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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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医疗过失意味着,诊疗行为表现出对患者安全的有意识漠视。重大医疗过失的典型行为类型是,明知从事医疗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严重欠缺,却冒险开始或继续实施诊疗,以及在诊疗中轻率冒险或不注意而未认识到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最近,在医学判断错误成为问题的案件中,刑事司法的介入反映了医疗过失处罚范围的扩大化趋势。

关键词:医疗过失医疗事故罪重大医疗过失合理慎重医生标准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1-0099-15

在我国,医疗过失可以成为处罚的对象。《刑法》第335条的医疗事故罪为处罚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并非所有导致患者死伤的医疗过失都值得处罚,只有在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此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2009年12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指出,“严重不负责任”包括 “无正当理由拒绝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和“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第56条第2款)。“严重不负责任”限定了处罚范围,但是,其判断标准未必清楚,这给实务上恰当适用法律来保障诊疗活动的安全带来了困难。笔者比较考察美国和中国的医疗过失处罚情况,探讨如何判断值得处罚的重大医疗过失。

一、美国的医疗过失处罚情况

在美国,由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手段非常多元,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同行专家的从业资格审查和刑事责任,因此,相比道路交通肇事等其他过失案件,医疗过失刑事案件的数量很少。但是,“重大”的医疗过失仍然可以构成犯罪。美国的医疗过失刑事案件可追溯到1809年马萨诸塞州ComvThompson案,此后,案件零星出现,20世纪后半期出现增加趋势。根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1809年到1981年期间共15件,1981年到2001年期间共24件,2001年到2011年期间增加到37件。参见 James.A.Filkins, With No Evil Intent: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Physicians for Medical Negligence, 22 J.Legal Med.472 (2001).根據Diane E.Hoffmann的统计,从1981年到2005年间共30件。Diane E.Hoffmann,Physicians Who Break the Law, 53 St.Louis U.LJ.1082 (2009).根据K.Mann的说明,在全美范围内,医疗过失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加与一定数量的医疗过失民事案件的犯罪化倾向是一致的。参见K.Mann, Punitive Civil Sanctions: The Middle ground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Law, 101 Yale LJ.1795(1992)

在罪名适用方面,美国法不存在类似我国的医疗事故罪那样以医务人员为特殊主体的独立罪名,除非州有特殊罚则,一般作为普通主体的非故意杀人罪处罚。常用的具体罪名是误杀罪和不注意致死罪。前者是指认识到危险却有意冒险,主观方面是轻率(recklessness);后者是指由于未尽到慎重注意的义务,没有认识到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主观方面是可罚的不注意(criminal negligence)。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也出现了几例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医生刑事责任的案件。此类案件包括The People v.Protopappas, 201 Cal.App (1988 );People v.Klvana, 11Cal.App4th 1679 (1992);United States v.Wood, 207 F3d 1222(2000);People v.Brown, 91 Cal.App4th 256 (2001)。这些案件全部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详细介绍参见于佳佳:《论英美过失处罚规则的历史变迁——以英美医疗过失刑事判例为素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2卷第2辑,第431—434页。

刑事追诉对涉案医生及其职业生涯的影响甚大。除了刑事制裁之外,在很多州,被判处有罪的医生会被吊销执照;即使无罪,医疗过失的嫌疑以及与此有关的证据也会被用于资格审查或者成为行政惩处的依据。B.Walston-Dunham,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and Litigation, 79(2005).因此,医疗过失的处罚范围向来受到严格限制,作为“重大”过失评价的行为应该表现出“对患者安全的有意识漠视”。George J.Annas, Legal Issues In Medicine, Death, and The Criminal Law, 333(8)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530(1995).判断是否“重大”时,可以考虑行为人对“危险的认识”和其行为“偏离注意标准的程度”。但是,法庭上争论的问题往往是前者。根据学者的分析,这是因为医疗领域中的注意标准是专业问题,而法官和陪审员都是外行,比起为专业问题动脑筋,更加关心的是“被告人是否给予了注意”。PMonks, Frankly My Dear, I Dont Give a Damm, 36 Med, Sci& Law 185(1999).

历史上,能够符合主客观条件、作为犯罪来处罚的“重大”医疗过失有两种常见形态:一是恰当完成诊疗所需要的前提欠缺;二是在诊疗中轻率冒险或对应该认识到的显著危险没有尽到注意。最近,医疗过失的处罚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体现于常见形态的医疗过失刑事案件数量增多,而且体现于过去不作为犯罪处罚的医疗过失形态也被纳入到刑事规制的视野,这里所指的是医学判断错误。不同过失形态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有区别,因此,详细说明将围绕过失的形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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