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社会发展投入

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重经济、轻社会”实际上是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问题。不同的发展观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结果。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投入经济见效快，投入文教卫生周期长见效慢，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把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作为硬指标来完成，把社会发展则放在次要地位，造成历史欠账。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也强调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并从六五计划开始，把国民经济计划改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统计部门都专设了社会发展司，看起来似乎重视了社会发展，但实际上在战略决策上没有根本的改变。由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反而使社会发展比重有所下降。详见下表：

上表的数据表明，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而且历年变化不大。在改革开放前，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2002年比例提高到5.7%。

另外，在社会发展总支出中有近1/3为文教科卫福利的基建投资。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是1∶13。若基建投资加上事业费，社会发展的总支出与经济发展和其他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20，最低的六七十年代为1∶30，这就是说有90%以上的资金用于经济和其他建设，直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科研等支出只占GDP的5%左右，比例没有提高，有的年份还在下降，这说明社会发展的增长幅度慢于GDP的增长幅度。

经济建设的投资规模近五年来以10%—15%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8.3%，从速度看，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很不协调了，再从效益看，则更不协调。近年来，经济建设重扩大规模、忽视效益，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继家电、汽车两轮重复建设后，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项目又在全国遍地开花，造成新的重复建设，产品积压严重。据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40%左右，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从1978年的24%降到2002年的9.5%，下降了60%。所以，一方面，经济建设中由于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金浪费，和生产领域中追求高速度、低效益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另一方面用于社会发展的资金却捉襟见肘。同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过度开发、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据中科院专家测算，1985—2000年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21.8%是通过“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获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后，纯GDP只有78%，这部分损失的绝对额大大高于社会发展的总支出。如果经济社会能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那么损失成本会低得多。

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才、技术创新的基础，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如美国经济发展强劲，主要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每年创造200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还成为吸引世界精英的动力，它垄断了世界教育市场的40%；日本在人均GDP1000美元时，就投入占GDP达5%的教育经费，只用了20年，就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入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已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左右。以上各国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教育事业基础差，建国以来偏重物质生产投资、忽视智力投资，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摧残，改革开放后虽得到恢复与发展，但偏重物质投资的倾向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所以教育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包括事业费和基建投资）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详见下表：

从上表50年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最低为1970年，只占1.2%，最高为1985年占2.8%，反映了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2001年只有203元，折合成美元仅2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1.8%。

在十多年前，教育部门曾发布了《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完成，到2001年还差1.3个百分点，仅完成纲要的68%。

教育经费不仅总额少，而且分配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并且十多年来有扩大趋势。首先是城乡分配不均，据2001年的统计，小学生和初中生的生均经费，城市分别为1894元和1838元，农村为494元和464元，城市比农村高2.8倍和3.0倍，农民收入低，农村贫困地区减免学杂费的只有2%—3%，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其次在教育结构上，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农村义务教育绝大部分由农民负担，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主要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使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均达到惊人程度，如京、沪大学的入学率已达40%，而贵州初中入学率只有52%，目前农村拖欠教师工资和挪用挤占基础教育经费的现象仍较普遍。由于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文盲率达6.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9%，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与当前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是极不适应的。

要改变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首先要彻底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建议把教育投入比例纳入法制轨道，应在中央财政支出中占有稳定的、合理的比例，在2010年，应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公共教育经费是纳税人贡献的资源，在资源分配中必须客观公正，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应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真正使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

三、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我国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历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预算内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2001年为496亿元，占GDP的0.52%，比近几年的比例略有提高，但比70和80年代的比例低得多。详见下表：

上表中比例最高的是六五时期，卫生经费占GDP达0.83%，卫生基建投资占基建总投资1.5%，以后各时期均低于六五、七五时期的水平。考察卫生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可用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称为卫生弹性系数，世界发达国家卫生弹性系数在1.4%—2%左右，如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均在1.4%—1.9%之间，瑞典、西班牙高达2%，表明卫生费用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我国则相反，由于政府投入的卫生经费慢于GDP的增长，1991—2001年的11年间，弹性系数只有0.96%。

在医疗资源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据卫生部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占全部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费只有1.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8%。乡镇卫生院由于政府投入不足，1/3已完全倒闭，1/3半死不活，只有1/3正常运转。2001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为1.17人，仅为城市2.32人的一半，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农村合作医疗已名存实亡，由于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收入水平低，医疗费昂贵，看不起病的现象很普遍。据卫生部抽样调查，在贫困地区患病未就诊的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高达89%，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达50%。据有关部门调查，当前我国39%的城镇人口消费了95%的医药资源，而61%的农村人口医药消费仅占5%，而且农村过期失效药品多、假劣药品多、游医药贩多，严重危害了农民的生命安全。

城镇的医疗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覆盖面低。效益差的企业职工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却报销不了医疗费，农村基本上是自费医疗。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也大大加重了患者负担。据卫生部统计，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医疗费，从1990年的10.9元上涨至2002年的99.6元，上涨了8.1倍，同期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由473元升至3598元，上涨了6.6倍，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均大大超过了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幅。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六成。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1年的22.8%降至2001年的15.5%，社会投入比例由38.4%降为24.0%，而个人医疗支出由38.8%上升至60.5%，个人费用从345.2亿元增至3113.3亿元，10年中增长了8倍，同期政府投入只增长3倍，社会投入增长2.6倍。以上数据表明，在医疗费中，政府投入只占1/6，而且增长慢，支出比例最大的是个人，占总量近2/3，增长最快，反映了政府投入不足，加重了个人负担。目前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由于医疗费过高，不堪重负，已成为生活中的后顾之忧，也是近年来储蓄猛增、消费不振的主要因素。

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长期重治轻防，缺乏应急机制，传染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卫生部在2003年上半年公布的传染病病例共发生100万例，发病数虽比上年同期下降4.3%，但死亡数上升了9.9%，其中非典型肺炎死亡348例，居死亡数第四位，病死率居第五位，它的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另据流行病学调查，乙肝病毒携带者已占总人口10%，慢性乙肝病人约有1300万，每年有30万人死于肝硬化和肝癌，艾滋病感染者累计已达100万人，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将超过1000万，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在60年代已消灭了的传染病和血吸虫等地方病又死灰复燃。

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相反，如果重视和健全卫生体系，就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和医疗费，如采取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健康就是财富”，投资卫生保健事业可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通过预防保健手段，挽回一个“生命年”就可获得年收入500多美元，挽回100万人的“生命年”，就是5亿美元。

在1997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提出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国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并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全社会卫生总费用达到占GDP5%左右”。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较大差距，至今尚未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体系也很不完善，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全国约有近一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各级卫生事业费均低于规划目标。卫生部统计的卫生总费用虽已达到GDP的5.3%，但政府投入的卫生经费和公费医疗仅占GDP的0.8%，社会和个人费用占了4.5%，把个人医疗费用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作为卫生工作的目标来完成是不恰当的，应强调把政府投入比例的上升作为卫生工作的目标。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排序中，中国居188位，比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缅甸还低，说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与世界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要保证实现政府提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应增加公共卫生经费投入比例，从目前占GDP 0.5%提高到1%以上，卫生弹性系数提高到1%以上，应将投入比例明确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中；改善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和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加快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扩大覆盖面，在农村要建立由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达到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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