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亲清论”与建构新型政商关系

权力和资本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基于对资本腐败性和丑恶性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开始活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确立，权力和资本的关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清而不亲”转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亲而不清”。无论是“清而不亲”，还是“亲而不清”，都不是权力和资本的正常关系。如果说前者明确地划定了权力和资本的界线，全面拒拆和清算资本，害怕资本对权力的侵蚀；那么后者则大胆地模糊权力和资本的界线，全面跨越权力和资本的边界。

正确处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世界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论”令人耳目一新，清晰地标注了中国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交往或共处的界线，既是说给中国企业家听的，更是对中国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提醒，是具有丰富政治、法律和道德内涵的真知灼见。

从政治上看，公权与资本是公私两种不同领域的力量对比。资本是私人领域的产物，以实现自我扩张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过度追求利润或利益会带来灾难性恶果。通常，公权是控制和合理分配资本的力量，但在一些场合公权与资本却进行了“联姻”，公共政策被资本绑架，为不正当的资本扩大化披上合法外衣，造成公共政策的无效或低效。公权成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帮凶，模糊公私界线，产生官商勾结的扭曲政商关系，严重恶化政治生态。

从法律上讲，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准绳。它提供了资本合法化、合理化、有效性的依据。然而，权力资本化或资本权力化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一些领导干部借助公权为个人、家庭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员谋取权益；一些个人或群体为了维护既定利益或谋取更多利润，利用资本优势谋取政治福利，以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这些行为要么采用打擦边球形式，要么隐晦地越过規则，更有甚者置法律于不顾，公然违反法律。程序正义一旦遭到破坏，实体正义就很难顺利实现，依附于行政的司法力量在对抗权力腐败问题上通常会显得苍白无力。

从道德上看，“亲清论”也对政商两界提出了要求。企业家往往是不甘平庸、具有勃勃野心的有志人士。然而，在政商博弈中，他们却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会成为牺牲品。一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最需要扶持的时候却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只能自生自灭，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破灭。而在利益丰厚的资本地带，各公权部门竞相插足，有些干部逾越了道德底线，思想堕落，沉浸在权力资本化中，带坏了公共部门风气。“亲清论”呼吁干净、纯洁、公正的政商关系，弘扬正义的社会风气，帮扶有志之士实现理想，同时收紧领导干部的紧箍咒，倡导廉政作风建设。

建构“亲清”的政商关系，关键在于弄清楚公权与资本什么时候该“亲”，什么时候该“清”。邓小平早就明确了“亲”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公权要保护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创新发展方向的资本，而不是落后的、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甚至阻碍转型、发展与创新的企业。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业发展时，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哪些企业该“亲”，以确保扶持的企业能够自我生存与自我发展。

“亲清论”对建构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几点要求：

第一，制度是亲清关系的根本。政商关系的剪不断、理还乱归根结底是制度不健全的结果，因为权责不清，才会相互推诿；因为制度的缺位，才让政商间的舌战欲罢不休；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才给官员的怠政懒政托词提供了契机；因为追责制度及激励措施的不完善，让政府官员失去了动力；因为监督机制与惩罚制度的缺位，滋生了公权腐败等行为。在制度建构中，法治建设是关键。将长期积累的政商治理有益经验固定下来，合法化、制度化，并以法治精神重塑政商关系是”亲清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二，亲清关系要以发展为目标。政界和商界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寻求发展。重构政商关系，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政府只有激活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才能创造更大的国民财富，惠及人民。公权对资本的规范和管理不是为了压制资本的扩张，而是要实现公权与资本的双赢，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福祉。不仅如此，亲清关系还要以加强政商两界的自身素质建设为支撑。

最后，亲清关系要以监督为保障。这既包括对政府的监督，也包括对企业发展的监督。政党监督、司法监督、政府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网络监督、自我监督等都是亲清关系监督的重要手段。

（王宁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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