。对此，拙文依照各碑文内容时间依次论及。

关于东汉末徐庶母亲撰写之碑，在本人两次对唐村的实地考察中虽尽力求访，但始终未见，魏美智先生的《修复中国最古老太极养生拳起源、洪洞移民舍善脉恩圣庙》一文记有部分碑文，碑文中记有“无极寺”与“无极养生”等词语。撇开碑文内容不谈，拙文认为，要确认该碑文为徐庶母亲所撰，至少需要明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徐母究竟如何在唐村。这也是断定该碑文真伪的一个关键所在。关于徐庶之母，史籍中仅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文中并无其籍贯乡里说明，而《三国演义》则成功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视死如归的妇女形象，但也无徐母的籍贯乡里（注：在拙文中之所以提及《三国演义》，是因为古代“演义”类的文学作品往往依傍史传，融合野史而敷演成章）。也就是说，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故事，都未有关徐母的乡里记述，那么说徐母在博爱唐村写有碑文，其依据是什么？不要说其碑现已不存，即便其碑还在，亦须由专业学者进行考证甄别，岂能凭《再考略三》所谓的“唐村的老者们说”即可定论？至于文中声称的“能够与徐庶母亲的碑刻相佐证的现存的残碑断碣，还有一远一近两方面的资料”，其中，文中的“一远”是指东方朔所写《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一近”是指2014年10月竖立的捐款功德碑，在该碑碑阴刻有“三国徐庶之母撰书魏碑”之语。

然而，仅凭东方朔《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有“无极”一词来证明徐母碑的存在，犹如张三有了钱能证明李四也必然有钱一样；拿2014年10月村民竖立的捐款功德碑来证明东汉末的徐母碑，更好比关公战秦琼，此等“研究”实在不合正常逻辑。《再考略三》作者如想证实徐母碑的客观存在，必须拿出点靠谱的材料来。顺便提醒作者：东方朔的《金伞山万寿观刘自然先生赞碑》的碑文据说见自《怀庆府志·金石志》，如此，并非“现存的残碑断碣”，如作者亲见目前该碑的残断模样，无疑应清楚说明其具体情况；另外，2014年10月的捐款功德碑竖立的时间至今仅一年多，完好无损，也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残碑断碣”。

《再考略三》一文中的第二部分至第十部分，其内容是围绕笔者对《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所提的质疑。据说该碑原碑已失，仅存拓片。从字体看，此碑为行书，其落款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作者为“普观”，而在此年，“普观”还写有一通碑行书的《清凉子末香偈》。鉴此，笔者对照其书体笔迹，认为“两者字体明显有异，显然非出自同年的同一人之手”。而《再考略三》认为，《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是楷书，拙文拿楷书对比行书，“那显然是非常缺乏书法常识的”。笔者承认《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行书相比《清凉子末香偈》略显工整，此类字体也有人称之为“行楷”，但万万不敢苟同《再考略三》称其为“楷书”。请非常具备书法常识的作者能否列举出古代类似《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式的所谓“楷书”作品？至于作者能如于字体差别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看出两块碑刻的相似之处”，笔者表示怀疑，至于是如何鉴别的，应作出详尽说明。

接下来分析《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表述的具体内容。关于此碑涉及的武术问题，拙文列举了四大疑点。疑点一：唐代已有《易筋经》吗？疑点二：唐代出现了冠有名称的武功吗？疑点三：唐代少林寺习武吗？疑点四：唐代能有“以柔克刚，舍己从人”这样的拳理吗？事实上，这四点疑问只要有一点成立，那么这通碑及记述的所谓唐僧李道子事迹就值得怀疑。

关于前两点，刊登在《少林与太极》上的《再考略三》闭口不谈，而在魏美智先生个人博客的《河南唐村武术史料再考略》一文中，则谈到了碑文中的《易筋经》问题。《易筋经》按目前学界的共识，应成书于明中晚期，但博客中的《再考略》不同意此说，认为如《易筋经》创于明末，“我们就不能理解宋代张君房所撰的《云笈七签》中的‘易髓’、‘易筋’的说法，以及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内传》中的‘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的记载”，在作者看来“这些记载正是习练易筋经的要旨”。显然，作者在《易筋经》的成书年代上玩弄起了颠倒乾坤的攘星大法。在他看来，似乎只要在前代的字里行间找到与所考订事物相同或相近的文字，那么所考订事物的年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上文的“体质”、“卫生”，和下文的“以柔克刚”等。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指责说：“目前有关易筋经的考证只是对现存资料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所得版本的考证上……并不能代表《易筋经》发展的历史。”那么什么是《易筋经》一书“发展的历史”呢？难道历史上出现了“易髓”、“易筋”之说就代表了《易筋经》的问世吗？作者的用心大概也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中提及《易筋经》才显得合情合理。可以明确对作者说，目前学界对于《易筋经》成书年代的判断，并非依据作者声称的“仅仅停留在所得版本的考证上”，而是通过该书本身透露出的种种历史信息。史学研究注重的是史料。关于这一点，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过一段非常剀切的话，即“治科学者，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而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则无须资料。

另外，魏先生谈及了有关《易筋经》一书的内容问题。他这样写道，《易筋经》是“通过修炼丹田真气打通全身经络的内功方法”，此外再按照功法要求，“配合《易筋经》搏击术同时练习可达到无坚不摧的神功威力”。如此描述《易筋经》，本文笔者不知魏先生等对该书的认识是基于文本的阅读，还是出自武侠小说。因为在现存有清一代的各种《易筋经》文本中，不管抄本还是刻本，均未出现过一本如作者所说的《易筋经》。

文中作者还提到了本文笔者对于西谛本《易筋经》的考释，称笔者所言“似是而非”。在关于西谛本《易筋经》的年代问题上，本文笔者确是看走了眼，忽视了西谛本中所避的乾隆帝名讳，即该文本并非明末本而是清抄本。关于这一点，本人早在2013年第12期的《中华武术》以及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上，有所说明。对于西谛本《易筋经》文本年代判断的失误，对笔者也是个很好的教益——在以后的治学中会引以为戒，会不断夯实自己的学识基础。但是，这与《易筋经》的成书年代无关，与西谛本《易筋经》本身具有的学术价值无关。

关于拙文提出的疑点三“唐代少林寺习武吗”，《再考略三》引用了唐人张《朝野佥载》中有关僧稠的记述，似乎想证早在唐代之前少林寺已有习武活动。殊不知《朝野佥载》所记僧稠习武，并非在少林寺，而是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寺院。其后文中以“《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记载的十三棍僧助唐王的故事”来佐证唐代少林僧习武，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请原作者好好看看至今竖立在少林寺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碑文中何来什么“十三棍僧”之类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自唐代至元的七百多年时间内，至今未曾发现一条有关少林僧人习武的确凿资料。因此，《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言之凿凿的所谓李道子“塑艺少林”，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关于少林武术的缘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撰文强调：少林武功缘起于紧那罗王信仰，并认为“将少林功夫源头直接归结到隋末少林僧助唐史实上，实为勉强”。

至于其后《再考略三》所论“以柔克刚，舍己从人”，再次玩起了他断章取义的攘星法宝，认为“以柔克刚”早在《道德经》中见诸文字，而“舍己从人”也始见于《孟子·公孙丑》，所以“李道子精通儒道佛三教的文化与理论，将之用于无极养生武功将以柔克刚，舍己从人的理念引入无极养生武功是很正常的”。对此本人有两个问题请教作者：

1.拙文的“以柔克刚，舍己从人”是据于武术的特有语境来谈的，难道《道德经》与《孟子》也是如此吗？

2.除了这一独家报道外，作者能否还可在明清以前的武术文献中举例一二？要不然，怎么能使学界信服？

至于《再考略三》在最后通过近代以来博爱县“傲人的武术成绩”来证明“《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所记载的武术都是真实可信的”，这显然缺乏学术支撑力，就像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武术练得好就必然得出他是习武世家的结论一样。

拙文正是据于以上四大疑点，提出：“不管《十力传碑》是否是普观所写，李道子与十力僧是否为同一人，可以肯定的是，碑文中有关武术方面的种种记述几乎无一条可信，无一条可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相反，“如碑文中的内容属实，那么一部中国古代武术史将被彻底改写！”顺便提醒作者，《再考略三》中称宋书铭非宋远桥后人，而是博爱县清化镇十街人，这与拙文并无多大关系。因此，请在这发前人所未发的重要问题上按规范说明其依据，不管是文献资料还是口述史资料。否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不具有说服力。

另一通《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原碑也已无存，仅留拓片。就内容而言，拙文认为，此碑应与历史上东汉末的徐母碑之无极寺“无极养生”、唐初李道子十力和尚创艺的“无极养生武功”，以及据说丘处机1163年在唐村所题的“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释道儒融三教之胜，养生之圣地焉”碑文不无关系，四者之间明显有着一脉相传的沿承关系，而且这也应是《李氏家谱》中所记李春茂及其儿子李仲、李岩等纷纷进入该寺习练武功技艺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这样一来，上自徐庶母亲所撰碑文中的“无极养生”，继而《十力传碑》中李道子的“无极养生武功”，再至丘处机赞誉的“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养生之圣地焉”以及明初千载寺高僧对迁徙来的移民“舍食传拳”，以使苍生养生而寺门积善，最后是李春茂父子等入千载寺习武而创“太极养生功”及撰写出“无极养生拳论”等，就显得其历史脉络十分清晰，而且前后衔接，一切顺理成章。然而，这种丝丝入扣的历史对接，加上东汉徐母碑及所谓“唐初李道子十力和尚创艺的‘无极养生武功’”等等种种疑点，总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全海博士曾对《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和《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两碑的真伪进行过专门研究。他通过两碑拓片内不同位置的相同文字对比认为：“两块碑帖同一字书写基本没有变化，不符合毛笔手写的特点，电脑排版可轻易做到。”言下之意很清楚，被一些好事者视为拱璧的《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和《千载寺舍善洪洞移民功德碑》两碑，不过是现代计算机的“杰作”。据张全海博士告知，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对魏美智先生说过，据说魏先生也默认了此事，不知为何在《再考略三》中还被坚信为“是真实可信的”，“对研究明朝初年的移民历史”与“千载寺武术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还有一通落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所立的《李自奇墓碑》，其所记内容无疑是对长期来武术界认定的关于心意六合拳源起和传播路径的颠覆。关于此碑的真伪，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真实的，但也有人认为靠不住。拙文未纠缠于碑文中的“皇明与大清”以及“与二字”等诸问题，而就其中记载的武术资料从三个方面提出疑问：首先是拳门传人的认定问题，其次是心意拳的传播区域问题，再次是碑文上将李自奇称作“心意拳六合枪宗师”问题。遗憾的是，在笔者所提问题上，作者又一次置若罔闻，喋喋不休地大谈起繁体字的“”与“”来。笔者认为，《再考略三》作者如不对拙文提出的有关《李自奇墓碑》几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那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下面，就其中两大问题再次提出，希冀作者能正面回应：

首先是拳门传人的认定问题。按碑文所记，李自奇“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卒于康熙六年（1667年）”，而姬龙凤的生卒年则较模糊，据一份乾隆年间的《形意拳谱》，他是明末清初人氏，后人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姬龙凤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0年），稍后于李自奇。如果两人的生卒年大致不错，那么早在姬龙凤的二十多年前的河南唐村，心意拳已蔚然形成，这样一来，所谓姬龙凤“传艺河南”自然就无从谈起。但问题是，既然早在姬龙凤之前的李自奇是位精擅心意拳的一代宗师，又曾去“山西、陕西传拳”，并按《再考略二》所说，“唐村的武术活动是家族性的”，还把“把武术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这样说来，无论如何应多少留下点有关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然而，长期以来的基本客观事实是：至今包括河南在内的历代形意拳传人，莫不奉山西姬龙凤为拳祖，这种文化认定的个中原委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心意拳的传播区域。依据《李自奇墓碑》所记，李自奇当年曾将其心意拳传播山西、陕西地区。如此，山西等地的心意拳应由河南传入。然而，在目前所有的心意拳或形意拳相关记述中，这一传播路径从无人提及，均认为心意拳缘起山西，后向河北、河南等周边地区传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拳技流派。若要推翻此论，作者须提供相应的材料，但绝对不能以需要甄别真伪的材料来考订材料所记内容。此外，《李自奇墓碑》还有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既然李自奇身为心意拳宗师，而“唐村的武术活动是家族性的”，还把“把武术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那为何在近350年中，其影响竟然声息全无？这岂不令人称奇？难道在这350年里，李自奇一脉心意拳遭受过一场文化灭绝，以致他所传心意拳被历史彻底尘封，声息全无？笔者所提这一问题，也包括唐村李氏家族所传之太极拳。

三、唐村武术抄本资料问题

在唐村另外的几份武术抄本资料问题上，拙文主要讨论了三份《拳谱》与数份枪棍谱。《再考略四》中集中谈了《拳谱》而没有谈及枪棍谱，因此，我们把话题也围绕三份《拳谱》展开。

在《再考略四》一开始，作者就指称笔者“没有厘清杨氏太极拳谱、武氏太极拳谱与李氏太极拳谱的关系，没有厘清赵堡太极拳与唐村太极拳、赵堡太极拳与杨氏太极拳谱以及舞阳盐店与武氏太极拳谱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绪颠倒，概念含糊”。这里，本人暂不理会此类先声夺人的言辞，先看看该文作者是如何“厘清”各家太极拳、尤其与唐村太极拳之间关系的。

《再考略四》第一部分的“唐村太极拳谱与武禹襄太极拳谱承袭关系”中，据于上世纪末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武氏太极拳全书》所记武禹襄之兄武澄清“对太极拳造诣颇深”一语，先是谈唐村李氏如何在舞阳开设盐店，随后又绘声绘色称李氏开设盐店后如何与舞阳县官场关系非常好，深得官员信任。同时，“因武氏兄弟都喜欢武术”，故“李氏兄弟也常教武澄清十三势太极拳”。由此，《再考略四》作者提出了个一反前人的“新观点”，认为：“所谓武氏太极拳并非自武禹襄开始……武澄清就是唐村李氏的门徒。”于是乎，武澄清在舞阳盐店得到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就显得头尾相接，似乎既合情，又合理。也许，这就是作者自诩的“厘清”。然而，李氏兄弟曾常教武澄清十三势太极拳，武澄清“是唐村李氏的门徒”之说，其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请作者如实列举；如无，就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难道就凭文章作者一无佐证之辞，就能得出“武氏太极拳源自唐村”的结论？

另外，作者指责武禹襄“并不懂得十三势的功法功理”，武禹襄对太极拳理很多地方的理解、改动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武禹襄乃历代太极拳家公认的一代太极拳宗师，他对太极拳理的阐发与贡献，主要见于《打手撒放》、《十三势行功要解》、《四字密诀》和《十三势说略》等著述，这些拳论，也被后人奉为太极拳理经典而加以传抄、刻印。对于包括太极拳理在内的前代武术拳谱和各文本之间的差异，不是不可以加以重新解读，甚至纠正，而且这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难道《再考略》的作者是“隐藏在少林寺中的扫地僧”，手握绝对真理可以“秒杀”武术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再考略四》在第二部分的“唐村太极拳抄谱与原谱的关系”中，闭口不谈拙文通过多方面分析对三份《拳谱》年代所作的“不会早于民国”判断，而是把话题转向“抄谱是不是有价值，关键看此抄谱是不是反映了原谱的面貌”上来。那么文中作者所指的“原谱”是什么秘籍呢？原来就是上面那份需要甄别真伪的《李氏家谱》中所录“无极养生拳论”。必须指出，作者这样的引证是有违史学常理的——如何将一份破绽百出的文本定为“原谱”而去考订另一个文本？有趣的是，在后文中，原谱与抄谱的关系竟被掉了个，具体反映在所论及的“朕”与“联”两字问题上。

在《李氏家谱·无极养生拳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练功探感之无极养生功乃人之无意无形，联先天极妙之主体。”而此语与孙禄堂先生《形意拳学》署名“艾毓宽”所写之“序”非常雷同，“艾序”原文为：“无极者，乃人之无意想，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这是拙文认为“无极养生拳论”抄袭《形意拳学》的一个佐证。“艾序”的“形朕”一词是指事物外表的征兆，但“无极养生拳论”作者则将原文的“无极者”三字改为“吾练功探感之无极养生功”后，又贸然把“乃人之无意想，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改为“乃人之无意无形，联先天极妙之主体”。这样的改法可能是抄袭者对“形朕”一词不明语义，故按己意强将“朕”改“联”。殊不知这样一改，不仅读起来诘屈■牙，而且文句不通。但是，在《拳谱·无极养生拳论》中，原谱的“联”则写作“朕”，其云“无意，无形朕，先天极妙之主体”，只是“无意”后漏写了一个“想”字。对于“朕”作征兆解，《再考略四》是认同的。既然这样，作者就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为何作者避谈原谱“无极养生拳论”的“联”与“朕”关系问题？

2.既然被作者视为原谱的《李氏家谱·无极养生拳论》内容存在问题，那如何来证实抄谱，抄谱又如何反映“原谱的面貌”？

3.作者究竟是想用原谱证明抄谱还是想用抄谱证明原谱？

事实上，“艾序”与唐村的“无极养生拳论”其文句孰对称、孰通顺，相信稍具古文常识的人不难明白，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形意拳学》与“无极养生拳论”谁抄袭谁的问题。

《再考略四》第三部分标题是“唐村太极拳谱之间的内在联系”。用需要考订真伪的文本来证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实在有点无厘头，笔者不愿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故不予评述。但是，在这段内容的末尾作者提到拙文曾说“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而“这个问题学者专家已经披露很多”，是后人编辑进去的，故周某人“再称它为‘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就没有道理了”。但笔者实不知魏先生是如何在拙文的字里行间搜寻到所谓“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一语的。在拙文中，提及“十三势论”的有三处，提及“张三丰全集”的仅一处，而且是在最后的引文注释中，全文根本未有什么“光绪年间出版的《张三丰全集》里有《十三势论》”之类的话。此等无中生有的指责与点评有违基本学术规范。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连篇累牍的《河南唐村武术史料再考略》似乎洋洋洒洒，但逻辑多有荒谬、硬伤比比，并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繁荣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学术争鸣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形式，争鸣者同样必须遵循学术规范的几个基本要求，如：不能曲解他人观点，自己立论必须有据，引用资料当注明出处等。众所周知，伸胳膊动腿并不等同于习练武术；同理，文章的表述不管多长，如不符合学术规范，也当然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即便如此，回想起2014年本人两次在对唐村进行田野调查及材料收集过程中，程峰教授和魏美智、李立炳等诸位先生给予的种种帮助，依旧心存谢意。（全文完）

（编辑/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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